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 第15部分

　　失却精神，所谓散文，就不过是一堆文字瓦砾，或者一个收拾干净的空房间而已。

　　散文的内涵，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

　　精神并非单一的。我们说“这一个”，或者“那一个”，都说的是“一的多”。冷冽中的温暖，粗野中的柔顺，笑谑中的阴郁，明朗中的神秘……以协和显示不协和。精神无非加强和驱动最富于个人特性的方面，却不曾因此消解人性固有的矛盾。事实上，丰富就是矛盾。

　　“统一”是精神个体性的天然杀手。藉“统一”而求文化——文学的繁荣，不啻缘木求鱼。

　　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会，面对出版界的“唯一许可的色彩…官方的色彩”，以激愤到发冷的语气究诘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种存在形式呢？”

　　语云：皮毛去尽，精神独存。

　　我说：欲存精神，留彼皮毛。

　　散文精神对于散文的第一要求就是现实性。惟有现实的东西才是真实可感的。

　　缺陷是最大的真实。由于精神的犷悍，作家便获取了暴露全体的勇气。写真实本身是一场文化批判，削肤剔骨，势必在主体和客体内部同时进行。无动于衷的歌颂膜拜且不必说，说及批判，竟可以与己无关，——此等洋洋洒洒，貌似战斗的文字，其实乃蒙面的骑士所为。

　　生存的时空即构成所谓现实。

　　哲学家说，现实的是合理的。然而，现实又是必须加以改变的。

　　作为作家的一种生存方式，写作同样存在着一个变革现实的课题。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的三大勃兴时期：春秋、魏晋、“五四”，都是王纲解纽，偶像破坏时期。相反，极权政治，定于一尊，必然结束散文的多元局面。《文心雕龙》谓“秦世不文”，便是明证。

　　可见为文难，写真实更难，尤其在专制时代。

　　作家必须真诚。由于真诚，散文写作甚至可以放弃任何附设的形式，而倚仗天然的质朴。对于散文，表达的内容永远比方式重要，它更靠近表达本身。

　　散文精神因它的定向性而成为一种宿命。它高扬反叛传统的旗帜，以此鼓动有为的作者。可是，由于“死亡惯性”，也称惰性的强大势力，人们总是守在经典的食槽里，安于一瓢饮。

　　传统不是过往的故事，传统是现时性的。反传统必然同时意味着反时尚。构成传统秩序的东西，很可能有过生气勃勃的时候，然而一旦形成规则，便开始失去生命力。所以，作家只需遵奉自己的生命逻辑和思想逻辑。个体精神的介入，是对于传统和死亡的战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创作才称得上是生命的奉献。

　　散文精神不平而非适意，偏至而非中和，鼓动而非抚慰。它敌视纪念，敌视模仿，而致力于即时的创造。创造性写作是一种叛逆性行为，形式的革新，原本便是精神鼓动下的文字哗变。

　　所以说，任何新生的艺术，其实已是再生。

　　3

　　散文面对大地和事实，诗歌面对神祗和天空。散文一开始便同历史、哲学集合在一起，诗歌则始终与音乐相纠缠。散文本属陈述，希腊人称散文为“口语著述”，罗马人称“无拘束的陈述”；诗歌却规避陈述，总是设法在事实面前跳跃而过。节奏和韵律于散文是内在的，却构成为诗歌的外部形象。就真实性而言，散文是反诗歌的，自然，同样也是反小说和反戏剧的。

　　在文学返回自我的途中，诗歌和小说日趋散文化。散文却无从分解，散文是“元文学”。

　　4

　　精神是一座炼狱。

　　精神使我们感受人生的苦痛，并由这苦痛感知自身的存有。

　　假如没有苦痛的产生，生命将仍然停留于睡眠状态。有所谓优雅、冲淡、超然，或曰纯艺术的笔墨，其实是王权时代山林文学的孑遗。

　　真正的艺术是撄人心的艺术，其本质是悲剧性的，正如强大的精神也是悲剧性的。任何精神对抗都无法战胜生命历史的极限，英雄主义唯在对抗本身。较之世上的悲剧，悲剧性的精神艺术更内在，因而也更深沉。

　　苦难不可测度。

　　精神不可测度。

　　苦痛不是一次性表达可以倾泄净尽的，甚至相反，通过表达方才深入地领受到了苦痛；于是不得已，只好再次作更深入的表达。在这里，表达既是诱惑与追逐，也是压迫与逃避。在持续不断的追逐或逃避中，创作随之深化。

　　蒙田称自己的集子为Essais，一般汉译为“尝试”，实质为探索——深入过程中的一种探索。

　　5

　　散文是精神解放的产物。当时代禁锢，端赖个人的坚持。

　　在文明批评史上，西方论“出版自由”如弥尔顿者大有人在，却未尝有过“创作自由”的呼吁。因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创作是自由的。

　　作家因自由的感召而写作。

　　自我坚持，可以免于在自然的生命状态中沉没，自然状态即庸常状态、奴隶状态，而非主人状态。

　　写作由来是主人的事情。

　　自由与独立相悖相成。

　　随着文明的演进、报业的发达，散文有可能出现空前的盛况。但是，近世报刊发表的大量大众化形式的散文，正如西人所称，只能算“文章”（article），与我们惯称的“散文”（Essay）并不相同。

　　近世文明有一种泛化倾向，风气所及，散文写作亦不可免。泛化的危险就在于：消灭个性。

　　精神生命的质量，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品格。

　　散文的人是形成中的独立的人，自由的人，多面的人。

　　惟有散文的人，才能写出人的散文。

　　一九九四

　　《散文与人》首次刊发“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张中晓笔记藏于何满子先生处，虽由作者生前编就，然颇杂乱，后经路莘女士重编并校正。我最早阅读全稿，从中精选近万字，编出序号发表。发稿后，作《存在的见证》一文，较早介绍张中晓的思想。

　　同年，广东设“秦牧散文奖”。作《略论秦牧》一文，发表批判性意见，刊于《文艺争鸣》杂志。

　　存在的见证

　　在这样的岁月中，没有任何比荆冠更可爱、更美丽的东西……

　　——涅克拉索夫《母亲》

　　1

　　人生苦短，竟都顽强地致力于一种保存；穷达贤愚，概莫能外。

　　有这样一具病弱之躯，从来未曾尝受过青春的欢乐，便已届垂暮之年。对于这生命，大约他也有着不祥的预感的吧，临出远门的时候，这样对他的父亲说道：

　　“父亲，我活了三十五岁，除了三本笔记，再没有什么可以存留的了。您为我好生放着，或许将来会有点用处……”

　　第二年，他就死掉了。

　　阔人保存的是权杖、华宫、珠玉、美女，甚至尸体；而他保存的，唯几个小本子而已。

　　2

　　张中晓——

　　倘使不是一只扭转乾坤的大手把这个名字写进一条叫作“按语”的东西中去，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他。

　　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倘使名字与手无关，他根本不可能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要犯，于是也就不必坐牢，不必承受后来的种种灾难；他会成为一位权威理论家，以等身著作赢得人们的妒羡。但当然，这也是一种假设。一旦脱离了人生战斗而仅仅满足于符号概念的摆弄，所谓理论家者，充其量只配是一只雄视阔步的火鸡，决不会成为鹰隼的。

　　3

　　张中晓是鹰隼。虽然失去了在世间搏击的机会，但是，他拥有另一幅天空：三个笔记本便是他的羽翼，为他留下挣扎着飞行的带血的记录。

　　由于在那场著名的围猎中被猝然击中，他的目光变得更加锐敏了。从地面的草丛到天际的云翳，他都逐一地搜寻过；他必须学会从风声中听到弓弦的颤响，从阳光的飞瀑中看到羽箭的闪光。他从伤口中发现世界。世界呈环形包围他，重重叠叠，他便往不同的方位切入，直达事物的内质，并从中找到一种可怕的网状的关联。形而上学在哲学家那里是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晶球，而在他这里，则紧连着自身的生命，稍稍剥离，便见血肉模糊……

　　他喜谈政治，而且几乎一定是古代政治。在他那里，好像距古代更近一些。关于政治，所谈的范围似乎颇褊狭，完全集中到政治哲学，尤其政治道德方面。他总是不忘把政治同权力联系起来，而权力是恶的：不是强暴，就是虚伪，即所谓霸道与王道。其实，两者都是同样通过对个人自由的干预来维持“天下太平”的。他说道，政治的道德性存在于纯粹理性领域，而在实际运作中，就只余流氓的跋扈了。

　　至于经济方面，他极少触及，最注目的一处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由于沉迷于抽象之中，忘记了人，忘记了领有并应该相授一切财富的人。”各种经济学说，无非环绕数学和逻辑推演，没有谁用如此简洁而丰饶的字眼来加以表述：人。在五十年代后期，这个批判性结论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但是它藏在一个语言的铁壳里面，沉默至今，而仍旧无人知晓。有一个叫沙夫的东欧人，十年二十年以后，同样以“人”作为一种体系哲学的中心来建构他的理论，那结果，居然震动了大半个世界！

　　文化问题一样是人的问题。不同于学者的是，张中晓没有把文化看成是无所不包的自在的生成物，而是视作不同文化群体自为的和互动的过程。他特别重视国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人们的恐惧、盲动、谨慎、温和、折衷、顺从等等，在他看来，都是统治集团的强迫主义和愚民政策的产物。这中间，当然也还有文人集团的参与。他对先秦诸子如申韩老庄一流的批判，用的简直是庖丁刀法，洗练而深刻。他认为，中国的古文化，无论如何智慧和高超，要害是没有通过个人，也即在于扼杀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对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

　　还有哲学、宗教、艺术、美，议论所及，都是历史的陈迹。一个狂热而荒芜的时代，在他的字行中间一下子跳过去了。简直不存在一点具体的面影。然而，那文字，却又都处处唤起我们关于自己的曾经活过的记忆。

　　对于张中晓，写作是苦难的历程，或者可以说是绝望的煎熬。不要说带着凋残的肺叶执笔，备受生理的痛苦；也不要说作为戴罪之身，十面埋伏，动辄得咎；即使历尽艰辛写将下来，结果还得像陈寅恪说的“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思想是现实的产物，它的生命，全在于参与现实的改造，而要像藏匿的文物一般等待未来的发掘，则远违了创造的初衷，失去其固有的意义了。更何况，思想过的东西未必都能写出；而写出来的思想，又往往因为要回避危险而必须锉减原来的锋芒呢！

　　幸好还有锋芒！

　　4

　　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活，人是很容易堕落为兽的，像张中晓这样备受舆论的打击、镣铐的拘囚、亲人的歧视与疾病的折磨者，很难想象不会变得浮躁、乖僻、颓丧、不近人情。

　　然而，圣徒就是圣徒，魔鬼就是魔鬼。

　　他的思想确实具有火和金属的性质，但至刚至烈处，乃有水一样的至爱柔情。他爱人类，即使遭到弃绝，这份深沉的情感依然支持着他，直到生命终结。所以，他才不断重复地说到道德，说到良知，说到使命和责任。在一个陷于仇杀的时代里，有谁向我们说过这一切呢？而我们，又何曾想到过向自己和可望得救的子孙负责？

　　这个虔诚的道德论者，人成了他唯一的信仰。他的目光，总是犀利地穿透把人抽象化了的虚伪的群体结构而投向个人，复杂的生命个体。他谴责历史上无数显赫的帝国的罪恶，正在于它们以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利益吞噬了个人的存在。他说：“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他对中土玄学的批判，也正因为它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消灭个人自己；他认为，申韩的功利的原则是毁灭道德性的，而庄子的下贱的原则，则从另一形式放逐了道德性，结果泯灭了“人生的庄严感”。

　　人即个人。个人是不容亵渎的，然而竟遭到了亵渎！于是，他面壁呼吁建立“道德的民主”：在对于人性有获得个人自由的能力的基础上，关怀他人，尊重他人，以期获得基于和谐而不是基于胁迫的社会稳定性。“道德的民主”这个概念，纯属于他的创造；而作为乌托邦思想，却早已在人类的梦境中艰难辗转了几千年！

　　在论及“道德的民主”时，张中晓特别对“容忍”和“仁慈”作了比较。他认为，仁慈是一种恩赐，而恩赐是反道德的；容忍是人对人的关系，完全出于自由的心情。但是，主张容忍，并不排除正义的憎恶和对压力的反抗；不然，人性的道德就会变得萎软无力。事实上，多年以来，人道主义本身不就是一只极力逃避追捕的左右奔突的惊怯的兔子吗！

　　5

　　就在周围接连不断的鼓角声中，张中晓伏在黑暗里写下这一切：他的沉思，他的冥想。作为战士，他失去了战场；作为演员，他没有观众。而作为人，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剩下的权利，就只有呼吸和思想了。

　　因为思想，所以活着。——这是思想者的骄傲呢，抑或思想者的悲哀？

　　6

　　我知道张中晓为什么要着意保存三个笔记本了。作为生命个体，那是思想剩下的最后的灰烬，所谓“此在”的唯一可靠的证明。

　　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青年知识者。他纯净、正直、热情，结果因追求真理并有所泄露而罹祸。在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度里，思想犯所受的惩罚，并不比政治犯或刑事犯更轻一些。只是，他没有向命运屈服；在极度艰难中，终于为自己挣到了一截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