绻⑸⌒行亲不鞯厍蚴录渥不魉哪芰肯嗟庇�1945年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破坏力的770倍，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人将遭此劫难……
这条新闻的依据是新华社稿。播出以后，街上很多酒馆里挤满了人，反正都要死了，临死前喝杯酒吧。这种情况引起上面的注意，后来一查，这是由于新华社在稿件翻译、编辑过程中出现差错，一层接一层每层都改几个字，几经改动后变成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新闻。很难说是谁的错误，你改我改，最后就变成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了。
再如，早年一条关于苏军歌舞团取消访问法国的新闻，原文说苏军歌舞团取消访问法国的计划。第二遍改动时，删掉了主语“苏军歌舞团”，只是说，苏军歌舞团去法国访问的事已经被取消。再经几道关，最后的编辑认为还是应该出现主语，但是没有核对，就想当然地改成法方取消了这次访问。事实就是这样在编辑手里被颠倒了，这样报道出来以后引起了法国的抗议。
第三，编辑核实程序不对造成的失实。
2002年著名的假新闻《女儿状告爸爸的吻》，是湖北大学新闻专业的一个研究生编造的。南方某报的编辑看到这个新闻，眼睛都亮了，这个新闻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编辑脑子里还有核实的意识，就向造假的作者发E…mail问：这是不是真的？作者回复是真的；编辑还不放心，又提出要求：你把这个女孩的照片发过来。作者马上把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的照片发了过去。编辑相信了。没想到刚一登出来，马上就被揭露是假新闻。这位编辑很委屈，强调“我核实了”。关键是怎么核实的，你能向作者核实吗？故事里面处于不利地位的是女孩的爸爸，你应该问她爸爸叫什么，在哪儿，去向她爸爸核实。让作者发个女孩儿的照片来证实是真的，发张照片还不容易吗？这位编辑不懂编辑程序。核实必须向当事人（特别是利益受损方）和旁观证人核实，不能向作者核实。
第四，写作中作者想当然造成的失实。
当年《光明日报》报道过一个典型人物——栾弗。关于栾弗的通讯《追求》中有这样的描写：
经他手刻印的120万字的讲义，从第一页到最末一页，找不到一个漏字和涂改过的字，每一个词，每一张图表，每一个数字，都像铅印出来的一样，端正、清晰、准确。
120万字相当于三四本长篇小说，也许记者翻阅过，无一涂改，尚可信，但是“无一漏字”，记者又不懂专业，谁相信啊！这就属于想当然，记者为了使栾弗的形象更高大，写得让人都不信了。
还有，我们报道典型人物往往喜欢说他早上班、晚下班，节假日不休息。含含糊糊地这么说还可以，动不动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只要他有一个节假日休息了，你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就不成立了。最多写到“经常”，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数字具体运用时，尤其不能想当然。一篇关于西沙群岛某战士担水浇地的报道，说他每天从二百米远处担水浇地三遍，一遍就是上百担。这话说得太随意了，仔细算算，除非这个战士不睡觉、不吃饭连续走24小时，否则他无论如何在一天之内走也不了这么长的路（240华里）。
4．新闻策划造成“传媒假事件”泛滥
“新闻策划”这个词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策划”本来是个公共关系的概念，是指企业或事业单位想方设法制造一些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来吸引传媒报道。传媒以外发生的事实，如果有新闻价值，传媒可以报。但是传媒自己“策划”事实而后报道这个事实，就成问题了。
关于企业的“策划”，可以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被汽车撞了，肇事车辆逃逸，一个路人把伤者送到医院，经医院抢救，未能救过来，人死了。医院做了手术需要有人承担费用，于是就揪住这位做好事的人出钱，钱还不少，多少万。这个事儿被媒体报道了，有一个新成立的公司看了报道，马上就捐了一笔钱，使得做好事的人得以解脱。传媒以赞扬的基调报道了这个公司，该公司因传媒的报道而扬名。这就属于公司一次灵活的新闻策划。这个公司做了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情而被媒体报道，比它花同样的钱做广告效果还要好，这叫公关、叫策划，可以做的。这个事情对传媒来说有新闻价值，所以传媒报道，也是自然的。
再如，长江里有一条渔船，船里放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风浪一起，电视机从船上掉到江里面去了。船工把它捞上来烘干，拧开，还能正常收看节目。这件事被传媒报道了，生产该电视机的厂家随后利用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本品牌的质量如何好。当时还没有“公关”这个词，但这个厂子显然具有公关意识。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抓住它做宣传，比花多少钱做广告都有用。
对传媒来说，新闻是自身之外客观发生的事实，事实发生了，传媒可以“组织报道”，即讨论如何报道，从哪个角度报道。在这个意义上称“组织报道”为“新闻策划”，问题不大。但是“策划”这个词容易与“无中生有”挂钩。如果理解为传媒可以制造事实，然后报道该“事实”，这便是“传媒假事件”。本来事实很小，没有新闻价值，媒体推动事实的发展，或者事实不存在，媒体找个由头，制造事实，然后再去报道。这种新闻是不真实的，这一点至少我们在理论上应该十分清楚，尽管一些传媒经常这样做，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的新闻学者发表了如下言论：
新闻策划是一张改变现状的蓝图，是一场演出的导演过程，是由新闻媒介规划设计、促成事件发生、发展并予以报道的一种新闻类型。新闻事实可以由媒体自编、自演而后自播，从找新闻、抢新闻到制造新闻，这是对过去理论的突破，不能被事实牵着鼻子走；新闻策划符合新闻工作的发展规律，是媒介竞争的秘密武器，是新闻改革的新的增长点。
那时候刚刚开始市场经济，大家的头脑发热，不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当时也有批评性文章，把这种情形概括为“天下本无事，新闻策划之”。如果这种鼓励公开造假的“理论”能够容身，新闻学就完结了。
出现这样的“理论”在于有这样的实践，只要传播成功了，大家都说好话，不考虑行为的伦理。《华西都市报》创刊之时，制造了一系列事实，然后报道事实，引起轰动，一下子把品牌打出去了。这个经验一度被广泛传播。并非成功了就是正确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新闻职业规范，其新闻的真实是暧昧的。
例如，他们组织的“送孩子回家”行动。最初，记者跟着警察到外省去打拐，作为旁观者报道打拐，这是新闻的职业工作。打拐过程中解救了8个很小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是谁。由于民政部门不作为，该报总编辑灵机一动：我们把他们管起来。如果是传媒做好事，应该表扬，但是把这个事情作为报道选题，每找到一个孩子的家长或有人出领养，都有大篇幅的报道，强调本报出了多少力，这里面内含明显的传媒利益。四川省里的新闻理论研究者再写文章从理论上支持这种做法，于是就出现了“突破”理论的那些话。原来要求的新闻真实，似乎过时了，现在公然声称，传媒制造事实是新的理论！
后来，类似这样的事越来越多，传媒动不动就发起一场运动，解决什么问题。传媒的基本职责是报道新闻。把事实报道清楚，传媒的职责就完成了。的确，不少事情行政、司法、社会部门不作为，传媒若有正义感，就向公众揭露他们的不作为，但是不能替代这些部门办事。你可以替代这些部门偶然做一件事，你能都管起来吗？别的部门不作为，不能成为传媒越权的理由。传媒做好事只能以社会的普通一分子来做，不能利用自身的传播资源自我吹捧。若有宣扬自己的目的，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应该回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各司其职是基本的社会秩序。
新闻策划下的“假事件”如果作为一种新闻的基本类型，就要考虑一下新闻职业是什么，是告诉公众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还是不断地制造的一系列美好的或恐怖的“新闻”来替代真实的世界？假如传媒报道的内容主要是由传媒策划出来的，那你报道的是一个什么世界呀？是一个你制造的世界！
传媒参与制造事实，这不是新东西。19世纪末美国的“黄色新闻潮”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传媒安排一位漂亮的女郎周游世界，每走到一个地方，传媒就报道这个女郎做什么了。当时的传媒都打着为了公众利益的旗号，其实商业利益才是真的。
传媒以外的商业企业组织一些活动，如果有新闻价值，传媒可以适当报道，但要对它们制造的“新闻陷阱”保持警惕。有的公司公关部门很懂得新闻价值，例如，突然宣布赠送某著名影星一套高级住宅。名人身上出新闻，只要传媒报道，这家公司的名声就出去了，公司花同样的钱做广告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传媒处于竞争中，你不报，会有别的传媒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情况。这样的新闻不是传媒制造的，涉及商业企业的公关伦理问题。
“传媒假事件”不是一般意义的假新闻，它的“假”，有几个特征：第一，消息来源与报道者重合。照理说，新闻的消息来源在传媒以外，除非记者正好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不过这种事情的几率很小。在传媒假事件中，制造事实的和报道事实的都是传媒的工作人员，这种情况下新闻真实，是可疑的。
第二，传媒假事件隐藏着传媒自身的公关需求，或记者的单纯职业主义动机。有时候事实不是传媒这个组织推动的，而是记者推动的，制造了一个轰动的事实，把它报道出来，客观效果是自己出名。
第三，方式上，传媒或记者导演事实。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重庆市的市领导到棚户区去看望，当地一家比较主要的传媒漏报了这条新闻。相关记者眼看就要受到处罚，灵机一动，自己花钱买了一些面粉、白菜、猪肉送到棚户区他相识的哥们儿那里，然后以棚户区居民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信，让他们送给市办公厅。信中说，感谢市领导对我们关怀，听说市领导是北方人，请市领导到我们家来吃饺子。记者本来的意思，是就此写一条棚户区居民如何感谢市领导的报道，这只能是他的独家新闻，以此抵消漏报新闻的过错。没想到市办公厅真把这封信转到市领导那里，主要市领导太忙，请一位副市长去了。记者当然是独家采访，发表了独家新闻：棚户区居民感谢市领导看望，副市长与居民同吃饺子云云。这个记者很得意，到处讲他的经验，这个经验就是导演事实。这样的事儿，不是经验，应该是教训，典型的传媒假事件。
第四，事件媒介化。媒体对自己导演的事件进行报道，就是将事件媒体化了。传媒运用处理新闻的各种技巧，来对事件的进行诠释，或通过报道框架（主题），提供给受众一种经传媒精心组合的“媒介真实”。
第五，暧昧的“真实”。这种由传媒建构的社会真实已经存在，但它是传媒掌控的“客观存在”，由传媒决定事实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暧昧的社会真实。由于我们的传媒对这样的策划习以为常，很多当事人认识不到它与新闻真实的要求相悖。
下面这几张照片是最常见的导演电视新闻的过程（图3…7）。先写好一张条子：“今天下午，我们看了电视台现场直播的市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记者招待会，非常受鼓舞，非常激动人心。我们充分相信，在新当选的市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然后找个人照着条子念一遍。我们现在的电视新闻中很多镜头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这是最简单的“传媒假事件”。念了一遍还不放心，可能表演不太好，再找个人念一遍，觉得哪个好就使用哪个。最后那张照片无意中透漏出事件发生的地点，后面有一个商店写着“黄石店”，这个传媒假事件发生在湖北黄石。
图3…7…1 常见的“传媒假事件”
图3…7…2 常见的“传媒假事件”
情节比较复杂的“传媒假事件”，可以关于杨丽娟的报道为例。杨丽娟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她追星确实有点疯狂，这是真实的，第一次报道她基本是客观的。第二次报道，传媒开始推动事实的发展，要圆杨丽娟的追星梦，而且还打着关注弱势群体的旗号，追星的这个女孩算是弱势群体吗？哪个穷得吃不上饭的人会去追星啊？传媒当时的这个由头，逻辑上都讲不通，然而事情越做越大，2007年连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也关注起这个“弱势群体”来了。此后所有关于杨丽娟的报道，均是传媒争相导演事实。2007年年底时，各传媒盘点“成就”，又把杨丽娟作为新闻人物再次曝光，行文中均没有对报道中传媒导演事实有所检讨。
5．故意制造、传播虚假事实或虚张声势地夸大事实
对这类“新闻”的价值判断，有无可置疑的否定性，但是依然常见常新，种子绵绵不绝。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出于政治需要的，出于利益驱动的，出于追求轰动和耸人听闻的，迫于竞争或生存压力的等等。
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张雷锋的照片（8），便是因政治环境的原因，人为修饰的假照片（图3…8）。原来的照片上，雷锋手里提着一个有花篮图案的编织兜子，背景是天安门。发表时，雷锋手里是空的。为什么？一个士兵手提这样一个兜子当时被视为是“小资”，于是发表的时候，提兜被技术处理掉了。
图3…8 不同的雷锋照片
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曾经出现过换头术的虚假照片。当时，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的地位降到了第七位和第八位，记者拍摄的时候，过分关注毛泽东和林彪了。在发稿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规定，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