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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不干预”总统的主持下，联邦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最终翻了一番。
虽然胡佛支持这些支出计划，但他也觉得应该有个限度。他声称“我不能太过强调政府支出的绝对重要性，而批准其他所有的增支计划。”只有“厉行节约”才能保证联邦预算的平衡，这种说法的意思很明确，即在他当政期间不会采取赤字财政政策。
遗憾的是，胡佛总统赶上了危机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点。他的言论说明，他陷入两种完全不同的危机应对范式而难以自拔。一种范式注重过去的观点，认为耐心和预算平衡是最好的药方。而另一种范式，却主张赤字开支和大量公共建设项目，后来这种主张成为主流。胡佛本可以预见未来，但他却为过去所束缚。他试图协调多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鼓励自食其力、在危机时提供政府救助以及保持严格的财政政策。但这是不现实的。
胡佛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六年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清晰地阐述了即将成为新主流的学术观点：在以后的危机中，政府将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唤醒资本主义实现最终复兴所需要的“动物精神”。换言之，政府将依靠赤字财政政策，积极扩大支出，并在较小的程度上降低税负。相反，让经济自我调整的传统办法，被认为是让病人受罪。在随后的几十年，财政政策成为了抵御经济下滑的武器，无论这种下滑是否是由危机引发的。
如果说胡佛生活在财政政策发展历程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则可能活在另一个这样的转折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箱”已经从最初几个可信赖的“工具”，发展成为今天一系列让人迷惑的“成套设备”，并成为了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的一种途径。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政府支出不仅包括公共项目投资，还包括为银行贷款、债务和储蓄提供担保等项目。政府有时甚至还会动用税收收入购买产业巨头和大型银行的股权。就像货币政策已经复杂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样，财政政策也已成为了一个代价高昂的戏法。
胡佛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也让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感到进退维谷。他们可能想削减税收和扩大支出，以鼓励就业及增加需求和产出，但多数政府已经有巨额的预算赤字，公债数额也不断增长到难以持续；他们也希望“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胡佛所说的自我治疗，但是却在用比以前更多的支出去救助他们；他们想防范道德风险，却又不断地给家庭、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新的激励。
简单来说，21世纪的财政政策内核，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像胡佛时代那么可怕，但是传统的财政政策和新的现实已难以兼容。
传统的财政政策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第一个主张政府运用税收和支出权力解决经济困境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他的分析简单而直接：在经济低迷时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远小于供给，导致失业和产出下降。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的著作中曾写到，“这种循环如果不被遏制，可能会自我循环往复。如果危机足够严重，经济中的‘动物精神’将消失，恐惧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幅削减支出，从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收入进一步减少。虽然存在许多走投无路的失业工人以及闲置的工厂，但是需求、就业、产出和物价都处于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中，经济将陷入通货紧缩陷阱，并带来长期的停滞。”
凯恩斯认为经济不会自己走出低谷。政府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弥补由供给过剩和产能闲置所产生的需求相对不足，经济才可能稳定，并回归繁荣。凯恩斯坚持说，这需要实行赤字支出政策，但最好还是运用政府投资来阻止危机恶化，而平衡预算的工作可以等危机过去以后再进行。事实上，凯恩斯认为过早追求财政平衡目标可能会扼杀复苏的势头。
虽然凯恩斯的思想在1936年他所出版的著作中才表述出来，但事实上，政府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实行他所主张的政策了。从胡佛时代的实践，到罗斯福新政时呈现的高潮，大大小小公共项目的启动，使人们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促进了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甚至在今天，这些建设项目的数量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公共工程、工程执行、公民保护团体修建了24000英里的排水管道线、480个机场、78000座大桥、780所医院、57。2万英里的高速公路，以及15000多所学校、法院及其他公共建筑。失业率从1933年的25％左右下降到1937年的不到15％。这种结果就算称不上奇迹，也是很令人吃惊的。
然而1937年，政府继续追求预算平衡的承诺使经济又一次陷入了严重衰退，并长达一年之久。罗斯福政府重启赤字支出政策，推行新政。二战爆发后，为了帮助美国经济驱散大萧条的阴霾，实现持续性复苏，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
凯恩斯成为了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他的主张不仅成为了应对危机的方法，也成为了对付各种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的工具。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受到了批判，但是在20世纪90 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举步维艰之时，日本政府再次起用了他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日本政府提出了10个以上的不同刺激计划，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努力使日本的赤字创下了记录，结果却喜忧参半，即上马了大量改善基础设施的项目，针对农村的许多支出也造成很多浪费并且作用不大。经济学家们继续着让人厌烦的争论，讨论政策是否有用。很多人相信这些政策的失败不是因为公共工程支出政策出错，而是因为具体项目的选择失当。另一些人则坚称是因为政府支出不够，或者退出太早。
但是这种财政刺激只是政策制定者所运用的若干方法中的一种。除了刺激需求的直接支出，财政政策还包括税收减免和返还。理论上讲，这将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收入从而鼓励他们的支出。但这并非是20世纪30年代的财政策略：胡佛曾经加税，罗斯福也是如此，大部分税收负担落在了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身上。但是在战后，各种税收减免和授信已经成为衰退和危机时期财政政策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日本就将税收减免作为危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财政政策还有第三种形式，即所谓的转移支付。政府向特定的低收入群体（穷人和失业者），或者经济困难的州和地方政府转移财政收入。转移支付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成为了财政政策的支柱，很多“新政”项目对这些人群来说如救命稻草。和减税一样，这些举措也是抵御经济危机和衰退的常规性措施。转移支付有很多形式，比如失业金，食物券或者就业培训基金等。
从最近这次危机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对这三项传统财政政策的极大的信任和倚重。在2008年1月，立法者打响了救援行动的第一枪，批准了一项针对企业和个人的高达152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但这与2008年的《经济刺激法案》（Economic Stimulus Act）及2009年的《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相比又逊色不少。后两者总预算高达7870亿美元，并与财政政策的每一个目标相配合。政府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不菲，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上的投资高达1400亿美元，在渔业、防洪系统等其他项目上的支出总和也达到了数十亿美元。
立法机构批准了大量税收减免和转移支付资金。事实上，税收减免占用的资金最多，家庭部门因此得到了大约价值2370亿美元的好处。有些政策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人人都可以申请，而另一些政策例如首次购房税收减免和购买新型节能汽车的税收减免（旧车换现金计划），则是针对特定群体的。最后，政府将数十亿美元直接投向了失业者、老年人及其他弱势人群，同时也将更多的金钱支付给了州和地方政府。
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不同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始于2008年秋季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European Economic Recovery Plan）为各种工程项目提供资金约2000亿欧元，同时各国又单独出台了自己的小计划。起初日本也设计了一套规模巨大的刺激计划，但由于政治原因，最终实行了相对温和的减税和支出政策。中国的政策则更具扩张性，金额共达58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向了公共工程，包括铁路，公路，水库和机场，一部分还被用于四川地震灾区。而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虽然支出规模较小，但也都实行了刺激政策。
这些财政干预措施确实有效地阻止了经济衰退，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谨慎为之。首先，财政政策不是免费的午餐。如果政府增加了支出并实行减税，那么税收收入会随之下降，预算赤字就会高涨。政府将被迫发行更多的债券，而这最终是要偿还的。如果政府还不起这些债务，并且赤字规模逐年上升，那么就必须提高利率诱使投资者买更多的债券。最终过高的债券收益率将使其他投资如抵押借款、消费信贷、企业债券和汽车贷款的利率上升，从而抬高了借贷成本，这将减少那些依赖债务融资的企业资本支出和家庭消费支出。
飙升的公共债务最终会束缚政府的手脚。随着公众对违约风险担忧的增加，利率可能会上升。在这一点上，政府的选择余地有限。只要公债发行以本国货币计价，政府就倾向于一种 “注水”的办法，通过印钞来偿付赤字，这就是所谓的“货币化”赤字。一般而言，购买债券与通货膨胀没有太大的关联性，除此之外这种机制和量化宽松政策完全相同，这样做都是为了消除债务。不过，当货币追逐商品时，物价就会被推高，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更高的利息率，因此对私人部门的支出也将被大量转向支持公共部门。
证据表明纳税人也会考虑到这种风险，在一些已经实行了刺激政策的国家，消费者会意识到无论这种措施的短期收益如何，政府最终必定会增加税收。考虑到必须为了这种可能性而增加储蓄，于是财政刺激政策推出的同时，消费者也会减少支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短期支出和长期消费所作的有效预期，部分挤出了财政政策效应。
减税作为财政政策的另一主要工具，在实行中也会碰到问题。家庭部门不是将从减税和长期税率优惠中节省的钱花掉，而是存起来还债。这就是发生在2008年和2009年的事，两轮所得税减免省下的钱大部分都没被使用，消费者每从政府那里得到的1美元收入，只会消费掉25到30美分，余下的他们都用来改善家庭收支平衡了。尽管这种做法是积极健康的，但是这种谨慎对增加需求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它只会使债务从一个经济体转到另外一个经济体：私人债务下降，公共债务上升。
更糟糕的是，某些财政政策虽能刺激当前的需求增长，但却以未来的需求减少为代价。很多减税和补贴政策以具体项目的支出增加为目的，比如汽车，住宅，企业部门资产状况的改善等，但一旦这些补贴政策终止，需求就会随之减少。换句话说，这些政策是在“透支”未来。这在许多实行各种“旧车换现金”计划的国家中都有体现：汽车销售量达到峰值后又降至谷底，抑制了未来的需求。
完美无缺的财政刺激政策只能是一种幻想，至少在大多数民主国家是这样。它不像货币政策那样不用承受选民投票的压力，能被中央银行立即实施。财政政策的启动需要时间，会被无用的民意工程及其他无效的资源配置项目所累。通过重新修建落后的基础设施带动未来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完美的刺激计划将会带来巨大的回报。但是就像日本的经历以及《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一些让人怀疑的集资项目所揭示的那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能从财政政策中获得指导意义的也许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它为了应付最近的危机实行了比较有效的刺激计划。这主要缘于中国政府可以撇开狭隘的政治考虑，通过加快实施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针，就可以十分简单地实现刺激目标。即便是这样，一些支出也可能导致浪费和无效率，或者是滋生未来的泡沫。
在传统的财政政策中，政府运用税收和财政支出权力，帮助经济走出危机。但是减税和公共工程建设只是一个起点，政府还有很多用来抵御金融危机的复杂而花销不菲的方法。
启动救市计划
政府可以直接支出，也可以为他人资金提供担保。因为担保最终花的常常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担保可以作为一种财政政策看待。虽然大量的担保项目面临着一定的道德风险，但在平息这场危机的过程中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政府担保是在银行破产时，为存款人提供保险。尽管这种担保理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是直到1933年美国才有了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在1866年到1933年间，也曾有过类似的尝试，国会也曾经考虑过150个左右的存款保险方案。部分议案要求银行购买担保债券，这是一种第三方保险制度；还有一部分议案提出由联邦政府直接为存款人提供担保；第三种方式是设立一种普通保险基金，进行存款理赔支付。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采取了将联邦担保和保险基金结合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存款保险制度
这种制度在“新政”开始的前几周就已出台，之后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是依靠纳税人的钱运行，而是靠从它的会员商业银行那里收取的评估费，并为那些倒闭银行的存款者偿还存款。政府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雇用和配备职员并对其进行管理，这有利于监督会员银行的运行情况，也便于破产清算并安排资产状况较好的银行作为接管者。
一个类似的机构——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 ，FSLIC）于1934年成立，旨在保护互助储蓄银行中的存款。
这两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