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舆论的存在，也加深了群体对个体的干预，是制约个体使之符合一定的传统道德规范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言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往往能举人也能杀人。中国有个成语“人言可畏”，“人言”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舆论，因为是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意见背后的掌控者往往是长老。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如果大家对这种特征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孙隆基的《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理解了中国社会的特征，反过来再看我们中国的新闻传播，其实我们的新闻传播里面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特征。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结构，我们来对比一下现代生活（生命）的传播结构。
在现代社会传播结构中，“身”（个人修养）、家庭或者家族、国家、世界，是不同的活动圈，这四个方面虽然相互有交叉，有联系，但是相对独立的传播领域，各有相对独立的行为准则，不能完全影响其他领域（图1…5）。
图1…5
在个人修养这个圈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获得信息，别人不会去干预，在家族这个圈里完全可能有另外的表现，到社会活动圈里面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到了“天下”这个圈里，还可能会创造出更新的表现。这种传播结构与中国传统的生活传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把现代生活（生命）传播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这个结构中，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发散的、不均匀的活动态势。
第二，打破了生存的封闭性，人们比较容易顺应外界的变化。
第三，人们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呈现出结构性的张力，交流频率高，变化大，方向不确定，表现为一种法理化的平衡社会，而非礼仪化的内聚超稳定社会。
第四，处于这种传播结构中的人，不具有彼此相像的群体化共同人格，趋向于个体精神的开放，人格特异、独立。
这就是说，四个圈在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会呈现一种比较现代的生活（生命）传播方式。
2．社会传播结构
我们先看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进入到社会层面，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式的传播。社会传播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层级传播。这个金字塔可以有很多层级，我只分了A、B、C三级（图1…6、图1…7）。中国的社会传播受控于最高权力者皇帝，信息高度集中于上一级，以下每一级、每一领域的结构相同。B是下一个层级，B对A负责，C是B下的一个层级，对B负责。A、B、C可以落实到具体的层级，可以是各级行政主管，可以是家族里的族长，也可以是小家里的父亲，还可以是教学单位的师长等等。只要存在上下两级要素，就存在下对上的绝对责任。这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图1…6
图1…7
有一点大家注意，图1…6的B和B之间、C和C之间，如是再往下划D和D之间，都是虚线，横向传播是不允许的，处于被防范、监视、堵塞的境地。有时候还有专门的防范机制，从明宪宗开始就有了防范机制，防范同一级之间互相串联。以至于我们现在，“他们秘密串联”就成了一条罪状，其实我们的法律上没有这样一条规定。认为串联是不好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致，好像横向之间的信息交流是非法行为。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只有下对上或上对下的信息传递，不允许同级之间传递信息，害怕权力不稳定。这种金字塔式的、下对上绝对负责的信息传递形式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高度统一，但整个社会横向是非常分散的。下向上汇报情况，就保证了上一层比下一层知道更多的信息，但这种信息传递模式存在着信息不可靠的问题。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信息真实性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不真实的。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时，肯定会多说好话、好事，不说坏事，上级获得的信息往往会比别人更多，但实际上真实性程度也是非常可疑的。一旦这个结构被打乱，社会顷刻瓦解。明王朝的垮台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全国下层的行政系统三分之一已经瘫痪了，下对上没有了信息，甚至官员都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只要一个小小的外部推动力，这个政权一下就垮台了。一旦来自外部的真实的信息扩散，原来的信息传播结构被打乱，这个社会也会顷刻瓦解。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结构的特征：
第一，它造成社会组织高度统一，但社会是分散的。
第二，这一结构保证上一层次比下一层次获得较多的信息。
第三，由于人的主观因素较多地渗透其中，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主观意向的遮蔽，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
第四，一旦外部真实的信息扩散，社会顷刻瓦解。
关于中国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皇帝和官吏之间的联系，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5）。这是中国社会传播的特征，它禁止横向的信息传递。
我们再来看现代社会传播结构（图1…7）。
变化是B和B之间、C和C之间是实线，允许横向沟通，这是一种网状传播结构。它的特点，一是集中，它也有一个最高领导A，这样社会才稳定，一级对一级负责，但同级之间是可以互相制衡的，存在对它的监督机制。对于每一个层级来说，都有横向水平的多种传播渠道，使信息得以沟通；二是每一个层级都可以对上下左右产生监察制约的作用，比如说B可以对A，同时B可以对B，C也可以对B同时产生一种相互的监察作用；三是如果某一个环节发生信息阻塞，只要其他部分正常运转，信息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并可以得到及时修补。这是现代社会传播结构的基本特征。
3．历史传播结构
我们生活在现代，但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呢？这就要说一说历史的传播结构。
我们中国是一种偏心圆的历史传播结构（图1…8），古代文化观念（遗产）A在传承中始终是核心，一直处于主导的、先决的地位。后代的创新，比如B对A的创新，是在A的基础上创新的，C对B的创新又是在B的基础上，B的基础则是A。这样就造成后代的创新总是依附在原来的基础上，必须在几乎全盘继承遗产基础上的衍生。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经常是“我注六经”，最后注糊涂了就成了“六经注我”，而不是在分化、扬弃中继承，所以中国的历史包袱很沉重。
图1…8
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时态概念很不清晰。遗产与创新同时态共存，任何创新都以认同遗产为标识，掩饰对历史遗产的偏离。创新应该是对遗产的偏离，但却要时时刻刻掩饰，强调继承，不强调创新。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传媒中很多，如果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找到历史依据，生怕别人说是违背了传统。
因而，人们的观念呈现因袭、改良、折中、求同等特征，缺乏求异、否定、革命、偏激等等。文化的历史传播缺乏阶段的跃进、矛盾的张力。
而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图1…9）：是历史文化传统，B继承A的一部分，但是B本身完全是创新；C继承了B的一部分，它和A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它是通过B接受了A的基因，C本身又是创新，它是连续的圆环。承认历史传播的继承性，但是每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是在对前一层次的扬弃。创新是先导，继承服从于创新的需要，继承只是手段，是实现创新的过渡条件。这是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我们不能完全抛弃历史，但是历史应该在传播中起这样的作用。传统对后代的影响是间接的，经过若干中间层次的扬弃、变形之后的深隐影响。
图1…9
在这种链式传播图示中，传统遗产是文化的基因，创新的信息来源主要不是传统的遗产，而是积极地吸纳其他方向的信息而形成。创新者可以从外部文化中找到全新的创造起点。创新与继承之间的矛盾，链式结构使得文化观念发展的张力结构获得平衡。我觉得现代的历史传播应该是这种方式，但是中国是一种偏心圆的传播方式。
这些东西好像很抽象，讲这么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的新闻传播中为什么存在这么大量的伦理色彩的要求，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獻的宣传色彩的内容。当然它的直接原因是与我们党靠宣传起家有关系。但是仔细想想，我们党不也生活在我们中国文化圈里吗？
六、陆定一的新闻定义
下面说一下现实的问题。现实中关于新闻的定义，来自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大家学习新闻理论，建议读一下这篇文章。它于1943年9月1日（当时中国的记者节）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不同版本的《中国报刊文集》里面都收入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影响了我们好几代人，所以大家要研究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的时候，办报方针是由社长博古确定的。我可以概括为“以新闻为本位”。党报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是它毕竟是报纸，所以要传播新闻，当时博古是这么想的。头版模仿《真理报》，都是国际新闻，二版是国统区新闻，也就是国内新闻，三版是边区新闻，党中央在边区，所以党中央的新闻再重要也只能放在三版，四版是延安地区的新闻。博古的做法比较符合办一般性报纸的传统，虽然也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还是以传播新闻为主。
这种办报方针确实不符合延安地区的实际情况。延安地区90％是文盲，你天天头版头条刊登的是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西班牙内战、苏德战场的战况，读者不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哪儿，也不知道西班牙是怎么回事，报纸天天是这样的内容，你说你写给谁看呢？有一次党中央通过了一项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不能够打倒地主，要团结他们抗日；但是部分贫困农民又没有地，这个决议要求地主让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种。这个决议意味着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可以分到一部分土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当地来说是绝对的头条新闻。可是《解放日报》仍然把它放到了第三版头条，因为党中央在边区，第三版是边区版。那天的头版头条是什么呢？是《英国内阁局部改组》。按照我们现在的新闻价值标准，如果是综合性报纸，这条新闻也不至于放到头版头条。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提出党报主要用于指导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这个思路在当时是正确的，是符合延安地区实际情况的。因为在延安地区，党中央和基层的联络渠道非常少，只有高层干部之间可以用电报往来。党中央与基层联系的通路实在太可贵了。现在出现了一种传播方式：送报纸。当然要充分利用报纸来传递信息，这个信息主要是党中央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博古同志以新闻为本位来办报纸是不适合的。所以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版面顺序就改成：一边区、二国内、三国际、四副刊。一版的边区新闻就是党中央的新闻；二版是国统区新闻；三版是国际新闻，放到了最后，因为毕竟延安地区离外国非常遥远，真正懂得国外的人很少很少；四版是副刊，活跃思想，丰富版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就需要否定博古的“以新闻为本位”的办报思想，确立以宣传为本位的办报思想。
图1…10
为了配合这个过程，陆定一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我们毕竟是在办报纸，办报纸就需要学习新闻学。陆定一以此为背景，肯定了西方新闻定义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句话。但是我们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中99％是不值得报道的，只有很少很少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值得报道，这就需要有新闻价值的意识。但是一旦提到新闻价值，《解放日报》不就还是以新闻为本位吗？就不可能指导工作了。在这种很矛盾的情况下，陆定一很聪明，他使用了西方关于新闻定义的概念，但同时又批判了“时宜性”和“一般性”，这是当时新闻学者关于新闻价值的表述。这些都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绪论里说的，“时宜性”是指有时效性，“一般性”是指共同兴趣。陆定一把这些说法确定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加以批判，保留了要“报道事实”。党中央最近发出了一个决议，发出决议本身是事实吗？报纸要报道这个事实，而这类事实中的相当部分，例如一些琐碎的会议、日常行政事务，与社会对新闻的需求，即新闻价值是存在矛盾的。陆定一做了这么一件事，形式上承认了新闻学的一个基本定义，但是抽掉了新闻概念中最核心的理念——新闻价值，新闻时效也没有了，只留下了“报道事实”，无形中把新闻变成了宣传，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变化。所以这篇文章要好好研究一下，他前面是批判戈公振的，没有点戈公振的名字，后面又肯定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强调报道要真实，不能虚构。但这个事实有没有新闻价值忽略不谈。当时党中央和西北局的许多工作安排，经验的推广，是通过报纸进行传达和贯彻的。于是，逐渐形成一种结果：《解放日报》报道的内容当然都是事实，但是许多小实不具有新闻价值。
还有一点，为了让记者忠实地报道人民群众，他强调记者向工人农民学习，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要学习呢？因为你不是生产者，只有工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