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时候，当然如果你住在都市里，你不太容易感觉，如果我在东海的校园，因为院子很大都是树，所以一阵春雨来的时候，夜里你常常会忽然醒过来，因为那个雨声非常大，就是帘外雨潺潺，忽然有一阵雨声过来。这里面很像李商隐的一个句子“曾醒惊眠闻雨过”，李商隐曾经说他忽然从睡眠里面惊醒过来，就是“曾醒惊眠”，然后他就抱着被子坐在那边，“闻”是听的意思，“闻雨过”，那个雨“哗”这样就过去了。我用李商隐的这个句子来形容“帘外雨潺潺”，其实是李后主在被抓到北方某一个春天的夜晚，听到雨声忽然醒过来了，听到皇宫的窗帘外面，一片雨声过去。
“春意阑珊”，“阑珊”这两个字很难形容，其实有一种慵困、慵懒、迟延的感觉。“阑珊”是民间歌曲里，特别是在唐宋时代的流行歌曲里面喜欢用的，就是形容一种情感，这个情感很拖带，不干脆，好像没有办法一刀两断的感觉。我们讲“夜阑珊”，好像那个夜晚老是过不完，那种漫长、牵连的感觉。“春意阑珊”，春天用了“意”，所以不是在讲春天，是在讲他自己的心情，在春天时心情的一种黏腻，一种不明朗、忧郁烦闷的感觉。
“罗衾不耐五更寒”，惊醒过来了，他盖着“罗衾”，可是这罗衾很薄。南方天气都很热，通常被子都是比较薄的，所以你会感觉到“罗衾”这被子，盖在身上挡不住黎明即将到来时的春寒。可是我想“罗衾不耐五更寒”，更大的感受是心里面的荒凉，而不只是肉体上的冷，是披着衣服在那边发呆，从梦里面惊醒，听到雨声过去，那个心里面的荒凉感。
这首词是我最喜欢的李后主的一首词，我觉得它对于意境的处理非常迷人，特别是下面两句。我常常把下面两句抽出来单独写成书法，就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什么叫“梦里不知身是客”？因为刚才他在做梦，可是雨声起来以后，他被惊醒了，惊醒了以后，才发现刚才做梦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北方。他一做梦，一定回到南方去了。这里面非常苍凉，刚才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客居北方，还以为仍在故国。“一晌贪欢”，“晌”是一刹那的时间，我觉得“贪欢”这两个字用得非常迷人，用“贪”这个字去形容“欢”，忽然感觉到自己年轻的时候这么去吃喝玩乐，这么去追求感官享受，想到那个一刹那之间贪欢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再强调说，一个诗人的诚实跟他用字有很大的关系。也许今天我们写文章用到“贪欢”两个字，我们大概都会稍微斟酌一下，我们要不要用“贪欢”，因为它是非常感官的。我一直觉得王国维在这样的东西里面看到了李后主最感人的东西，所以他会说李后主在最后其实是担负着释迦牟尼、基督的苦难的意义，其实是赎罪的意义了。我为什么自己常常喜欢把这两个句子单独抽出来写成书法，因为我觉得我们不一定是在写李后主，我会觉得每一个人自己就是“梦里不知身是客”，因为可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被流放的形式，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被宅居的形式。
我们刚才读到李商隐说“上清沦谪得归迟”，所以在死亡没有发生之前，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一个大梦当中，我们今天可能是一个客居的形式。我的意思是说，从很多的宗教哲学来讲，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归宿，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归宿在哪里，所以我们是在梦中。在梦醒之前，我们是一个客居的身体，这个身体有一天要到哪里去，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在这样的状况里，“梦里不知身是客”，其实是在讲自己目前在一个大梦的状态。在大梦的状态当中，我一晌贪欢，我看电影，我去吃很好的菜，我认识很多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在梦里的贪欢而已，因为你不知道将来各自到哪里去。这有一点像《红楼梦》里面讲到那个繁华最后散尽，叫做“树倒猢狲散”，那些人在大观园当中，那种情爱之深，贪欢之深，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食尽鸟投林”，食物已经光了，所有的鸟回到自己要回到的树林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个句子非常惊人，大概是在整个的中国文学史上，它的宗教感和哲学感是最强的。我觉得它可以用来做任何一种生命形式的告白。所以我自己常常写这个句子，我觉得它让我感触到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其实有一天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应该这样执著，包括最深的感情，跟母亲的眷恋，跟自己最爱的人的眷恋，好像也不过是一晌贪欢，因为你知道后面会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等着。所以我把这个句子抽出来，我想李后主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后期的心境已经完全沉淀下来了。他怀念的已经不是故国了，其实是在思考自己这一生到底在干什么。
下面的“独自莫凭阑”是连接上面的情绪的，一个人不要随便靠在栏杆上，因为眺望其实有非常哀伤、孤独的感觉。这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独自莫凭阑”，一个是“独自暮凭阑”，黄昏的意思。这个字是通假字，古代是可以通用的。“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我想上过我讲的中国美术史课的朋友都记得，我特别写过一篇散文叫做“别时容易”。“别时容易”也是张大千的一方印，在《韩熙载夜宴图》上面有“别时容易”这个印，是因为当时大陆要求张大千把这张画送回去，所以张大千送回去之前盖了一个印，就是“别时容易”。其实这张《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李后主朝代的故事，这方印上面的“别时容易”也刚好就是李后主自己的句子。“别时容易”只有四个字，很白的句子，“别时容易见时难”，非常的直接，其实我们会想到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那个两难在这里忽然变成绝对，因为两难是人跟人的关系；“别时容易见时难”，是你跟自己生命的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感觉到无限江山不再是讲国家了，其实是在讲你自己的生命所可能看到的一切。
我一直觉得这首诗好像是他应该到最后的时候了，就是你会感觉到他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所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没有以后了。“流水落花春去也”，水在流，带走了所有凋零的花，春天也要结束了。所以他已经觉得他的生命也可以去，可以消逝了。如果诗是庙里的一个签的话，我想这个签应该是他最后的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对“天上人间”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人认为他是说过去在故国是在天上，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现在被打入人间去受罪。我对这个版本的解释不是很喜欢，我觉得“天上人间”其实是一个生命在面临最后的死亡状态的时候，忽然迷惑了：我以后到底会在哪里？我会在天上吗，我会在人间吗，我会是那个流水吗？还是我是那个落花，我是那个春天？他对自己梦醒之后将要去哪里，其实是一个迷惑。
我刚才引用李商隐的“曾醒惊眠闻雨过”，下面一个句子是“不觉迷路为花开”，李商隐说他有一次走路忽然迷路了，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他一直迷恋那个花，他跟着花一直走，最后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李后主最后用“天上人间”这样一个方式来结尾，可能是一个扩大出去的东西，由于夜晚惊醒过来那一刹那的生命感伤，他忽然有了一个生命里最后的谶语。
第二讲 从五代词到宋词
诗和词之间的界限
在上一讲里，我们讨论了五代时期对于词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也就是南唐的李后主。我曾经在前面提到过，我会在介绍宋词的时候把唐诗拿过来与之做比较，那么，诗和词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诗和词的界限不是很容易分清楚的。很多人认为词是长短句，把它叫做乐府里的长短句，因为它是按照音乐的程式来安排的。我们讲的《满江红》、《虞美人》、《相见欢》，它们不是一首诗的名字，它们是一个音乐的词牌，有点像西方讲的音乐的调性，所以比如像《满江红》，它一定是有一个唱歌的旋律的。所谓的填词，就是诗人拿到了这个《满江红》，按照这样一个词牌，把文字放进去。
我想用我们今天的经验做例子：好比说在今天的流行歌曲里面，你对《绿岛小夜曲》那个旋律很熟，可是你觉得它文字不够雅，那么你就把它的文字抽掉，换另外的文字进去。当然换文字会有它的限制，因为你必须按照它的节拍、长短来安排文字。如果它只有三个音节，你要放七个字就非常难，因为填词是要在每一个音符里面放进一个字进去。所以我们可以说，词在整个文学性上，它更接近于跟音乐合拍的过程。很多人以为词是长短句，好像就比较容易写，因为相对自由，可是事实上刚好相反，因为它的每一个字与每一个音律之间必须有很好的关系。它的上声、入声，或者它的关系位置、它的节奏，都必须是准确的，因此它的难度比诗还要高，我想这是词在形式上跟诗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我特别想跟大家谈诗和词不同的另一方面。我刚才用《绿岛小夜曲》这一类的流行歌曲举例，也许更适合的举例应该是我们在民谣里面所了解的，比如《雨夜花》、《望春风》、《补破网》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很可能在宋代类似于词牌的形式，比如《补破网》，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哀伤的调子，可能是描写一些比较辛苦的渔民的生活，所以后来大家拿《补破网》来填词的时候，基本上也会填进类似的情感。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大概所有的《满江红》去填词的时候，填的内容都比较悲壮，很少人会用失恋的感觉去填《满江红》，大概失恋的时候都会去填《鹊踏枝》或者是《蝶恋花》，因为它们是比较接近《雨夜花》那种调子的。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音乐本身的调性，有的是慷慨激昂，有的可能是比较婉约、比较哀愁的，所以这就限制了一个词牌本身的发展。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所有填《满江红》的词，大概都在写关于国破家亡，或者类似这种悲壮性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选的北宋词里，没有一首是《满江红》，因为《满江红》大概不会随随便便去唱的，因为它比较庄严吧，像我们很熟悉岳飞的《满江红》的调子，就是因为它在传达一个比较特殊的，跟家国情怀有关的情感。它也比较类似于像今天的“军歌”、进行曲，比较豪迈、悲壮。文人平常在吃饭以后大家弹琴唱歌，大概不太会唱《满江红》。
词的音律性
北宋的很多词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是会唱词的，那么在唐代，诗人也唱诗，可是不像词在宋代的时候，基本上变成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苏东坡曾问旁边的人说，我跟柳永的词比起来怎么样？因为苏东坡很在意他与其他文人之间的比较，当时柳永的词是非常流行的，大概比今天的伍佰还要红。苏东坡就会问，我跟他的词差别在哪里？有人就说柳永的词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手拿红牙板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如果是苏东坡的词，就要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里面已经很明白地说明了词本身是有很强的音律性的，还不止是音律性，它也包括了歌手的表达。我们也相信当时这些词，的确是从某些作为歌妓的小女孩口中唱出，或者是一些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出来的，也就是它们的确是被歌手拿来唱的。
今天我们谈北宋词的时候，已经抽离了它的音律性，我们不了解北宋词在歌唱中流传的经验，也可能因此丧失了对北宋词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很希望大家了解到词的出身，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可能真的是流行歌曲。我用流行歌曲来比喻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因为今天我们很可能觉得流行歌曲的层次不高，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天《雨夜花》、《望春风》可能会是台湾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创作。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件事，就是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学往往不见得一定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文学形式，有的时候它会是另外一种文学形式。
总之，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旋律的所有宋词，在当时都是完全可以唱的——我应该修正，不是可以唱，是一定要唱的，不唱就不叫词了。词不是看的，它是听的。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这些东西是在弹着琵琶或者别的什么乐器的状态下唱出来的，通过你在听觉上的接触，像“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的词，你的感受一定会非常不一样。
宋词很少用典故
词与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词是一个高度口语化的形式，尤其是在北宋。北宋是词的发展初期，这时期的词保留了民间歌谣的具体形式，因而它非常口语化。大家会发现它很少用典故——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读宋词跟唐诗有很大的不同，唐诗你常常要查典故，可宋词就不那么需要查，为什么呢，因为唐诗讲究对仗。我们在讲杜甫时曾经特别提到，杜甫特别擅长对仗这种形式，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为了对仗，他必须使下一个句子跟上一个句子之间有词性的严格配合。
那么到了词的时代，词更讲究唱的这种过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的流行歌曲，它的每一个句式本身往往是独立的？也就是上一个句子跟下一个句子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必然性，因为歌曲本身有旋律在里面，所以我们听一个段落中某一句的时候，这一句本身有它自己情绪的一个发展，而它自身文字的独立性非常高。我们再去回忆我们常常记得的宋词，它们往往是片断的句子，那这些片断的句子并不见得在整首里面发生它们必然的互动性。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前面讲过李白，讲过杜甫，讲过白居易，特别是白居易。我们介绍白居易的时候，介绍了他的《长恨歌》跟《琵琶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