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们的相邻密度和交往密度非常高。本来县城的人并不很多，现在县城里集中了各乡镇卖蒜薹的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交往频率也很高，因为人们有共同的利益，蒜薹成为大家谈论的主要问题。
第二，空间开放程度高。县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到路口去收买路钱了，县城里真正管事的没几个人。
第三，感染力度非常大。大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就是眼看着蒜薹腐烂变质而卖不出去，人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对县领导的舆论，由于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高声一喊，反对县领导的舆论马上变成了打砸县机关的行动。
当然，带头闹事的人按照法律进行了处罚，但是中央也对该县的领导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当时的县城，便是关于蒜薹的舆论形成的“舆论场”。
下面再说一个比较宏观的舆论问题：就是舆论形成过程中官方如何把握舆论。
4．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社会动员带来的舆论问题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官方总要进行社会动员，动员的时候就要许诺——改革有什么什么好处，否则，无法把大家动员起来参与改革的计划。然而，经济的发展通常达不到进行动员时的许诺，这就会引发冲突，人们会产生一种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是一种舆论表现形态。
图10…7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文版封面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图10…7）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这个观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重要，因为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进行社会动员，官方的意见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才可能在社会中形成一定的舆论反应。这就有一个问题，动员的时候不能不说一些许诺的话，如果改革完成以后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谁会跟着你走啊？但是你要把好处说得太多了，又可能无法收获那么多好处。说得没有那么好，又难以把人民动员起来。说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怎么能够把大家动员起来，同时又能形成一种比较良好的舆论？许诺不要说得太高。但也不能说得太低了，什么好处都没有，或者风险非常大，人们还是不会跟你走。这是很矛盾的事情，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是比较典型的。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论适度动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是亨廷顿开列的公式（5）：
5．消除传闻
传闻是舆论的一种畸形表现形态，是非正常状态下舆论现象。由于信息没有及时沟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现看下面的图式：
重要性×模糊性：就是说，事情越重要，同时相关的信息越不清晰，传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情的重要性，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公众越认为重要的信息，如果同时越感到模糊不清，就越会快而广地得到传播。图式的分子部分，是两个美国人提出的。分母部分，即“批判能力”，是孟小平1989年出版的《舆论学》里加上的一句话。公众的批判能力越强，传闻的传布越少。
图10…8 诺伊鲍尔《谣言女神》中文版封面
三个因素里面，“importance”是不能改变的，公众认为某个事情很重要，就会传。能够改变的是“ambiguity”（模糊度），如果传媒及时发出信息说明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就会减少传闻的传播。第二种方法，传媒要提供批判性的材料（包括科学知识和新的信息），提高公众的批判能力。做到这两点，传闻就会很快消失，你要不说清楚，传闻就会越传越厉害。
建议大家读一下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所著《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版）（图10…8），这本书很好看，普及性质的，但是道理说得较深。
古代社会由于没有现在这样的传播工具，谣言传播较为广泛，没法制止，而现代社会有了大众传播，就出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情况：“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了什么？”（6）“印刷所广场”是指《泰晤士报》，该报当时就在伦敦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是古罗马神话中的传闻女神，或叫谣言女神，她在希腊神话中叫“俄萨”。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了现代传媒，谣言或传闻就没有了生存之地。换句话说，现代媒体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提供清晰度高的信息，同时提供一定的知识和分析材料，让公众能够对传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澄清传闻。
6．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传媒在哪些方面引导舆论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传媒适当地引导舆论，有利于顺利地社会转型，但要注意，不能刻意硬扭，因为舆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意见现象，需要我们通过媒体的努力，逐渐让舆论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前引导舆论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把对财富的贪欲冲动、单纯的牟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在搞市场经济，大家都想赚钱，对财富增长的贪欲、牟利的动机，看来不可避免，但赚钱为了什么？除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外，其实每个人的消费，即使有较高标准，也是有限的。因此，传媒要多报道一些牟利的动机中表现的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把牟利的动机向这两个方面引导，这是可以做到的。
市场的欲望有很大的发散性，它可以在同一时刻兼容若干欲望的指向，并且每一具体方面的欲望不时地向四周投射。在这些欲望中既有对私利的疯狂追求，也有对成就感的不懈追求，还会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意识。正面扩大这些欲望中的成就感追求和社会责任意识，抑制对于私利的过度追求，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现代经济氛围。成就感也是一种欲望，但是它总体上有利于社会。
第二，把投机风气和追求虚幻的泡沫经济意识，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市场经济变化万千，带有一定的投机特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的基础是实业，是不断开拓的新生产领域。
如果我们的传媒把报道重心集中在商业流通领域和经济投机领域，过分催动公众对于股票、期货投机的期望，着力宣扬各种商业促销手段，容易使已有的关于市场认识的舆论，变得更加浮躁不安，暴富导致奢侈挥霍，暴穷导致精神崩溃。比如股市上扬了，媒体应客观地报道就行了，不要多说，你说得多了，大家都被你鼓动起来，很快大家又都被套牢，愤怒的情绪若找不到出口，问题就来了。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有务实精神，这关系到经济活动的主导取向问题。
第三，把你死我活、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经济交往观念，转变为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观念。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表现，但这种竞争并非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的战争。过去我们的传媒宣扬了太多的“你死我活”的观念，是不对的，市场经济的原则应该是“你活我也活”，经济交往活动各方都得到一定利益，才可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交往得以继续进行。
我们的传媒曾经有意无意地传播着各种以传统“兵法”为圭臬的商战经验，影视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情节，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这个基本特点。营造互惠互利的竞争与合作的经济氛围，对于舆论保持理智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经济和战争、政治不完全一样，我们曾经宣扬了一种错误的市场经济观点，把各种传统的兵法运用到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不按契约办事，不走正道，相互欺骗，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交易成本大大提高，因为我和你签订契约的同时，还要防备你在背后做什么，每次交易，交易中的双方和多方都要防着对方，整体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提高，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因此，要倡导市场交往中的互惠互利的、遵守契约、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这是传媒在报道中要注意的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问题。
第四，把对财富的挥霍和单纯的享乐意识，转变为对文明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追求。现在我国一些人有钱了，有了钱花到哪里？当然花钱是自由的，但是不少人炫富，这是一种不好的心态。其实，西方国家比你还有钱的人，穿着非常朴素。这说明什么？你有钱了，经济增长了，不一定意味人就自然文明了，社会自然就发展了，要防止出现社会有增无长的结果。这个“增”是指财富的增长，“长”是指人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这就给大众传媒提出了一个具体任务：赋予享受和娱乐以一定的人文内涵和健康的价值取向。没有人文内涵的价值取向的经济增长，不是文明的经济增长，也不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这方面传媒能做很多事情，可以批判地做一些事情，但媒体广告往往宣传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包括《北京青年报》，不停地宣传房产和汽车，虽然它赚了很多钱，这方面的传媒管理经验也很多，但无意中使社会增添了炫富的意识，如何摆平，需要研究。
第五，把对自然资源的单纯占用和消耗，转变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识。环境保护是需要媒体进行宏观引导的，这恐怕不只是中国的，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正是舆论中潜在着的对这问题的轻视态度，日益导致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化。
这方面我觉得媒体可以做很多事。前几天偶然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太湖。太湖有一条支流永远是黑的。有一个人就是为了这条河，不停地上告。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他住在河边，有条件搬走，他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不停地上告，受到了很多迫害。这样的事情多报道一点，增加人们对环保的重视，促使人们对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恐怕是媒体能够做到的。太湖蓝藻事件出来以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反而减少了。当然，后面有地方主义在起作用，但传媒就完全没有办法，闭口不言了吗？只要有心，迂回地继续讲这个问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现代社会里，环境状况是舆论文明水平之镜，这方面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传媒的责任。
四、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舆论”，谓语“监督”，意思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的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政治家、演员、活跃的企业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表达看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表达的主要渠道，便是通过大众传媒，以及现在的互联网。表达的内容可以是赞扬、建议、批评，其中主要的形式是批评，因为这种形式比赞扬更容易引起关注。“监督”并不意味着只是批评，而是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通过议论形成一种督促，使之在法治的轨道里活动，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因而，舆论监督达到的客观效果应当是：保证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以法治国的社会机制、遏制腐败的孳生和蔓延。
有舆论才能有舆论监督。舆论通过自在的存在，对社会发生的事件、问题产生影响（通常是一种精神压力），这叫“舆论监督”。并非只有通过传媒反映舆论，形成对当事人和组织的压力，才叫舆论监督。传媒通常被视为舆论的代表，但不能说传媒的意见和报道就自然代表了舆论。如果社会上已经出现关于某个事件、问题的舆论，传媒报道了这方面的舆论，对某些当事的人和组织产生了影响，这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有时，传媒需要通过报道和评论引起公众的讨论和参与，形成舆论，舆论对当事人或组织产生影响，也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
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它的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影响力不在于它拥有有形的权力，而在于舆论造成的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舆论是一定范围内公开表达的公众的集合意见。因而，舆论监督的特点与执政党、国家机关各个系统的“内参”、“要报”等不同，是公众以公开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见的形态，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督促。
舆论监督作为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冲突的中介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监督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公众能够全面地获知各方面的客观信息，特别是政务信息。只有在公众知情的条件下，才谈得上监督。
由于舆论监督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渠道，因而传媒的监察经常被理解为舆论监督；但在理念上要知道，传媒的监察关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其他国家虽然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但是大众传播媒介为了公共利益揭露、批评权力组织和公众人物，被视为一种传媒的职责。马克思早在1849年就谈到：“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7）1965年，英国高等法院法官劳顿勋爵谈到：“揭露欺骗行为和丑闻是报纸的职责之一。这是为着公共利益。这也是报纸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经常所作的一件工作。”
“舆论监督”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确认的一个概念，1987年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1992年党的十四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均重复出现这个概念。
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在这句话里，根据上下文，舆论监督的内涵有些模糊，似乎介于加强政务报道和群众批评之间，很难从字面上界定“舆论监督”是指什么。当然，能够提出这个概念，就已经是十三大报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