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第五讲 大众传媒的职能
此前四讲，我们论证的主语是“新闻”，即关于新闻（具体的对事实的叙述）的理论；此后我们的论证主语，主要围绕传播新闻的机构——大众传媒展开，即关于新闻传媒的理论。我国汉语的“新闻”一词，涵盖过于宽泛，要根据上下文和语境，才能理解是指具体的“关于事实的叙述”的那个“新闻”，还是指传播新闻的组织机构这个“新闻”。所谓“新闻理论”，其中的“新闻”，既包括新闻，也包括新闻传媒，是两个不同方面的“理论”。
现在我讲的大众传媒的职能，是新闻传媒的理论。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只有一句话，即“喉舌论”。这是一种比喻，列宁说过，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比喻不是学术论证。而且，把大众传媒的职能仅仅理解为喉舌，从现在的观点看，实在太简单、太狭窄了。关于这个话题，以前的新闻理论教材中，使用过不同的说法，例如传媒的性质、任务、作用，还有功能、职能，等等。虽然用词不同，其实差不多指的都是一个问题，即大众传媒是干什么的。我现在统一为“职能”。“职”，传媒是一种社会行业，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职业广能”，即功能。职能这个概念既说明论证的角度是在社会层面，又能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全面说明传媒在社会中的作用。
一、一种泛化认识：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
这个观点不论中外，不论政见是否相同，一般都承认这一点。但这只是一种泛化的说法，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可能说不通，因为若要较真，舆论是在一定范围内自然存在相当多的人的意见，传媒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并非都代表舆论，甚至完全不代表舆论。不过在总体感觉中，很多人都认同这个说法：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
现在能够确认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英国18世纪的伦理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他在其著作《宪法法典》中谈到：舆论表达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报纸。因为当时唯一的传媒是报纸。边沁在欧洲学术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
报刊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机关。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1）。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舆论的认识是深刻的，“广泛的无名的”，这恰恰是舆论的特点。第二句话，讲述了何种情况下传媒能代表舆论。他们以纸币代表金或银这种情形，借用来说明传媒与舆论的关系。如果纸币不能够兑换为较为稳定的交换价值的替代品金或银，它若要代表一定的实际价值在社会中流通，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纸币。金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中介。纸币可以流通，在于公众的承认，在于它含金或含银。一份报纸能够在社会上流通，说明它一定程度上被公众认可，能够代表舆论；如果一张报纸不能代表社会多数人的意见，它就很难卖得出去，偶然维持一小段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1996年3月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看到了一张名为《颠狗日报》的报纸，每天只有8版，居然售价也是5港币，与其他报纸一样，而其他报纸有70—80个版。这张报纸发行了几个月，再也办不下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个调查，该报的公信力全港倒数第一，不代表舆论，就是几个狂人在瞎说。它能够维持几个月，除了有一点钱可以烧烧外，还有就是公众的一时新奇，买一份两份看一看，时间长了没人看它了。如果传媒完全没有受众群，哪怕是很小的分众，就没法在社会中流通了。
马克思还把报刊与舆论的关系比喻为驴子（报刊）和它驮着的麻袋（舆论）（2）。这是在论述德国民营报纸的时候做的比喻，前提是认为这类报纸多少与公众有一些思想上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报纸是舆论的承载物。
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是一种泛化的表达，一种人们的总体感觉，无法在理论上给予清晰的证明。但是，它提出的本身，表达了从“传媒代表国王”到“传媒代表舆论”认识的转变，而当时“舆论”的概念本身，自卢梭之后，带有“人民主权”的内涵。
讲舆论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舆论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那时你会在理论上认识到，这种说法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可能会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对传媒与舆论的关系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把握一下，知道有这个说法，知道马克思也说过就行了，不要把这样的观点作为学术研究中的论据。一般说说，当然多数人都会认可。
二、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我们以往关于传媒性质、任务、作用等说法的由来，主要是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得到的定性。而这些定性，又来源于对新闻阶级性、政治性的认识。所以，我们需要先讨论新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再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1．新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在世界上有多种社会制度，其中资本主义国家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会体现资本主义国家主流人群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会具有社会主义特有的观念。具体到中国，所传播的新闻总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中国政治体制和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
由于新闻政策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形式上一般是自在的和多元的，但实际上有多种无形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力量在制约着它们，这种无形的力量需要经过科学的调研和论证才能感受到；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通常是有组织的和一元的，要求与中央权力组织的观点一致，重大的新闻，要求采用国家通讯社的通稿。不论何种形式，一个国家刊播的新闻，总体上带有这个国家政治制度带来的意识形态印记。
新闻有没有党性、阶级性、政治性？应该说总体上是有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我们过去说得绝对了，例如说传媒刊播的新闻，每句话、每个字都要代表党，都得体现党性原则。这种说法在1956年党中央124号文件中就批评了，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类绝对的说法直到80年代中期，才不知不觉消失。从这种观点向外延伸，又进一步说外国媒体上刊播的新闻，每个字、每句话都有阶级性，这就有更大的偏差了。
一个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刊播的新闻，总体上带有那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印记，但这种总体认识不能直接用于说明具体的微观问题。以前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中，强调新闻的阶级性、政治性等等，我想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跟我们不一样，它的媒体传播的观念在总体上自然而然跟我们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媒体是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中国的新闻也是这样。
另一个是微观层面，在这个层面，并不是所有具体的新闻都反映国家或阶级的意识形态，许多具体的新闻谈不上什么阶级性、政治性，比如某一个演员表演得好或不好，只是大家的评价不同，一定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性、政治性，那是“文革”遗风，很荒谬的。但是对新闻的整体进行分析，确实能够看到明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痕迹。特别是在矛盾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像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冷战时期的新闻，非常明显地具有政治性。现在经常发生冲突的地区，对立双方或多方的新闻往往截然对立，能明确看出来新闻背后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特点。
还有，即使观点对立，发布的新闻也不一定就具有阶级性，也可能是同一个阶级、集团内部的不同观点，有些分歧、差别，谈不上阶级性，但可以说具有政治性。就像“文革”中的很多派别，还有党内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表现在新闻上，你不能用阶级性来分析，甚至连政治性都谈不上，就是在同一种政治条件下的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是常态；完全一致，反倒不正常。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阶级性与政治性不完全是一回事，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过去“左”的意识统治了太长的时间，造成我们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动不动就对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哪来的阶级啊，都在同一个党内，甚至同一个委员会内，这种分析的结果有时候是非常可笑的。当然，宏观上还要承认这一条，毕竟我们这个社会和外部的社会，在阶级意识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会对传媒的新闻有一定的影响。传媒在宏观上是有阶级性、政治性的，如果传媒属于某个党派，当然它传播的新闻总体上还具有党性。
为什么要强调“总体上”？因为一条很具体的新闻，有时候你很难给它戴上阶级性、政治性、党性的帽子，但是总体上我们能感受到每个国家由于它的社会制度不同，在这个国家流通的新闻，自然带有这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
2．把传媒的职能比喻为“喉舌”
既然新闻总体上具有阶级性、政治性、党性，那么传播新闻的媒体作为一个机构，在这个意义上的职能的定性，就有多种说法了。把传媒比喻为“喉舌”，是较早的一种。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图5…1），时年24岁，清王朝的六品官。他强调报刊的作用是“通上下”（“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将报刊的职能定性于与政治的关系，肇始于这篇文章。
图5…1 《时务报》发表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原版
梁启超后来论证的一系列关于出版自由、第四种族、舆论监督等等，引进西方新闻学的学术观点，主要服务于政治斗争。他把新闻学的理念视为“术”和“器”，将报刊视为“政本之本，教师之师”，赋予报刊以无法承受的重任：“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
“喉舌”是一种比喻。梁启超把报刊比喻为喉舌，是从两方面说的；“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这句话里，梁启超描述了报刊出现前的一种情形：皇帝和百姓都有自己的喉舌，但是不能相互沟通。他认为，现代报刊既可以做皇帝的喉舌，又可以做百姓的喉舌，让双方相互沟通，这是他的理想。看来，后来“人民的喉舌”或“党的喉舌”的说法都有，均始于梁氏。
其实，梁启超接受西方新闻学的一些概念时，已经将它们中国化了。在西欧，报刊是国王喉舌（官报时期）的思想那时已经过时一二百年了，而报刊代表舆论早已成为一种广泛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如前面谈到的，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他把报刊说成既是皇帝的喉舌，又是百姓的喉舌，显然带有中国特色，是为了说服光绪皇帝引进现代报刊，进行政治改革。他的比喻，不能说明更多的道理，但是无形中改变了报刊在西方社会中的单一职能认识（舆论代表）。
报刊是民众的喉舌，这种说法其实较为抽象，因为民众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而皇帝的喉舌（后来转变为权力组织，诸如政府、执政党等的喉舌等）则是具体而清晰的。所以，关于传媒是喉舌的表达，主要是一种在传媒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定性。现在又增加了传媒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定性。无论哪种定性，都表达了一种传媒所处的地位，即它本身不是独立的，而是属于一定阶级的组织（政党）、国家政治的组织、经济的集团，或更直接成为某个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党的喉舌”的比喻，出现频率最高。但就党正式的文件和毛泽东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来看，没有使用过这种比喻。这种比喻较多地出现在党的新闻工作领导人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讲话中。现在看到的较早的论述，是延安《解放日报》社长博古1944年在内部的一个讲话使用了“喉舌”比喻。他当时说：
“我们是党的机关报，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责任，作党的喉舌，党每天经过报纸向群众讲话，没有别的工具能如报纸这样更紧密的和群众联系，……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作党的喉舌……是很光荣的”（3）。
现在关于传媒是“喉舌”比喻的毛泽东论述的依据，是他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说的一段话：
“报纸的力量和作用，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这段论述中，毛泽东谈到“党报的力量和作用”的表现方式，如果用一种比喻来表达，“喉舌”是最为恰当的，即党报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一个专门对外说话的部门，所发挥的单向传播的作用。
当时在党内地位居第二位的领导人刘少奇，1948年10月在其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同时进一步使用了“桥梁”、“导线”（电话线）的比喻来说明传媒的职能。他说：
“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人民代表会议开几天就过去了，你们的报纸是天天出版。办报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