支弄的弄常，便要加上小数点了。于是在这城市生活，就变得有些抽象化了，不是
贴肤的那种，而是依着理念的一种，就好像标在地图上的一个存在。
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却是凭公式计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奥难懂，要有灵感和学
问的；上海则简单易解，可以以理类推。北京是美，上海是管用。如今，北京的幽
雅却也是拆散了重来，高贵的京剧零散成一把两把胡琴，在花园的旮旯里吱吱呀呀
地拉，清脆的北京话里夹杂进没有来历的流行语，好像要来同上海合流。高架桥，
超高楼，大商场，是拿来主义的，虽是有些贴不上，却是摩登，也还是个美。上海
则是俗的，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一
份幽雅，这幽雅是精工车床上车出来的，可以复制的，是商品化的。如今这商品源
源打向北京，像要一举攻城之战似的。
评《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
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许三
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
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而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
像他这样一个俗世中人，纲常伦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
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问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许三观的英雄事迹且是
一些碎事，吃面啦，喊魂什么的，上不了神圣殿堂，这就是当代英雄了。他不是悲
剧人物，而是喜剧式的。这就是我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
记一次服装表演
年前，在上海展览馆，看了一场奇特的服装表演。“模特儿”们都已人到中年
甚至老年，从42岁直至74岁。她们穿了自己设计剪裁的衣服，随着迪斯科音乐走在
长长的红色地毯上，操着没有训练的朴素的步子，面带羞怯而勇敢的微笑。她们逐
渐地镇定下来，有了自信，她们的脚步渐渐合拍，注意到了观众。观众大多是她们
的丈夫和孩子，丈夫和孩子微微吃惊地而也有些羞怯地微笑着。台上台下，他们彼
此都有一些害羞，他们从来没有试验过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会面，彼此都有些不认识
了似的。起初，他们都不好意思交流目光。而渐渐的，他们都勇敢起来，好像都暗
暗松了一口气。她们开始向他们炫耀，她们忽然发现，她们竟还能够向他们炫耀，
她们心中生出了年纪轻轻的虚荣心，决心再一次地征服他们，而他们则有些目瞪口
呆。几十年岁月的磨蚀，他们几乎忘记了她们是女人，她们对他们稔熟得只成了一
桩习惯。她们排列着一行队伍，轮番向他们进攻，她们已经将迪斯科的音乐踩得很
准，脸上的笑容逐渐热烈，有些无所顾忌。她们起先是用目光袭击，然后挺起了胸
膛，她们踩着红色的地毯，向他们婷婷而又炯炯地走来。他们招架不住了似的，他
们投降了似的放松下来，也不再害羞，甚至有些“厚颜无耻”地盯着他们的女人。
他们想到：这是女人们，而她们也想到：她们是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将这点忘
了很久。
她们在没有性别的服装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在没有性别的负荷里消灭了
自己的性别，她们没有性别地度过了她们最好的岁月，她们几乎结束了女人最好的
岁月而忽然记起了她们是女人。
女人们穿着男人们为她们挑选的夜礼服，金光熠熠地向我们逼近，在这一个音
乐厅里还没有完全安静，宴会厅里还没有普及暖气和空调，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想象
力为生日召开一个晚会，而她们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等待这一切的时候，这大
约是她们穿这夜礼服唯一的夜晚，这大约是她们生平里唯一的金光熠熠的夜晚了。
她们在她们唯一的夜晚里，炯炯逼人地走来，从长长的红地毯上走来，向她们
的丈夫和孩子走来。她们是走过了多么漫长的没有风光的道路，才走上了这条红地
毯的。音乐越来越激越，热情地鼓励她们并且安慰她们，她们脸红了，她们泪光闪
闪了，而大厅里灯火辉煌。
自然最美
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说：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
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家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
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在作家
中也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
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
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也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
现在的作家性别意识不是很强，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而现在两性作家在写作
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很现实，拼命把现实世界的面目表现出来，尤其是“新写
实小说”那一派，两性作家极其相似，他们的作品、理论不是文学很好的理想和表
现目标。不过那些评论家把方方也归纳到“新写实”里去，这不正确。我觉得方方
比“新写实”作家都要好。对于“新写实”小说，我觉得缺少一种诗意，写作能力
很强，语言非常利落。这批作家的差别很大，笼统归为一派不太科学，这同评论家
的想法有关。
寻找苏青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
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着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
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
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
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
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
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
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
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
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
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
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
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
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
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
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
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
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
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
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
此，张爱玲是须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
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
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彰，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
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
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定着的
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
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
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
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
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
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
音的，有些乡土气用。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佯的。所
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
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
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
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
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
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
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
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
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
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
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
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
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
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
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
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
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
没什么可歌位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虚，
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未节。
关于幸福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自己觉得幸福。
也许这只是一句人人皆知的落后了的大白话，而我却知道，有不少人，甚至很
多人并非为了自己的感觉，而是为了他人的观瞻而建设自己的人生与生活。因而窥
察别人的生活与家庭，便成了我们生活的另一部分。
我们的生活好象就是以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生活给人看；二是看别人生活。
我们同情别人生活不幸而自觉着幸福，我们评价着别人的是非长短而深觉自己又高
尚又美好。于是，我们也无法不提高了警惕地想到，人家将对我们的生活怎么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困扰，我们无法解脱这个困扰，我们很沉重，无法轻装上阵。
为了这个困扰与顾虑，我们自己的感觉反倒下降，反倒被我们自己忽略。
我们心里充满了奇特的自尊与自卑。别人的目光对于我们是那么重要，使我们
不安。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承认与肯定，我们再幸福也不幸福了，我们再快乐也不快
乐了。我们自己无法证明自己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无法由我们自己验明。我们被动
地生活，寻找幸福，我们常常寻找不着，因为我们出发时就迷了路。
观后与写后
要说《拯救大兵瑞恩》体现了多么深刻的人道精神，似也未必见得。当然，斯
皮尔伯格确是加足作料，烩制了一道人道主义的大餐。他总是善于将各种人类精神
奉献给好莱坞的票房。事实上，排除各种渲染，拯救大兵瑞恩也仅是通常意义上的
人道原则。我们中国历来都有独子不当兵的政策，只不过没有加以抒情化解释，强
调母亲的原因，倒是以为天经地义，事当如此。再说，故事也并不像那种极端化的
讲法，是以八条人命换取瑞恩一命，而是八个人去救一个人。也是从效果考虑，参
加拯救的兵力越强，彼此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后来的牺牲，则主要是在保卫桥头的
小规模战役中造成，但换来的是这一阵地的决定性胜利，亦是正常的战争伤亡，和
八个人拯救大兵一个人关系又不大了。总之，斯皮尔伯格的每一项崇高的名义，都
是从一个浅薄的定义扩张而至。但他掌握着电影语言的暴力，每一回他都能成功地
将他的成果强加于人们。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次，《拯救大兵瑞恩》略略事出
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