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代表了对崇古传统的一种反叛。早期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谈起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时十分苛刻（即便并不总是只对希波克拉底才如此），后来，他们转向了新近翻译的赫尔墨斯、炼金术和新柏拉图主义原著。建立于大宇宙一小宇宙相类比和医生神性职责之上的生机论者们构想的宇宙，是基督徒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的新的理解基础。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在推动改革时，继续摧毁旧体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派的元素——旧宇宙论建立于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体液——盖仑医学的基础——都受到怀疑。化学论者现在转而把三要素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认为，疾病的局部位置取决于内在生机（archei），而非体液不平衡。
帕拉塞尔苏斯派对古人的回答最好地体现在，他们强调把观察和实验作为研究自然的一种新基础。当然，并不只有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持这种论调，但是，他们把化学作为研究人和宇宙之指南的特殊兴趣，使他们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自然哲学家。他们在蒸馏实验中广泛使用化学设备，并始终把各种化学类比作为理解整个自然现象的方法，这使他们恰好置身于赫尔墨斯…炼金术传统之中。
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带有化学而非数学的强烈色彩。虽然他们可能仍然在口头上声言毫无疑问需要数学证明，但事实上他们的定量概念要么最接近于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要么最接近于实用的称重。自然现象的数学抽象与几何证明带有经院主义的味道，显然这是应该避免的。作为“数学的”科学和古代医学的一种形式，逻辑本身是可疑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医学科学与以前的医学科学相比，对自然的数学化探讨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这些化学论医生的观点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但这种阐述常常不够圆通得体。他们高声反对当时过于依赖古人的潮流，倡导一种建立在以化学为取向的观察和实验基础上的新医学和新自然哲学。而且，他们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以使人们在大学里能教授“基督教的”自然概念。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与传统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他们自己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他们争论的问题有：数学在新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元素的真实情况、大宇宙一小宇宙类比的实在性以及星体发射物（astral
emanations）的意义。当然，我们会认为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取得了一些独特的进展——他们关于疾病的概念、关于化学对医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既作为理解心理过程的基础，又作为药物制备的新来源）就是极好的例子。毫无疑问，17世纪后期的一些“现代”概念根植于前一个世纪医学化学家们的“非现代”概念。然而，正是通过表明对一种以医学为基础并以化学来诠释的新科学的远见，他们才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将对界定现代科学的重要方面产生影响的论战。
第三章 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研究自然
从对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能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把无机自然界研究与有机自然界研究分割开来会使人误入歧途。在16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派学者、柏拉图派学者以及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看来，世界被设想成是有生命的——并在所有层次上都是如此。人们常常读到有关星体种子（astral
seeds）使地球受孕并由此导致矿脉中金属生长的各种理论描述。许多人认为这一过程可与人类胎儿的生长相比。而且，人们还认为，就像在田野上可能收获谷物一样，人们因而也可能在地球内部一遍又一遍收获生长着的金属。中欧的矿工在20世纪早期之前通常都怀有这类信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看来，空气中存在着一种所有生物都必需的生命精气（spirit
of life），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罗伯特·弗拉德的《哲学钥匙》（Philosophicall
Key，1619）阐释了以这种“精气”（spiritus mundi）为基础的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而探求分离这种物质就成了他一生的主要工作。虽然许多人可能反对弗拉德的神秘爱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接受了他在这一点上的哲学假设。
但即使有了这种解释，我们仍然发现，把矿工和冶金学家的工作与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工作区分开来是有益的。如果我们随后再去研究这些领域，就会发现16、17世纪发生的各种戏剧性变化。在此，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植物知识和动物知识让位于人文主义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而后让位于为了取代古代传统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而通过观察对新知识进行的广泛探求。
动物王国
中世纪的动物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老普林尼于公元1世纪所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该书除介绍了其他方面的许多知识外，还介绍了与欧洲、非洲和亚洲动物有关的大量事实和民间传说。对于普林尼来说，最重要的是动物的习性，而不论怎样它们可能看起来像是寓言一样。他还描述了这些动物的外貌、各个部位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它们第一次在罗马被发现的时候，普林尼对各种怪兽的描述再次出现在中世纪的各种动物志中，这些动物志也传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手中。但普林尼的原著受到人文主义者批评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伊谟拉·巴巴罗（Ernolao
Barbaro，1454—1493）向37卷本的《自然史》提出挑战，并写下了篇幅与之相当的一部著作。巴巴罗在其《对普林尼的修正》（Castigationes
Plinanae，1492—1493）一书中逐篇剔除了其中的各种错误。但在典型的人文主义风气中，他几乎毫不关心罗马海军将领描述的有关各种动植物的全新观察材料，反而去寻求普林尼所依赖的古代原始资料。因此，他反对普林尼认为大象寿命可达200年至300年的观点。正确的数字——他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是300年，而是120年。
普林尼的百科全书传统在16、17世纪获得了丰收。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1516—1565）①的著作包含了知识的所有方面，的确，他的《书目大全》（Bibliotheca
universalis，1545）是第一部附有注释的有关各种已印刷书籍的大型书目提要。与该书有同样影响的是他的《动物史》（Historiae
animalium，5卷本，1551—1621），这部著作包含了古今权威们提到的所有动物。它还载有与每种兽类的栖息地、生理机能、疾病、习性、实用价值以及食性有关的知识。格斯纳收集了许多新的观察材料，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把动物界分成鸟类、鱼类、昆虫类以及其他基本种类。他依照字母顺序作分类。尤利瑟·阿德罗范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①甚至更加雄心勃勃，他在去世前不久出版了3卷对开本的论述鸟类和昆虫类的著作。但从他的注释中得知，他的学生将出版另外的11卷——而这些手稿至今尚未得到编辑整理。
①瑞士博物学家，被称为16世纪最伟大的“百科全书派博物学家”。——译注
①意大利博物学家。主持波伦亚植物园，著有《自然志》。——译注
格斯纳和阿德罗范迪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对怪兽的描述有时受到质疑，但是他们所能找到的点滴材料绝大部分都向读者作了介绍。在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1572—1625）脱胎于此的著作中也许可以发现这一点。他的《四足兽史》（Historie ofFour…Footed
Beastes，1607）和《蛇史》（Historie of Serpents，1608）以对开本的两大卷篇幅，向詹姆士一世时期（the
Jacobean）②的读者介绍了世界上的动物。在托普塞尔看来，牧师必须对动物感兴趣，因为他需要正确辨别《圣经》中的各种兽类动物。同样的知识对于医生来说也一样重要，因为动物可供人食用，它们的毒性会使人致病，它们的各个部位可作为药用。
②指英王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1603—1625年。——译注
托普塞尔认为，按照简单的字母排列就可以充分实现他的目的。然而，他的确在主类之下进行了再分类。因此，在论述鬣狗的段落里，出现了长着人头和三排牙齿的怪兽曼提克拉（mantichora），它只是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神秘动物中的一种。由于《圣经》的权威性，他在书中收录了一种似牛的双角兽。而其他许多动物如萨梯（satyrs）③、斯芬克司（the
sphinx）④和龙（dragon）之所以被包含在内，是因为古代原著中曾提到过。这些寓言式的兽类动物中，最不寻常的是拉弥亚（Lamia）⑤，托普塞尔收入这一动物是因为《圣经》中提到过它＇莉莉丝（Lilith）①＇（图3．1）。该兽长着一副美女面孔和“一对硕大、漂亮的乳房”，它们对旅人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们一旦遇见男人，就敞胸露乳，以美色引诱他们走近并与其交谈，然后将他们揽入怀中，吞噬并杀死他们”。
③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是一个长有公羊的角、耳和尾巴的半人半山羊怪物，耽于淫欲。——译注
④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译注
⑤希腊罗马神话中女头女胸的蛇身妖魔，吸血女怪。——译注
①闪米特神话中出没在荒郊野岭专害幼童的女夜妖。——译注
托普塞尔还知晓各种不为古人所知或者在前一个世纪中已被重新发现的动物。因此，他收录了大量来自美洲（诸如“巴西陆地鳄鱼”，它实际上是一种鬣蜥或其他种类的蜥蜴）和东方的动物。人们可以从古代权威那里以及从1513年至1515年在里斯本（Lisbon）展出的标本里了解到，犀牛是印度动物之王，是“自然界第二大奇观”。虽然，托普塞尔毫不犹豫地认可了拉弥亚、曼提克拉和龙，
但他认为犀牛这种动物非常奇特，因而他必须向读者保证自己不会向他们撒谎。他说：“我不愿写下任何不真实的或者非我所发现且不能确定的东西，真理对我来说是如此可贵，因此我不会通过撒谎来获得任何人的热爱以及上帝及其作品的赞美。因为上帝不需要撒谎者。”
16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专题研究特别令人感兴趣。在这些研究中，主要有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1517—1564）①和古依劳莫·朗德勒（Guillaume
Rondelet，1507—1566）②所进行的鱼类、鸟类和海洋动物研究。贝隆曾到近东收集资料，在其《论鱼类的特性和效用》（La
nature & diuersite des
poissons，1551）一书以及论述各种动物、蛇、草、树、男人和女人的著作《图集》（Portraits，1557）中，他展示了这些资料。贝隆在“鱼类”中包括了所有生活在水中或者傍水的动物。他收录了鲸目动物，并描绘了一头逆戟鲸的分娩过程，在其产下的幼鲸身上仍然缠系着胎盘，因此使得其有可能把鲸确立为哺乳动物（图3．2）。贝隆的比较解剖学论文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在文中并列描绘了人和鸟的骨骼，引入注目的是两者各种恰当的同源关系（图3．3）。他还给新大陆的一只“水”鸟（实际上是一只巨嘴鸟）的喙绘了草图，而同时他也乐意画出西奈半岛各种飞蛇的插图和一种形如修道士的怪鱼插图。后来这幅怪鱼插图被格斯纳和朗德勒两人袭用。
①法国博物学家。——译注
②意大利博物学家、医生。——译注
朗德勒的研究动力至少部分源于他要确证亚里士多德各种观察材料的希望。他在著作中仔细描述了地中海的生物。但像贝隆一样，他也收录了与水有关的其他动物，如海龟和海豹，且并不反对描绘从格斯纳和贝隆那里借鉴来的诸如修道士鱼或主教鱼这样的怪物。
在16世纪后期，有大量的专题著作得以出版或完成。格斯纳曾向约翰·凯厄斯（John
Caius，1510—1573）要过一本论狗的书籍，并向爱德华·沃顿（Edward Wotton，1492—1555）①和托马斯·佩尼（Thomas
Penny，1530—1588）要过一部论述昆虫的书籍。前者于1570年在伦敦问世。后者则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医生托马斯·莫菲特把沃顿、佩尼和其他人的注释搜集到一起，最后于1634年出版。
①英国博物学家。——译注
16世纪探险活动所带来的对动植物越来越详细的描述，也具有重要意义。到了该世纪末，一些更加令人惊奇的动物的绘图在欧洲出版物中已是非常普遍，但直到17世纪人们才开始对出现于世界各新发现地的动物进行仔细编目。维莱姆·皮索（Willem
Piso，1611—1678）有关南美各种鱼类、鸟类、爬行动物类和哺乳动物类的绘图，精确地描述了诸如水豚、貘、猴、各种树懒、美洲虎以及南美食蚁兽这类异国动物。雅各布·邦特（Jacob
Bondt，1592—1631）为东印度（山e East lndies）作了类似的工作。他纠正了犀牛有着铠甲般外皮的早期描述，并声明，尽管几乎没有其他欧洲人曾见过这种野兽，他却曾见过数干头（图3．4和3．5）。同样，他还亲自对老虎进行了描述，并绘制了猩猩的图像。他高兴地认为猩猩就是普林尼所描述的萨梯（图3．6）。
植物王国与医学传统
医用植物的知识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但严格意义上的植物学研究并未成为古代自然哲学的主流。亚里士多德的植物学著作仅留下一点残篇断章，但这的确表明了其有趣的抽象本质。他的学生提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80一前287）①写了一部《植物史》（History
of
Plants），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涉及的是植物的繁殖。该书于1483年用拉丁语第一次出版，此后又于1497年以希腊语出版。它成了该领域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基本原始文献。
①古希腊植物学家，曾掌管亚里土多德学园的工作，并使其达到兴旺的顶峰。——译注
然而，人文主义者对提奥弗拉斯特的兴趣肯定逊色于那些描述各种植物并列出其药用价值的实用草本志。在这方面，古代残留下来的主要有阿拉扎比乌斯的皮达尼乌斯·狄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fidesof Anazarbeus）所写的有关药物的著作。他是公元1世纪时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