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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90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90年代以后断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毋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二十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雷蒙·阿隆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且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作为文学编辑，或者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种职业需要罢。
鲁迅在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强调“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这是身为“过客”的沧桑感言。鲁迅的书所以对我构成巨大的魅惑，也无非因为它像外国书一样，教我接近“实人生”。多读一点中国书，对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不问而知是有益处的；只是中国书作为同质的精神产物，最多可以供作传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却无法提供认识和批判的利器。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读外国书的原因。
鲁迅补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其实，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为外国书更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国诗文体制短小，含蓄内敛，少有汪洋恣肆，离奇变幻者。就说我所迷恋的海涅、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评论，广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代和个人连为一体；尼采的闪电般的箴言体随笔，本雅明灵光四射的文论；巴什拉坩埚式的把科学、哲学和诗搅到一起，德勒兹狐狸般出没、浮云般聚散，这样的文字简直无法以旧有的文体命名，我们哪里有呢。
写作
中学时代，我开始做起诗人之梦。
由于一位刚刚被打成“右派”的老师的指引，刚入校门，就走进了“五四时代”。我读诗，也读小说和戏剧，而诗是最使我着迷的。我读了郭沫若、冰心、冯至、艾青，接着又读了惠特曼、普希金、拜伦和雪莱……这时，诗神悄然而至。
在枯燥的课堂里，练习写诗给我带来了想象的无边的快乐。最先写“繁星”、“春水”式的小诗，后来有了主题，也有了些社会内容，模仿过艾青，还写了小诗剧《狂飙三部曲》。计划中写屈原、荆轲和起义者陈胜吴广，主题是递进式的，结果只写了《毁灭》和《壮士行》，《大泽乡》没有完成。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口号的年代，火红的年代。三面红旗遍布全国所有的乡村和城镇，猎猎飞扬之处，留下大片废墟。我生长在乡村，目睹那里发生的一切，即使在学校的围墙之内，也能感受到逼人的灼热、贫困与荒凉。我把这些写进日记本里，有诗，也有散文和杂文。高三时，班上一名团干部发现了我写作的秘密，一天带领俄语老师，逼我把所写的几个册子全部交出来。为此，我多出一门新功课，每周必须接受驻校工作组审讯般的盘问，恫吓，说教，不间断地写作一种叫“思想汇报”的东西。这是特殊的写作。后来知道，许多中国人都有过这种写作。然而在当时，我，一个中学生，却无力承受这种深渊般的恐怖。
从学校毕业返乡，曾经有过一段心情轻松的时候。我制订过一部长篇小说的大纲，雄心勃勃，试图凭一支孤军攻占文学的某个高地。
然而，来不及站稳脚跟，“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就把我掀倒了。我成了“牛鬼蛇神”，接受批斗，在校时被查缴的文字再度成为我的罪证。接着，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后两次遭到监押和批斗，时间长达13个月之久。那时，连同大姐作为“偷渡犯”在内，全家共有三个人被关押。惊恐、忧伤和苦痛充满每一个日子，可以自慰的是，我从来未曾沮丧过。青春毕竟是一种力量。白天我照常劳动，夜晚，照常阅读和写作。
说来可笑，在境况如此不堪的时候，我仍然忠心耿耿，寄希望于“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写过一首长诗《胜利酒》，就是歌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直至1972年，我的幻想才因为事实的教训而告破灭。
不久，我做了乡村医生。而这时，文学期刊渐渐恢复过来，安逸中，又萌生了文学的幻想。我写了赞美知青农场的诗，首次在《广东文艺》杂志发表，一种表现欲跟着急剧膨胀起来，随后又寄出一篇拍马的论文，和一首数干行的长诗《中国农村在前进》。用涅克拉索夫的话说，我是用我的竖琴弹出了“不正之音”。
幸好在“文革”期间，发表作品需要函调作者的政治面目，我的诗文，都因为“政审”关系，在接到留用通知之后不久退稿了。如果不是为出版机关所拒绝，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条阿世取容的写作道路上滑出多远！
在这个时候，鲁迅严峻而又温爱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于这位大先生，至今所以一直心存感激，就因为他，而且只有他，适时地拯救了我的灵魂，在我堕落时给了我以上升的希望和振拔的力量。我反复阅读他的文本，从中发掘我所需要的思想燃料，借以照亮眼前茫昧的中国社会。几年间，共写下十余篇地下论文，还完成了一部书稿《鲁迅旧诗译说》。论文有《鲁迅论秦始皇》、《鲁迅与瞿秋白》、《鲁迅论》、《鲁迅论写真实》等，虽然都是从鲁迅那里出发的，但是，由于笔涉“评法反儒”、“评《水浒》”运动，文中对神圣的东西多有亵渎，而且瞿秋白也是被指为叛徒的，因此害怕被发现，特意找来一位木匠朋友为桌子制作了活动夹层，把写满的稿纸一页页藏匿起来。
除了《鲁迅论》在后来发表外，其余文字都没有发表。其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