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台南来的，走在纽约、东京、墨尔本的街上。当他们在某一个公园里
独自流下眼泪时，那世纪末的眼泪是否早已深埋了世纪初的淡淡的轨迹？所
谓基因啊，不过是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吧。
一株湖北的竹子，飘洋过海到异乡，在欧洲的阳光雨水下繁衍成千千
万万株的竹丛。世纪末的时辰到了，仿佛一个私定的终身，千千万万丛竹子
同时开花，死亡。但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称为死亡？花穗中蹦出种子，种子
落在肥厚的土壤中，将衍生出另一片千千万万的葱绿竹丛，在另一个世纪之
初始。而那新生之竹，将不再是被移植的品种；欧洲的土壤将是他们此生不
渝的故乡。
死亡，竟是新生。那么文化和历史的所谓宿命，当新的种子落下，新
的思想抽芽，难道宿命所埋藏的不也是民族的新生吗？街上，孩子的欢声不
断。
第14 节 向往
老朋友玛格特来访，从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来破旧不堪的德文书，兴
致勃勃地说：“和你的孩子一块儿读，是写两个德国小孩在北京的故事。”我
接过书翻翻；1903 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写1900 年8 月的北京。插图
上有拖着辫子的中国人。
我没说话。
晚上，玛格特像老祖母一样戴上老花眼镜，捧着书，搁起腿，让两个
孩子簇拥在灯下说起故事来。我就在花园里把抽长了的葡萄藤绕到栏杆上；
月光里的葡萄叶子绿得发亮。
就寝前，十岁的孩子来到床边道晚安，说：“那义和团的书很有意思，
我们已经讲到第十页了。”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可是，我觉得
有点儿奇怪——里面的中国人，妈妈，都是坏人呢！”我看看他，多么美的
脸庞，明亮的眼睛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
会问，孩子，可是我该从哪里和你开始呢？也许该从1792 年大英帝国派往
中国的使团开始。五艘船载了近七百个人，包括乔治国王的特使、画家、音
乐家、科学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个月之后抵达了天津，在承德觐见了
乾隆。
英国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馆以保障本国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
我独尊的中国人却还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谓对等关系。乾隆对马夏尔尼之不愿
行叩头礼极为不悦：“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
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
外藩之道。”“朕意甚为不惬”的乾隆不知道在这“英吉利外藩”所属的世界
里，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人权宣言》已经公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戈得温的《政治自由》等
等著作已经出版；乾隆也不知道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经发明了蒸
汽机、蒸汽船，已经发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马夏尔尼的使团中，
有人仔细观察了中国的船舰和火炮结构，发现它们远远地落后欧洲。
自满的帝国内部缺少自我怀疑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英吉利国的庞大船
队来了又去了，中国的大门并不因为使团的叩门而打开。这个深锁的大门便
在四十多年后被炮火轰开，是英吉利人的炮火。历史的巨轮辗过中国，呻吟
声至今可闻。
或许也可以从《北京五十五日》这部影片说起？1993 年夏天我在北京，
想看一部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增添一点历史感。在外国朋友家中看《北
京五十五日》的录象带，却像吃了一碗掺了沙子的稀饭。老是演英雄的查尔
登·希斯顿这回又是英雄——骑着马，披戴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1900
年的北京。电影里中国人愚蠢而且残忍，更典型的是，中国人像蚂蚁一样以
群体作为衬托英雄的背景出现，绝对没有一张个人的面孔。电影的制作者毫
无掩饰地呈现出他对另一个文化的完全无知和对自己文化的绝对狂妄。这是
50 年代美国好莱坞世界的“朕意甚为不惬”。
或许更应该从LizzieAtwater 这个女人说起？被派来中国传教的Lizzie
在1900 年8 月初写家书回美国：“我不后悔来到中国，只是遗憾成就那么少。
我过了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这封信发出两个星
期后，已经怀胎九月的Lizzie 和丈夫女儿，以及其他几家传教士和他们幼
小的儿女，被诱骗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着的中国士兵将他们一一射杀，
剥光了尸体。被谋害的是十个美国人、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
这些传教士早在义和团的骚动中预见自己的死亡，但是他们的信仰给
予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然而他们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时代的大景
中看来，却显得荒谬。传教士在追求个人信仰的实现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自
己其实同时是帝国侵略主义的一只爪牙。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在
历史的大漩涡里，却变成一个欺凌的、不公不义的集体。
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
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
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在山西遇难的传教士大多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有名的奥柏林学院。1903
年，校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他们的石柱拱门，刻上了死难者的名字。每一年
的毕业典礼，奥柏林的学生要从拱门下庄重地穿过。年年穿过，一晃又到了
世纪末，这是20 世纪的90 年代了。
距离义和团骚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后一百年，我们的世界流行起
所谓“后殖民论述”。奥柏林的应届毕业学生开始拒绝从纪念拱门下穿过；
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
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美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
徒，还有被联军砍头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种族歧视。”每年夏
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或许也可以从“后殖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
（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热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子
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出挑战。当非洲殖民地在二
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出Negritude 的字眼——勉强
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眼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
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
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 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
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殖民论述”的一个核心概念。萨
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殖民”的种种术语进入了亚洲
知识分子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
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当从前趾高气扬的西方知识分子现在低头
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
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9 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
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
容易。高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道：你的概念来
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
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根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阴影。但是尽管如此，
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
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交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
不那么自大。
可能是由于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
西方积怨已深，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
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
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
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殖民”
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
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
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虐待奴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奴隶英勇地起来推翻
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眼也能想象：奴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
始暴虐地压迫新的奴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
能遵循过去的弱肉强食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道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
屈辱。这种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强
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
富而强起时，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
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点。
我不喜欢这本1903 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欢《北京
五十五日》这部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欢什么呢？做儿
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强”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出，向横
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
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做
满眼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奴隶，做了主人却不愿再压
迫别人做我们的奴隶。当世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
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种霸
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强”。
我当然没跟孩子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
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头轻轻问道：
“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
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眼光写德国
人吧！”（原载1996 年10 月18 日《文汇报·笔会》）
第15 节 苏州的识者
去西湖之前，既想去，又怕去。刚好有朋友甫自西湖归来，便问他：“怎
么样？西湖还可以去吗？”他沉吟片刻，只说：“得挑人少的时候去。”我就
明白了。第一次看见长城，是在人堆里被推挤上去的。人潮像洪水，哗啦啦
流在城墙上；播音器以铺天盖地的声音或者警告你别随地吐痰或者强迫你听
一段国乐。第一次看见紫禁城，是夹在旅行团和旅行团的中间，进退不得，
只好跟着流。向导一手持旗，一手抓着喇叭，用你听得懂和听不懂的语言高
八度发音，她的声音必须盖过别的导游才算称职。
可是西湖怎么能不识？唯一的办法是给自己一点思想准备：做最坏打
算，抱最低期望，世界就可以照旧美好。更何况，即使是在三百年前，西湖
也不是一个幽静的地方。晚明张京元看到的西湖，已经“酒多于水，肉高于
山。春时肩摩趾错，男女杂沓，以挨簇为乐”。
到了西湖，果然挤挤挨挨；后头想向前穿过的人得缩肩弓背，两手往
前合并作游泳拨水状，才能拨开人的肉流。可是我很满意：湖畔竟然没有张
牙舞爪的现代水泥建筑，竟然没有假兮兮雕龙画风红红绿绿的仿古架构。湖
面上竟然没有嚣张的摩托艇，水里头竟然没有养肥的鸭子邀游客用气枪打
杀。空气里竟然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卡拉OK 的巨响。
我太喜欢西湖了，这个世界果然照旧美好。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
眺望湖面上翻动的荷花荷叶。“肉比山高”的人群到了夜里总要散了吧？张
岱曾经在大雪夜里独自擎舟到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
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他到了亭上，发现
亭中已有两人对坐喝酒，于是三人同饮。舟子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
相公者。”我在湖边问20 世纪的舟子，今晚是否可以租船游湖。他看我的眼
光使我觉得自己荒唐透顶，“晚上？晚上怎么可以？有规定的。”对于向往已
久的大好河山的古迹，逐渐就形成了三种态度。一种是死心死意的回避。衡
阳的石鼓书院已经变成了歌舞厅；好，你可以做歌舞厅，我可以不去，打死
也不去。庐山上已经建满了横七竖八的房子，挖得满目疮痍；可以，我此生
不必“见庐山真面目”。
另一种是想去、怕去、未去的犹豫不决。譬如苏州河。做小女孩的时
候在母亲裙边绕来绕去，听她用鼻音哼唱40 年代的老歌《苏州河畔》。对苏
州河的联想是幽幽的水光映着月色，温柔的橹声里有轻轻的人生的叹息。到
了上海，人们说：“苏州河，臭来兮！”脸上作出恶心的表情，使我胆颤心惊。
走到黄浦江畔，知道再走一段转个弯就是苏州河，但我停住了脚步，停住了
脚步。
我还没见到苏州河。我要不要去呢？第三种，就是想去、怕去、不得
不去，譬如西湖，譬如虎丘。
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
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
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
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