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在莱比锡法院听当年季米特洛夫讲演的录音。他仿佛是拿东欧的社会主义来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并肩负着将一个真正的中国介绍给对方的使命。
在参观土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馆时，他就纠正了外国朋友的一个“错误”。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发现丁一件中国的黄杨雕刻，雕了一个拖辫子的男子与一个小足妇人面对面躺在烟榻上吸鸦片。这个旧中国丑恶的小摆设，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着感情，向那位引导参观的馆长解释，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儿童玩具，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厂访问，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发作，他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对方是一位接待人员，三十年代加入海军，驻防过上海，似是个“中国通”。这个昔日的德国水兵并无恶意地询问沙汀：
“上海现在还有‘燕子窝’吗？”
沙汀告诉他，早经查禁绝迹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说明，仍摇头说：
“听别人讲，鸦片烟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强辩。终于惹得他的脾气上来，脱口说道：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戒不掉：面包！”他说这句话实在急躁，以至在用“面包”这个词以前，先就溜出一个“饭”字。
马烽在旁边，禁不住笑着接过话来打趣他：“哪里听说有什么‘饭包’啊！”
这样总算缓和了一下空气，没有造成更尴尬的场面。其实他知道，德国朋友的固执己见，是因为交流太少。他的反应是习惯性的。他无法允许别人随意地破坏他所“经验”的一切。
（你跑到万里之遥的外国，吸收到的知识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来充实内面，更谈不上冲击内面。我注定是一个“土”人，经验型的人，出国仅仅是用外部的世界来证明一次内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结束访问，原路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协”将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工作。他回四川写作的梦做不成了，推托的话刚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决定了。你不干，我们发调令调你，看你干不干？”他只好答应做一两年看看。陌生的工作来得很急切。1953年4月，创委会成立，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他刚刚被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去接任新职。起初没带家眷，过一段时间才将玉颀和小儿子刚宜接来。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后方。
全国文协所在的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今五十三号），是个堂皇的宅院，沿第二进院两侧游廊拾级而上，进入第三进，迎面是一幢带飞檐的二层楼，说明它原来的主人中西合璧的趣味。这座楼底层东面的外屋为会议室，有讲究的地板，依靠中部的活动拉门可调节室内的空间。里屋便是沙汀领导的创委会。楼上分别住了邵荃麟、艾青、丁玲几位。
第二院的东北角开有小门，连着一个侧院。院内的一座楼更加小巧，楼上便住着沙汀、张天翼两家。二十二号斜对面的四十六号大院（今六十号）是“文协”宿舍，也是三进的深门大院。住的人就更多了，严文井、刘白羽、罗烽、白朗、赵树理等作家都聚在那里。
解放初期的机关，气氛较为活跃。创委会十几个人，秘书、干事大都很年轻。“文协”的领导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相熟的作家，这一点使他满意。最早的党组书记是周扬，党组成员，除邵、沙之外还有丁玲、冯雪峰、萧三。邵荃麟、葛琴夫妇是1944年从桂林疏散到重庆时认识的。起初他们住在沈起予兄弟开的旅馆里。邵很瘦弱，当时便常常有病，但一谈起话来便劲头十足到不可收拾。邵荃麟懂得文艺，有理论水平，带病指导创委会工作，出席会议讲话，声音细小如秋虫、如游丝，到了最后，如沙汀说的，简直是演“无声电影”。邵充满书生气，完全不会照顾自己。他抽烟，常忘带火柴。向别人借来，用毕便装进自己口袋。刚吸了一支，急急地走了，会把烟整包地掉在别人家。这个人对人是很好的。
认识艾青是在北碚，把他介绍给周恩来，促成他赴延安。艾青是诗人气质，沙汀曾对曹禺笑着抱怨过，说艾青见面握手，不止握得紧、重，还要拿起别人的手来摩挲，不知算哪国的礼节。
至于张天翼，自抗战胜利前在郫县专程访病以后，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又是相邻而住。天翼这时尚未再婚，身体恢复得不错，谈吐聪明，常来邀沙汀喝啤酒、散步，然后谈苏联小说，谈《红楼梦》，研究别人的创作经验。也谈过周扬与冯雪峰的那笔旧帐。天翼对冯有好感，对周扬的评价不如沙汀高，但也很尊重。这一段，两人的关系大大增进。二十年后天翼脑血栓半瘫失语，沙汀每次去崇文门新居看他，一两个小时，沙汀讲，天翼动作，可以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友谊基础。
创委会的工作是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沙汀一到北京，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便遇上组织四十多个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创委会出面做的第一件大事。邵荃麟身体欠佳，委托冯雪峰主持，沙汀只是当助手，并负责编辑《作家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从这年6月创刊，到第十一期，都是他领导束佩德等人编写的，一开始就是编发这次学习的情况。
系统地接触马列文论在他也是难得的。阅读二十二种必读文件，还包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十四次讨论会分别讨论了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典型、党性与人民性、创作现状等四个问题。在大的场合沙汀很少发言，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他当然做为正确理论无怀疑地接受。
后来是筹备召开二次文代会。会后，“文协”改为“作协”。创委会内外结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电影、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组，组织讨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诗歌形式，苏联波列伏依、安东诺夫的作品，陈白尘的《宋景诗》，王亚平的《张羽煮海》。沙汀这时显得热心、活跃，小说散文组讨论《三千里江山》时，沙汀到北京大学请了吴组缃来做主要发言。吴对小说的粗糙处批评得较多，引起了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议论。有人来问沙汀：“为什么要完全否定？”
他很惊奇，说：“现在不是打起灯笼火把在找它的优点吗？”
可是别人还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打起灯笼火把找哇？就是写得好嘛！
吴组缃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评价已经不低，用不着一味赞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沙汀的位置分外地受到压力，后来没有全力支持吴，是至今仍引以为歉的。但是在心里，他对这位十几年的畏友的耿直品格与很高的文学修养，十分钦佩。纪念吴敬梓，《中国文学（英文版）》需要向外国介绍的文章，是他去特邀吴写的。星期六全家去颐和园游玩，有时便在北大的吴寓下榻，第二天才返回城里。一度还请吴组缃到作协书记处任过职。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作家，长期保持了友情，凭的是双方的真诚。
要说留恋创委会时期，大概就是这些琐碎的人和事。1954年，指导全国的工业题材创作和工人参加创作，艾芜从鞍山带回《百炼成钢》的毛坯，住在沙汀的小院里修改。起初是个中篇，只十来万字。创委会组织内部讨论，因为第一稿的粗糙，艾芜几乎失掉信心。沙汀找他谈后，决定重返鞍钢“补充生活”，重新写起。
陈翔鹤一直郁郁寡欢，他是知道的。“三反”时陈在川西文教厅被错当作“老虎”打过。在川西文联为了印发倒霉的《柳荫记》原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个没完。现在经陈白尘介绍，调到全国作协帮助郑振铎负责古典文学部，与沙汀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一个屋檐之下，经常能见面。等沙汀决定离京返川，陈翔鹤很伤感地对他说：“你回去搞创作好，千万不要在‘文联’住起，那里住不得！”
批评路翎时，沙汀是党组成员之一。在我记忆里，他发言很少，更没有什么重要发言，办事认真到有些拘谨的程度。
他基本上是个创作家，组织领导，不是他擅长的事。
他读材料，用红蓝铅笔划各种道道，还要用毛笔添上许多眉批。对我送他审查的文章总是详加推敲。
黄玉颀在作协做秘书工作，有朋友到家里去，他们总是热情招待。这时他就变得健谈起来。平常他是很随便的。记得陈森去鞍钢，创委会为了送别，组织大家去西郊游园。在颐和园买门票时，他悠闲地坐在大门旁抽烟，还抽空抄起一本杂志来看。我曾为他偷拍了这张照片，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他自己穿戴极平常，灰布干部服，不那么熨帖，夏天是一件发黄的绸衬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短围巾，落下来就一甩。
1954年末，黄玉颀先带孩子回南方，沙汀成了独身。
我也没结婚。星期六傍晚他总是从后面院子踱出来，到大门口西厢我住的屋门前大喊一声“束沛德”，用的是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是凭感觉知道喊的是我，便出来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吃饭的地方有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那时“马凯”没在鼓楼。总是他掏钱的时候居多。1955年他走后我结了婚，他来北京开会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子台布，做为礼物。①
还是围巾不离身的季节，他已经时常流露出要离开北京到下面去创作的情绪。他去着周扬、邵荃麟、严文井，不断地提出这个要求。北京的世界仍是外面的世界，不能整个投入他的生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他能感受到全国的大形势，但总觉得失落了什么。1954年秋天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与巴金住在同一个房间，他是个四川代表，这使他欣慰，也更想念故乡。他的思维不能由大及小，似乎只适应由小及大，离开了他的土地便失去了创作冲动。他也做不到像艾芜那样，能跑到东北去重新体验北方工业城市的生活。艾芜说为了避开行政工作的纠缠，必须离川，“大树子庇下好遮荫”。沙汀何尝不想找一棵这样的树子，但他的大树是只能植根于故乡的。读了《百炼成钢》的原稿，他更坚信这一点。私下认为老朋友的“危机”在于语言，他就无法用四不像的语言来创造形象和气氛。
这时候，玉颀又在整天地唠叨离京。作协院里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他爱护妻子很深沉。一旦玉颀生了气，家里的小保姆也吭不得声，他会分外耐心。妻子是又关心他、照料他，又习惯于数落他。她的恋乡病发作得更其厉害。时光倒转，好像又回到当年离开延安的光景。
1954年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转过年到了1955年1月，一场大规模批判胡风的风暴，眼看就要来临。思想战线上频繁来临的每一场斗争，总是先叫他大吃一惊，然后便调整脚步企图跟上。可批判胡风，他是特别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的。他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
（你是不是带进一点感情了呢？这几年你对我一再提起巴金纪念胡风的文章，总是说有句话说得好：“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①这样赞同巴金的“忏悔”，是隐含了你的心情的，但是胡风的追悼仪式我已无力参加，只是给梅志打了电话致哀）
在心灵上，他变得更加谨慎与内向。创委会的理论批评任务的加重，让他越发不能适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批判后，他回川创作的请求得到批准，刘白羽、李季来接替领导创委会。他脱身了。
他带着厚厚的几本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学习笔记离京，赶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过春节。小楼的邻居张天翼与他依依惜别，为他祝福，也担心他能不能改换讽刺笔墨写出新东西。他有多方面的打算，急于先一步了解合作化的先进农民，如果写不成功，他还可以转去写川北解放前后。这个题材能用上过去的生活积累，搭了新旧两头。
到1986年11月，他做为作协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的记性不错，握住沙汀的手立时认出他来，说了句：“我们几十年没有谈过话了！”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我一直清晰地记起五十年代我解脱作协创委会工作时去团中央看望他的情景。这是关一铿提起的，因为我准备回去写四川的解放。
他当时主持团中央的工作。解放初是川北区党委书记。因而我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他的指示。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要记住：当时我们肩头上的份量都重呵！”临到我离开时，他还讲过两句鼓励的话：“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可是，直到1985年，我才写出中篇《红石滩》，且以暴露讽刺土劣为主，想起来相当惭愧。①这篇小说，一直萦绕在他心间三十年。它经受的波折，从调查搜集材料，到一再修改写作计划，写写停停，可以代表他整个这时期的创作路途。但无论如何，现在他被某种命运驱策着，又一次上路回故乡了。
归去来兮！
你还是走出了困境。不是说你有意表现新的对象有多么成功，而是你面对它们产生了激情，而且觉察到矛盾。
我有各种困境。最深的痛苦是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写“自己”最想写的。唯有下乡充实我的生命。
沙汀传……第十二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第十二章 创造的生机和危机
重建生活基地之后
回到四川才两个月，连他都难以置信，就拿出了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新农村小说《堰沟边》。同年发表了得到普遍赞誉的《卢家秀》。
成都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