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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根据上下文，显然“舆论监督”不同于党内条例监督、通过民主形式的监督，语句表达中显现了“舆论”这个监督的主体。
我国传媒自称实行“舆论监督”的事例中，采用“支配者模式”较多，传播者充当了政论员、宣传员和鼓吹者的角色，而公众则充当目标与市场的角色。这是宣传视角的“传—受”模型，不是严格意义的舆论监督。舆论都不存在，哪来的舆论监督啊！在这种视角下，公众被视为是不成熟的，需要传播者对提供给他们的材料进行选编，选编的依据有时也不是新闻价值，而是传播的预期效果是否与主流的价值相符合，传媒揭露什么问题的目的在于教育群众。这时，“舆论”还没有形成，谈不上监督谁，而是传媒通过揭示的事实“教育”人的一种宣传。
关于舆论，学者们多数都承认它的主体是公众，也就是说，传媒或政府部门，都不是舆论的主体。而涉及舆论监督时，舆论的主体却与上面的认识发生内涵上的逻辑矛盾。一些学者认为，“公众没有表达自由，公众的意见无法表现出来，舆论监督之‘舆论’也许不是真正来自公众”。“考察现实中舆论监督行为发生过程，我们看到，实际上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公众很少‘作为’，或者说很难作为。”由此，传媒替代舆论充当了监督的主体。反对者则认为，传媒之所以能进行舆论监督，是因为具有公众的授权，也就是说，公众才是背后的主体。（8）
看来，我们把以前的“报纸批评”等同于舆论监督了。这是两回事，有些类似，但是主体不一样。我们现在使用“舆论”的概念太随意了，造成了概念含义的多重理解。分歧在于对公众理性程度的预设。如果认为公众是非理性的，容易受到欺骗和影响，当然就不能充当舆论监督的主体，至少也该由传媒来代表，形成二元主体。这种思路是一种明显的宣传和控制视角。公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凸现，传媒只是把公众作为动员、灌输观念或和教育的对象。
舆论是分散的公众“集体”态度的表达形式。在对各种社会系统的舆论进行比较分析时，有两个变量尤为重要：公众的知情程度和参与机会。经过知情者之间的互动讨论，公众参与形成的舆论，应该可以通过舆论的代表直接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待监督对象进行对话的。
随着公众的参与，传媒对客体的监督，有可能转变为舆论监督，这种转变很重要，这使得传媒与被报道的客体之间有了缓冲物，公众逐渐亮出了监督主体的身份，显现抗衡各种社会力量的能力。传媒在监督过程中也就有一层屏障，能够对抗一定的压力，因为公众的支持，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合法性资源。
鉴于以上的道理，传媒的监督（其实本质上是“监”，传媒不拥有“督”的权力）有必要转变为舆论的监督，让舆论真正成为监督的主角，为公众成为发挥监督的主体，积极、自愿地承担起舆论监督的主体角色，而传媒，则悄然退到背景烘托和议题设置的位置上。公众参与式的监督，可以削弱事情的敏感程度，减轻新闻官司中传媒方的举证责任，也可以适度降低行政管理方面对传媒施加的压力。
对公众而言，公众的参与热情，与其得到的回报或他们努力的预期效果相关。如果公众的参与行为获得了比较积极的响应，也就更乐于参加其中。这样一来，传媒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也就更紧密，更具有平衡／互换的特征。这种情形下的舆论监督，也会有厚重的公众基础和较为坚实的合法地位。
传媒的编辑记者们，至少在理念上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传媒的“舆论监督”，主要不是传媒代表某级党政权力的监督，而是传媒代表公众（这就要看传媒能否通过自己的报道和评论形成舆论）对各种社会事务的监督，或传媒提供意见平台，直接让公众参与监督的一种传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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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9页。
（2）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24页。
（3） 时光：《对公意的推崇与对公众的践踏》，《民主与科学》2003年5月。
（4） 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5）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275页，译文有改动。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8） 参见周甲禄：《论舆论监督的主体》，《新闻大学》，2005年第4期；田大宪：《舆论监督主体的误读与结构》，《新闻大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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