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舆论的强烈程度
凡是被视为舆论的群体，应该有一定的强烈程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赞同或反对。一个事情发生了，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反映，没有看法，就不能构成舆论，舆论必须有一定的意见倾向。我们可能通过调查来测出舆论的强烈程度，一般强烈程度的调查有七个级别，也有九个的，最少五个，我看到的最多的有二十一个级别，就是卜卫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评估体系研究项目，在邀请学术专家和科研管理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做评估时，设计了21个级别，让填表人根据自己的感觉随意在某一级的短横线上划竖道。最好到中间10个、最差到中间也是10个。如果大家的看法趋向于两极，可以说这个舆论的强烈程度很高；趋于中间的位置，这个舆论的强烈程度就比较弱；太接近中间了，这个舆论基本不存在。这也是舆论存在与否的一个标志。
舆论的强烈程度与公众对舆论客体的知晓程度相关。了解得越清楚，所有体验，对表达的意见倾向信心越强，意见的强度也就越大。
6．舆论的持续性（存在时间）
又称“舆论的韧性”，任何舆论都要持续一定的时间，它与舆论客体的情况有关。如果人们议论的客体所体现的理念与公众差距过大，或“问题没有解决”，舆论持续的时间就会较长。
最小的存在时间，恐怕是街头观看，两人撞车了，开始争吵，观看的人越围越多，看的人往往也有支持某一方或反对某一方的意见，最后警察来了，解决了问题，人就散了。这是最小的持续时间，而且范围会非常小，也就几十个人，撑死了上百个人。
舆论持续时间长的，多少年也解决不了典型实例，就是香港市民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舆论，它大约持续了五年。由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了，于是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舆论数量几乎接近百分之百，香港有表达能力的市民几乎全部投入了，而且非常强烈——坚决反对。大陆领导层方面考虑到香港人的理念，于是就采取措施，花钱请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核子能专家当大亚湾核电站的顾问，因为香港人相信外国专家，然后又让香港市民派代表参加监督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过程。有一次，香港的媒体发现大亚湾核电站第一层水泥外墙修好以后出现了很细微的裂缝，其实根据科学测定，这些很细微的裂缝不会造成任何核泄漏，但是媒体透露以后，再次激起香港市民强烈的反对：拿我们的生命不当回事，有了裂缝还想含糊过去，等等。为了安抚香港市民，大陆方面采取措施，在香港市民代表的监督下，把第一层水泥墙炸掉了。大亚湾核电站完成的时候，香港那边的舆论又该起来了，还是不放心，担心一旦真的发电，出了问题怎么办？核电厂在发电前，又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以防万一出现问题，发电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相关消息也是淡化处理。其实，大亚湾核电站发的电大部分都送到香港去了，是为香港服务的。由于运行中很安全，没有出现问题，香港市民反对大亚湾核电站的舆论才逐渐消失五年之内，这种舆论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慢慢地，这个事件终于过去了。
7．舆论的功能表现：影响舆论客体
舆论存在的功能表现，即一定能够以自在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舆论客体。如果一种意见对它的客体完全没有产生影响，那这种意见就谈不上是舆论，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议论。这也是舆论是否存在的标志之一，人们发出的集合性意见，对这件事多少得造成一定的影响。
香港市民关于大亚湾核电站问题的舆论多次影响大陆领导层，大陆不得不考虑香港市民的舆论，采取很多措施，最后让舆论主体相信，我们是为你好，核电站是为了香港好。任何舆论必然产生客观的功能，就是影响舆论客体。当然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反对舆论，对客体影响比较大。媒体揭露了某个贪官，可能形成了关于这个贪官的舆论，很多人都对这个贪官表示愤怒，会对这个贪官造成精神压力，精神压力就是一种影响。
8．舆论的质量：理智与非理智
舆论是自在的主体的一种意见形态，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可能存在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这是正常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有的时候人们可能处于一个非理性的状态。
1985年，刘心武写过一篇报告文学《“5·19”长镜头》。5月19号那天，大陆足球队和香港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比赛，结果大陆队踢输了，香港队胜利了。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陆人情绪比较强烈一点，几个球迷一招呼，全场骚动，球迷们疯狂地打了香港球员，多数人都在起哄，工人体育场外面几辆小车都烧了，闹得很厉害。在这个小小的范围内确实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激昂的舆论，这种舆论就是非理性的、不健康的。
随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产生，出现了大众型的受众（mass audience），对舆论（public opinion）的研究扩展到大众舆论（mass opinion），这个时候，我们常说的“舆论”可能较多的情况下是指“mass opinion”。社会科学中，中文的“众”，拉丁文语言中可能使用的是不同的词，“众”可以是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Cooley； 1864—1929）所说的以家庭和儿童伙伴关系为代表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也可以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所揭示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crowd）；也可以是参与社会讨论过程的公众（the public）。我们原来所说的“众”是“public”，现在可能变得多样化理解了。社会上所以存在大量不同的公众，原因在于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关心同样的问题。
因此，现在简单地把“舆论”视为一种人民主权的表现，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提出来这个理念是针对王权，但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对舆论本身应该多面看。
以上八个要素中，前七个是构成舆论的必要要素，任何一种舆论都不能缺少其中一项，否则便不成其为舆论。最后一项不是必要要素，即使舆论的质量很低，它依然是一种舆论。
三、舆论的形成过程
舆论不断地形成，又不断地消失，因为它是一类变动的意见形态。如果从舆论的形成来研究舆论，通常能够找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这也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考察一下舆论。
1．舆论的一般形成过程
舆论形成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公众心理，以及舆论客体的差异，不会有标准化的形成公式。如果一定要对舆论形成作一大致概述，通常有以下几个形成步骤：
第一步，社会发生较大的变动，或者积累了一些问题，大家对周围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这时的意见形态是较为分散的多样化个人意见。
第二步，多样化的个人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舆论领袖。所谓舆论领袖，是指在人群中有一定号召力或发表意见有一定权威性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正式的官方头衔，但是他们的讲话很有吸引力，或本来就是公众中的令人尊敬的人物。于是，很多人的意见在这种交流中，很可能趋向于这些人的意见。通过舆论领袖或者有组织的团体、群体出面发表意见，原来的多样化意见转变为几种意见，如果持某种意见的主体超过了一定范围内的三分之一，就标志着舆论形成了。舆论往往是几种比较主要的意见，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见。
第三步，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大众传媒促成所希望的舆论。
在整个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文化与道德传统始终影响和制约着舆论形成的过程。这三步，是一般舆论形成的过程，都是有形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影响，表现为无形的力量。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话题。
2．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分析舆论的形成
宏观上，舆论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总体上对某个事物的认识，它会在空间上影响个人意见，而同一时期无数个人意见中，有能量的意见也会对宏观层次上的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关于对某个事物的舆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过去走到现在，或者从现在走向未来，而每个人的个人意见，也会从过去走到现在，或者从现在走向未来。在这个纵向的时间推移过程中，社会的组织（比如政党、团体）、社会的习俗，在同一空间中也会对个人意见和已经形成的关于某个事物的舆论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动态的图式。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婚恋观。20世纪70年代，宏观上的舆论认为，婚恋要以革命情谊为前提。给我介绍对象时老师对我说：那个学校有一位很好的学生，跟你差不多，你是这个大学的先进青年，她是那个大学的优秀团员，你是党员，她现在也是党员，你们俩很合适。那个时候，你当然可以表示不同意，但不能说人家长得不好看，那说明你思想不好，是小资。你要是说对方政治上不要求进步，还可以。那时舆论关于婚恋的认识就是这个样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发生重大变化了，社会关于婚恋的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是看双方在政治上是不是对等了，而是看双方有没有感情，现在的年轻人要看两人见面能不能“触电”。每个人的意见变化自然影响到宏观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舆论发生变化。不仅是婚恋观，所有很多问题、事实的看法，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太大了，是社会整个舆论在变化，也是个人意见的变化。
1991年我国传播学研究者潘忠党和他的美国同事麦利德（J。 McLeod）用一个图式描述了上述过程：
在这里，首先存在着上下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是社会系统的舆论的变化发展，微观层次是个人意见的变化发展；第二，同时还有宏观与微观层次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着的相互关系，个人意见不断地汇集成为舆论，现实舆论时刻影响着个人意见的形成和表达；第三，个人意见与舆论在时空的互动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进程、各种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历史上形成的传统道德习俗，同时对发展着的个人意见和舆论都年产生着影响。
这个图式道出了四种联系：
一是社会系统中过去的舆论向现在的舆论发展变化；
二是个人层次的过去意见向现在意见的发展变化；
三是过去的个人意见与过去的舆论之间的互动联系；
四是现在的个人意见与现在的舆论之间的互动联系。
这是关于舆论形成的一个理念框架。下面介绍一下在舆论形成的过程空间力量的作用。
3．形成舆论的一种条件：舆论场效应
这是刘建明根据实践总结的一套理论，带有普遍性。“场”是一个物理概念，舆论场，可以把它理解为舆论形成和存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简单的一般的空间，这个空间中存在着一定的观念和人群。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一定空间人们的相邻密度和交往频率。
相邻密度越大、交往频率越高，形成舆论的可能越大。如果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好几百公里才能看到几个人，那不会有什么舆论。在一定的空间内（相对小的空间），众多个人的意见容易转变成某几种舆论。
第二，空间的开放程度。
空间的开放程度越大，控制力度越小，形成舆论的可能性越大。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如果没有人管制，大家又有意见要说，那种情况下，舆论比较容易形成。
第三，空间的感染力度或诱惑程度。
“感染力度”，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带有共同利益趋向的一个话题，如果有这种情况存在，他们互相之间的感染力度就比较大；或者，问题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例如传销人群内的舆论，就是因为话题的诱惑力较大，相互感染的因素多，或兴趣、利益的吸引力大，因而，形成舆论的可能性也大。
这是关于形成舆论的三个大条件，前提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
前面提到的“5·19”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是一个舆论场。在这个空间里，很多球迷来看比赛，相邻密度很大，空间开放程度也很大，因为那时候没有经验，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警察的控制力度很弱，舆论客体的诱惑程度（大陆球队被小小的香港球队踢败了）高，于是大家一哄而起，总以为有什么原因。
图10…6 山东苍山县以出产大蒜闻名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1985年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苍山县是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县，苍山县的蒜薹事件在《人民日报》上了头版。《人民日报》报道这件事，登了两次头版。一个是当时发生的“苍山县蒜薹事件”；过了两年，又登了一个头版消息，苍山事件解决后，蒜薹长得很长，很好吃，人们为接受教训，在发生事件的地点盖了一个蒜薹事件纪念塔。
我们知道，新鲜的蒜薹不能放很长时间，时间一长，气温又高，就会臭了。作为生产蒜薹的大县和蒜薹的集散地，苍山县城每到贸易日，四面八方的蒜薹车队都向县城集中，同时，外地的车再从县城把蒜薹买走。当时苍山县的领导者为了多赚钱，分兵把口，卡住外省市进县的所有要道收钱，要的钱比较高，使得相当多的汽车开到苍山境内以后被迫返回，因为客户核算了一下，成本太高，不划算。结果，造成县城里的蒜薹堆积如山，买蒜薹的车却很少。蒜薹开始腐烂变臭，已经卖不出去了，农民们急了，砸了与事件相关的政府两个部门的办公室，县城一片混乱。后来派了很多警察才把骚乱镇压下去。从舆论学的角度分析，发生蒜薹事件的原因在于：
第一，人们的相邻密度和交往密度非常高。本来县城的人并不很多，现在县城里集中了各乡镇卖蒜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