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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路过堂子巷的时候，看见区政府门口拥了好多人。水泥门楼上拉着一条横幅：市人才交流中心市场。我挤进人群时一个围着大口罩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从后面把我胳膊拽住，“别插队，排好队登记。”我说，“登记什么？我不要登记。”那人甩开我胳膊说，“真没教养，小流氓也到这里来登记。”我说，“谁是小流氓？我看你才像个老特务，你不是特务干嘛又戴口罩又戴鸭舌帽的？”特务对我翻了个白眼，没再理我。我就跟在他身后，随着队伍往一张长条桌前挪。长条桌前坐着一排国家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微笑着把一张表格发给排队者，轻声细语地和他们交谈。我觉得他们就像天使一样纯洁可爱。环顾四周，人才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脸上有一种相通的郁郁寡欢的气色，我就知道那是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我觉得那个老特务肯定是冒充的人才，我盲目地排到了长条桌前，听见老特务对国家干部说，“这社会总算变了。”总算变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听见他说，“这是我的学术著作，出版了２１年了。可是我还在家禽公司当出纳员。”我侧过身子瞟了眼老特务的学术著作。真的是一本学术著作。书已经发黄，封面上印着《激光在化工机械生产中的应用技术》。老特务的手按在上面，手指苍白失血，仿佛一排切碎的萝卜条。我内心对老特务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相信了他是个激光人才。轮到我了，一个女干部把表格递给我说，“请填写。”我不知道该不该接那张表格，我说，“填好了会怎么样呢？”她说，“交流呀，到发挥你专长的地方为四化多做贡献呀。”她慈爱地看着我，说，“你有文凭吗？”我想了想说，“有一点。”她笑起来，“什么叫有一点？有就是有，别谦虚。知识分子是党的栋梁呀。”她又问，“你学什么专业？”我就怕别人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迟疑了一下告诉她，“城市学。”“城市学？”女干部考虑了一下说，“目前还不需要城市学人才。”我说，“我知道不需要。”女干部拍拍我的肩说，“别急，你会人工培育蘑菇吗？”“不会。”“你学过微波载送吗？”“没有。没学过。”“那么你懂西班牙语吗？你会设计时装吗？你懂康奈斯电脑操作程序吗？”“我都不会。”我说。女干部开始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说，“那你只能呆在原单位了。你在哪里工作？”我说了声不知道就溜出了人才队伍。我也不知道怎么闯到了这里来。我根本不想交流到哪儿去，我的专业就是他妈的逛遍城市。我不是什么蘑菇微波康奈斯人才，也不需要别人对我问这问那的就像我母亲临睡前干的一样。离开区政府时我看见那个搞激光的老特务还站在台阶上，他的露在大口罩外面的眼睛红红的，我听见他还在口罩里含糊地念叨，“这社会总算变了。”那是一个怪人，我就不知道这社会到底在哪儿变了。
好像就是那天，在堂子街的公共厕所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个怪人。那是个矮个子男人，他站在小便池的一端看着我走进去。他的眼神很怪。我小便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紧接着他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他抖动着男人的玩意从小便池那端往我这儿移，眼睛斜睨着我。我瞠目结舌，退下了台阶。我说，“你要干什么？”他又叹了一口气，看看我没说话。他把脑袋顶在墙上撒尿，却撒不出来。我想他可能是病了。我走出厕所没几步，发现矮个男人又追了出来，他用一根手指往我腰上捅，说，“去看电影吧，”我说，“看什么电影？”他说，“随便。看电影。”我说，“我为什么要去看电影？跟你去？”这时我听见他叹了第三口气。我断定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加快步子离开了臭烘烘的厕所，猛回头看见精神病患者又钻进了厕所。我觉得碰上这种事情真让人好笑。你一辈子也不容易碰上一件这种奇怪的事情。
和平旅社旅客二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人都见识过。
那么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他是哪儿的？不知道。他说他常在这儿住。
他长得什么样子？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一个养蜂人。
那叫什么特征？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再说我一般都住江南大酒家，我难得上这样的破旅馆来，连暖气也不送。新来的房客穿一件银枪呢子大衣，鼻梁上夹一副金边方镜。我看见他用手套不停地掸着床单，然后放下那只黑色公文包。他说，“脏死了。”打开公文包。包里显得空空荡荡，最醒目的是一排放着的六个各种颜色的证件，还有两根领带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他从夹缝里掏出了名片，递给我，“相逢何必曾相识，交个朋友。”
我把名片翻来倒去地看，那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密密麻麻的头衔让人眼花缭乱。中华实业公司林城分公司董事长
南方摩托车贸易中心副经理
幼苗文学基金筹委会主任
中国集邮协会常务理事胡成
中国
“老胡，你主要是干什么的？”我满怀崇拜之情地望着新来的房客。“什么都干。”老胡拿出一把日本电动剃须刀按摩着光滑的脸部，他仰着脸说，“我没有胡子，但我喜欢玩电动剃须刀，经常使用对皮肤很有好处。”
“我是说你主要干什么工作？”
“这回出来是为基金会做点宣传。”他突然对我笑笑，说，“你能给幼基会募捐资金吗？”
“我？我还需要别人募捐呢。”
“没有巨额的一百二百也行。我们可以考虑你当幼基会顾问。”“你就是专门找人要钱的吗？”
“怎么叫要钱？是筹集基金。我也不能肥自己腰包啊，主要是为了下一代。我们基金会的宗旨就是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未来的大作家。”“我觉得人愿意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培养没用。”“你这人年纪轻轻思想倒挺僵化。”他说着砰地掀开了公文包的铝锁，“来看看这是什么。”
他拿着一叠毛边纸小心翼翼地铺开，一张一张地掀给我看。每张毛边纸上都写满了龙飞凤舞的墨迹。我说：“这是什么？”他说，“你来看看落款。”我一看落款上都是些很重要的名字。你听新闻联播节目看《人民日报》时经常听见看见那些名字。我又朗读了一遍题字。题字内容基本一致但气度各异：祝幼苗文学基金会蓬勃向上今日幼苗明天栋梁全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给予精神物质双关怀等等等等。“题字没提钱的事呀。”我说。
“你这人真死脑筋。”他把毛边纸迭整齐了锁进包里，说，“有了这些题字还不好办？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已经收到三万元捐款了，计划年底突破五万。”
“五万？我有了五万就能坐飞机到拉萨到乌鲁木齐去了。”“我们准备办一张儿童文学报纸，还筹备办一个儿童画刊。你会写故事吗？要又有趣又刺激的，只要能提高发行量就行。你要是写了我给你发表。不过试刊阶段可能要自费发表。每３０００字寄５０元给编辑部。”
“我没什么东西可以发表。”我躺到床上打开那一角《南津晚报》，想起了泥江城外那个养蜂人。我只是想问一问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养蜂人。谁也没见过那个养蜂人。
谁也没见过那个养蜂人但我见过他。我走遍了九座都市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干什么都比回家好。我想跟养蜂人去养蜂，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泥江在冬天不会盛开紫云英花朵，他到哪里去追赶花期了呢？
你在城市里会发现头发鞋袜和身子特别爱脏。你必须勤着洗澡，否则你就不能把头凑到服务台姑娘前打电话。她会把鼻子吸得像个可爱的小蒜头一样让你羞愧不安。我每隔一星期就要去百子街东端的清泉浴室洗澡。清泉浴室大池子的水一点也不清，但池子要比我家的大木盆大上几十倍。人们都光溜溜地围坐在池子边上，好像是一排湿漉漉的木桩。我觉得人要是光溜溜的就没有什么等级差别城乡差别了。这是我在清泉浴室得到的理论。人跳进了浴池就都一样，都挺纯洁挺可爱的。这样想着就觉得世界光明得多了。我洗完澡躺在一张铺着蓝白浴巾的木榻上。我想摹仿他们睡一会儿，才闭上眼睛就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双脚。我看见有个修脚老头坐在小板凳上抓着我的双脚，一只手从白褂子口袋里掏出修脚刀。我赶紧把脚缩回来。
“我不要修脚。”“你有脚气。多修修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脚气。”“那就做个全活吧。舒舒筋骨。”
“什么叫全活？”“全身都活。做了你就知道了。舒舒筋骨的。”“可是我没买全活票呀。”
“没关系。做了再给，不舒服不收钱。”
修脚老头把我的脚架在他的膝盖上，他慈祥地微笑着，手指在我的脚趾间不停地揉捏。然后他空握双拳在我的腿上像敲鼓一样敲打起来，然后又是背上手臂上，敲得很有节奏。我听见浴室里扑扑嘟嘟的响声此起彼伏，朝四周一看到处都有做全活的修脚老头在浴客身上敲打修脚。“怎么样？”老头说，“不舒服不收钱。”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舒服的，但我只能说，“舒服。”我突然笑了，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深奥的问题。全活到底算一种什么服务行业？城市是什么时候出现浴室和修脚工的呢？这又是我想研究的一个城市问题。
“你干这行干了多少年了？”
“从１５岁干到现在。算算大概修过１０万双臭脚了。”“干什么不行非要给人修臭脚呢？”
“我就会修臭脚，这是命你懂吗？”
“命也不会让你修臭脚的。”“命里让我修臭脚，我刚生下来就让算命先生看过，他一见我的手就说，'这孩子长大要进浴室给人修脚的。'”“那算命先生可能想让你给他修脚。”
“我谁也不相信可我就相信算命先生。”修脚老头突然在我的什么穴位上猛敲一下，我差点被弹起来，“喂，你看过算命先生吗？”“没有。我不相信。”“你还是去看看吧。我告诉你你去找白丽华，她的眼睛最毒。一看一个准，不准不要钱。”
“她在哪儿？”“养马营。你到养马营问白丽华谁都知道她。”去养马营找白丽华实在是无所事事的后果。我根本不要巫婆神汉对我说三道四，但我真的去了养马营。养马营由几十栋破烂的年久失修的棚屋组成，隔着一条狭窄的碎石路面。你走过养马营时注意横跨路面的晾衣竿，空中飘舞着尿布片子裤头背心羽绒衣羊毛衣还有许多日本株式会社的化肥袋子，要小心空中的滴水。我在城市里从没逛过这样肮脏的街道。我想那个巫婆白丽华也只配住在这里。
白丽华坐在一只铁床上绣花。小屋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猫屎臭。白丽华是一个著名的瞎女人，但我确确实实看见她在绣花。不是绣花，而是绣蜘蛛。她手里抓着一件鲜红的马甲，马甲上已经有了一条蛇一只蝎子。我奇怪她是瞎子怎么能在马夹上绣出蝎子和蜘蛛来？
“过来。”她放下手中的东西，布满白翳的眼睛瞪着我，“把左手伸给我。”“男左女右。”我嘀咕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