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大量的工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其结果却是早已注定了的政治的、思想的、心理的过程，其中包括宋明同志的耐心的、有时候是苦口婆心的推理与分析；钟亦成的一次比一次详尽、一次比一次上纲上得高、一次比一次更难于自拔的检讨；群众的最初并无恶意、但在号召之下所作的揭发批判，当然其中也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加大了嗓门和挑选了最刺人的词句；到后来，由于宋明的深文周纳的分析和钟亦成的连自己听了也会吓一跳的检讨，更由于周围政治气温的极度升高，这种揭发批判变成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打击、斗争，最后，做出了上述结论。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不愿意用正眼多看它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的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而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也要亲手拿起手术刀来一道挖，至少，他要自己指划着：“从这儿下刀，从这儿……”
当这个手术完成以后，当钟亦成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失去了心的人的苍白的面孔的时候，他……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我实际上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了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
坐上无轨电车，我不敢正眼看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因为我理应受到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的憎恶和鄙夷。走进邮局，当拿起一张印有天安门的图案的邮票往信封上贴的时候，我眼前发黑而手发抖，因为，我是一个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倒五星红旗和光芒四射的天安门的“敌人”！走过早点铺，我不敢去买一碗豆浆，我怎么敢、怎么配去喝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农民种植出黄豆，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工人用这黄豆磨成，而又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店员把它煮熟、加糖、盛到碗里、售出的白白的香甜的豆浆呢？我看到了报纸上刊出了我国人民银行发行硬币的消息，看到了人们怎样快乐而又好奇地急于去搜罗、保存、欣赏和传看一分、两分和五分的镍市，人们欢呼国民经济的繁荣，社会主义的优越，物价的稳定，货币值的有保障和硬币的美观、喜人、耐用。我也得到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我也喜欢，观赏着硬币上的国徽、五星红旗、天安门、麦穗、年号，爱不释手……但是，突然，在反光的硬币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癞皮狗的形象……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成就而欢欣鼓舞呢？我不是共和国的敌人、社会主义的蛀虫吗？我和祖国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吗？不是说不把我揪出来，斗倒斗臭，就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吗？我不是只能和汉奸、特务、卖国贼为伍吗？汉奸、特务和卖国贼难道也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硬币吗？
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了？这都是真的吗？真的？
钟亦成整夜整夜地不睡，他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但他不断地小便，不断地出汗。每二十分钟，他小便一次。五天以后，他的体重由一百二十四斤降到八十九斤，他脱了形，变了样。宋明同志见他这个样子，鼓励他说：“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你现在不过刚刚开始！”
一九六七年三月。
群众组织举行对老魏的批斗大会，老魏撅在中间，右边是钟亦成，左边是宋明陪斗，钟亦成被按倒，“跪”在台上，以示与老魏和宋明有别，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革命造反派说：“魏××，借讲党课为名，大肆放毒，为刘少奇的黑修养摇旗呐喊，宣传驯服工具论、公私溶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他，走资派，一贯包庇和重用假党员、真右派钟亦成，一贯包庇和重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家宋明……”
“坚决打倒魏××！打倒宋明！钟亦成永世不得翻身！”
“砸烂魏××的狗头！宋明不老实就严厉镇压！”
“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钟亦成想翻案就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钟亦成痛苦、不安，因为他知道，抄家的时候抄走了他一九五一年听老魏讲党课时详细记录的笔记。为了抢这本笔记，革命造反派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头破血流，重伤一个，轻伤七名。最后，召开了这次批斗会，作为“反面教材”的就是这本他始终珍爱的笔记。由于痛苦和不安，他不由得扭动了身躯，这使抓着他的头发的手，更加狠狠地把他的头抓紧，下按、再提起、再下按。
这天晚上，宋明同志自杀了。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手头有许多安眠药片。这件事，给钟亦成留下了十分痛苦的印象。他坚信宋明不是坏人。宋明每天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读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直到深夜，他热衷于用推理、演绎的方法分析每个人的思想，把每粒芝麻分析成西瓜，却自以为在“帮助”别人。一九五七年，他津津乐道地、言之成理地、一套一套地、高妙惊人地分析钟亦成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试写过的每一句诗，证明了钟亦成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不管你主观上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的阶级本能的流露，你的言行举措的实质，其客观的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他举例：“譬如你很喜欢问别人：‘今天会不会下雨？’你的一首诗里有一句：‘不知明天天气是晴还是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典型的没落阶级的不安心理……”宋明的分析使钟亦成瞠目结舌、毛骨悚然而又五体投地。然而，就在进行这种分析的同时，宋明从生活上仍然关心和帮助着钟亦成，下雨的时候借给钟亦成雨衣，在食堂吃饺子的时候给钟亦成倒醋，“处理”完了以后真诚地、紧紧地握住钟亦成的手：“你是有前途的，但要换一个灵魂。祝你在改造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到底，把屁股彻底地移过来。”“彻底地忘掉小我，投身到革命的洪炉里去吧！”他说了许多热情而真挚的，而且，以钟亦成当时的处境，他觉得是很友好的话。但宋明自己却原来是那样软弱，他选择了一条根本用不着那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只是轻而又微地触动了一下他，他就受不了了——愿他安息。
一九七九年。
一个灰影子钻到了钟亦成的卧室。灰影子穿着特利灵短袖衬衫、快巴的确良喇叭裤，头发留得很长，斜叼着过滤嘴香烟，怀抱着夏威夷电吉他。他是一个青年，口袋里还装有袖珍录音机，磁带上录制了许多“珍贵的”香港歌曲。不，他不年轻，快五十岁了，眼泡浮肿，嘴有点歪，牙齿、舌头和手指被劣质烟草熏得褐黄，嘴里满是酒气，脸上却总是和善的笑容。也许他只有四十多吧，大眼睛，双眼皮，浑身上下，一尘不染，笔挺笔挺，讲究吃穿，讲究交际，脸上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气，眼神里却是一无所长的空虚。或者，她只是一个早衰的女性，过早地白了头发，絮絮叨叨，唉声叹气。或者，他又是另一副样子。总之，他们是一个灰影，在七十年代末期，这个灰影常常光临我们的房舍。
灰影扭动舌头，撇着嘴说：“全他妈的胡扯淡，不论是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革命造反精神，不论是三年超英，十年超美还是五十年也赶不上超不了，不论是致以布礼还是致以红卫兵的敬礼，也不论是衷心热爱还是万岁万岁，也不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整人还是挨整，不论“八·一八”还是“四·五”全是胡扯，全是瞎掰，全是一场空……”
“那么，究竟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呢？究竟是什么东西牵动你，使你不愿意死而愿意活下去呢？”钟亦成问。
“爱情，青春，自由，除了属于我自己的，我什么都不相信。”
“为了友谊，干杯！其实，我早就看透了，早就解脱了。五七年也让我去参加鸣放会，给他个一言不发！二十多年了，我不读书，不看报，照样领工资……”
“生为中国人就算倒了霉。反正中国的事儿一辈子也好不了，干脆来个大开放。
“我的女儿在搞第三十四个对象了，但是，不行，不顺我的心，不能……”灰影子说。
“好吧，我们先不讨论你们的要求是否合理。”钟亦成说，“我只是想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或者哪怕仅仅是为了你个人，为了你的爱情和自由，为了你的友人和酒杯，为了你能活着混下去，能够大言不惭地讲什么开放，也为了你的女儿……不，应该说是你自己找到理想的女婿，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准备做什么？你们有能力做什么？”
“……傻蛋！可怜！到现在还自己束缚着自己，难道你的不幸就不能使你清醒一点点？”灰影子生气了，转守为攻。
“是的，我们傻过。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边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被愚弄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比我们所曾经知道的要艰难、麻烦得多。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去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而当我们的爱，我们的信任和忠诚被蹂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愤怒，有痛苦，更有永远也扼杀不了的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曾经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会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是什么呢？”
五
一九五八年三月。
“但是，我相信党！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党，擦干了多少人的眼泪，开辟了怎样的前程！没有党，我不过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可怜虫。是党把我造就成了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了解我们的党，因为即使说是混入吧，我毕竟在党内生活了十多年，用我的不带偏见的孩子的眼睛，我看了、我观察了十多年。我阅读党刊，我做党的机关工作，我参加党的会议，我接触过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他们都喜欢我，我也爱他们。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由民族和阶级的精华，由忧国忧民、慷慨悲歌、大公无私、为了民族和阶级的解放甘愿背十字架的人组成的。你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吗？你读过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吗？我们都读过的，我们知道这都是真的，我们相信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像方志敏、夏明翰那样去做的。我们知道，党除了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再没有别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党有权利也有义务严格要求它的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党员之间，也有必要、有可能互相提出极为严格的、毫不留情、毫不含糊的要求。我从小入党，这并不能成为怜悯、宽容或者庇护的理由，而只能成为更加严格要求的根据。而且，党对我的批判并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恶意，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为了英特纳雄耐尔，为了同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同国际修正主义和中国的修正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党铁面无私！党伟大坚强！哪怕我只是下意识地说过不利于党的话，写过不利于党的文字，哪怕我只是在梦中有过片刻的动摇，党应该采取果断的措施。该清除出党的就清除出党！该划右派的就划右派！该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该枪毙的就枪毙！就像匈牙利枪毙伊姆雷·纳吉一样。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虽然划了右派，我仍然要活下去，我仍然要活下去，就因为我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如磐石，重如泰山！”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下午五点钟，在金波河石桥的桥下面。天下着小雨，一阵阵的风把雨斜吹到钟亦成和凌雪的脸上、衣服上和他们脚下的暂时还是干涸的河道上。寒气彻骨生凉，行人很少。自从钟亦成被批判以来，他一直躲避着凌雪，又赶上凌雪到外地出差几个月，他们好久也没见面了。这次，是他主动约了凌雪，他打算和凌雪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最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虽然否定和消灭自己是痛苦的，但是，他仍然有力量去经受这种不可思议的困难和痛苦，因为他的最根本的信念——对于党的信念并没有丝毫削弱或者动摇，相反，随着他个人的被清洗，他更增加了对党的崇高的敬意和难以言喻的热爱。这样，在这个凄风苦雨的春日黄昏，在这个风景依旧而人事全非的金波河石桥洞下（其实，除了石桥本身，周围的风景也变了——盖起了多少幢新楼），虽然当年英勇保卫石桥的青年——少年共产党员如今已变成了“分子”。虽然他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但是，解放这个城市，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