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在这些有毒资产中殊死挣扎，决策者提出各种建议，多数建议的目标都是剥离和处置掉这些资产，从而将银行解救出来并恢复开展业务。
最好的提议是对银行作根治手术。这就要将一个问题银行拆分成两个：一个“好银行”，包括所有可靠的资产；而另一个“坏银行”，承接其余所有不良资产。“好银行”继续发放贷款，吸引资金和资本，并恢复营业。为了使不良资产顺利剥离，银行的股东和无担保债权人需要将一定比例的损失放入“坏银行”。接着，“坏银行”将被私人投资者经营，他们希望能从资产清算中获得利润。
这种模式在1988年被操作过一次。
悠久的梅隆银行（Mellon Bank）在房地产和产业贷款业务上出现了大量坏账，陷入了困境。通过从投资银行融资，梅隆剥离了它的可疑资产，并将之存进一家名为格兰特街的国民银行（Grant Street National Bank）。风险偏好型的私人投资者为这家新机构注资，员工们去集合不良贷款，清算资产，以使投入的资金获得最大的回报。甩脱了不良资产之后，重生的梅隆银行在短期内站稳脚跟，吸引资金并开始继续发放贷款。而格兰特街国民银行在1995年完成了它的工作后关上了大门。
上面的方法无疑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另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是像原来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那样，政府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价格通过一个“反向拍卖”程序来决定，其中出售方对剥离具体资产喊出他们能接受的最低价。这个方法类似于政府对特定项目的招标。在理论上，投标人之间的动态竞争有助于标的物价格的下降。
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是人们对这个制度能否真正合理地评估资产价值存有争议。银行参与拍卖过程，完全有理由抵制价格下跌太多。银行可能与其他投资者合作或勾结，确保避免价格暴跌情况的出现。另外，很多资产特别是结构性金融产品非常独特，只能被极少数的银行持有。这严重削弱了“反向拍卖”的定价能力。由于这些原因，政府最后可能会为这些资产支付高价而导致重大投资损失，最终等于用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了银行错误的投资决策，这种损失可能会和银行救助成本相当。
还有一个办法是政府与经营不善的银行形成一种保险合作伙伴关系。比方说，一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原来价值约500亿美元。在操作过程中，银行会同意支付一些将来可作抵扣的金额，例如，银行在处理损失上先花30亿美元，政府负责额外的470亿美元损失。这相当于银行预支30亿美元，并获得政府担保，作为交换银行要向政府支付保险金。作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在银行全部损失等于或超过30亿美元之后，政府也可以获得银行的股权。
这种方法在英国已被广泛采用，而在美国，政府也担保了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的数千亿美元的减值资产。那么，在实践中它是如何实施的呢？
例如，在美国银行的案例中，不良资产池中的资产总计达1180亿美元，扣减金额为100亿美元。在经过了预支步骤后，美洲银行摆脱了困境。当然它要按损失金额的10％缴纳“共同保险金”，政府承担其余的90％。作为回报，政府获得银行的大量股权。
“反向拍卖”的方法虽好，但政府补贴私人银行的做法也隐藏着风险。在美国银行的案例中，政府其实是假定无须为美国银行所支付金额部分以外的损失提供保险，但是如果为这些损失作保的成本超过了政府从这桩交易中的所获得的收益，最后的结果将是与政府高价购买不良资产相同：政府在这个交易中损失了资金，资助了私有银行家的错误决策，纳税者将为这些错误买单。
目前，还有另外一种处理不良资产问题的方法。它的基本思路是政府资助那些购买不良资产的个人投资者，以使不良资产从身陷困境的银行中转出。这就是“公私联合投资计划”（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 PPIP）；也被很多人称为“Pee…Pip”。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公私联合投资计划
该计划开始实施于2009年，可以证明，这个方法是所采取的方法中最无力的举措之一。1万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被提供给那些愿意购买有毒资产的个人投资者，政府同样也采取这种措施把资金提供给机构投资者。
不幸的是，这些政府低息贷款是无追索权贷款，这意味着，若事情发展不利，投资者可以转身离开而不受任何惩罚。在实践中，投资者受到充分的激励，投标价被抬高。毕竟是政府在为购买资产提供资金援助。如果这是无法回收的投资，最终政府将受困于这些不良资产。相反，如果投资顺利，私人投资者将获得所有的荣耀和利益；如果投资不顺利，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纳税人将承担着财政负担。
到目前为止，“公私联合投资计划”没有吸引太多投资者，主要是因为政府以另一种方式成功地资助了银行，即批准银行放弃按照市场公允价值评估不良资产的规则。多亏这项干预，使得银行可以把不良资产的价值提高到远高于理性的评估价值的水平。这就像把口红涂到猪嘴上，但只要资产可以被高估以实现账务目标，银行便很少有兴趣管它们。
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但其中剥离不良资产进入“坏银行”的方法就比较好。这个方法将困难留给了个人投资者而使政府成本最小化，它也守住了道德风险，给重生的银行提供了很多促进其重新开展贷款业务的激励措施。但是，它需要投资者承担损失，这迟早会令他们感受到痛苦。当前，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们并不愿意提前考虑这个问题，不幸的是，把垃圾资产一脚踢开只能使银行慢慢陷入僵化，变成依赖公共信用的僵尸。
回顾起来，这种依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此次危机过程中，各国政府一次次地抛出救生圈，把资金注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扩大存款保险规模。它们甚至为银行债务提供担保，以阻止肆虐的市场力量损害贷出方。它们使中央银行花巨资买进失去流动性的银行资产，为银行兑换安全的政府债券。所有这些措施都在被同时使用，在美国，政府仍在为一些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做着担保；而最终将会直接或间接地购买这些资产。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在对金融体系实行惊人的、前所未有的干预。不幸的是，在决策者遇到的所有难题中，救助金融体系比培育真正的复苏要容易得多。
救助的后果
20世纪30年代初，金融危机带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无情地交替循环。在美国，成千上万家银行倒闭了，3/4的房屋所有者拖欠着抵押贷款，失业率飙升。罗斯福新政姗姗来迟，经济停滞不前。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举步维艰，直至后来战争发生，一部分经济迎来了复苏，一部分则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没有让事情失控，而是发动了“震慑与畏惧”性的措施来应对危机。领导者废寝忘食地研究大萧条时期的情形，思考先辈们扩张性政策失败的原因。他们分析了每一个问题，从先辈们那里汲取思想和那些从未见效的政策措施。
他们以传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开端，从减税到减息，将那些思想应用到现在这场战争中。当这些政策并未发挥作用，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出现时，美联储扮演了曾担任过的角色，即为一家家的金融机构和需要进行商业票据展期的普通企业抛出流动性的救生圈。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纷纷效仿，甚至采用更加激进的方式执行它们手中的权力。
这些救助措施的规模史无先例，超越国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投身进来，与美联储一起给其他国家的央行提供借款，并向世界各地处境艰难的银行和企业直接注入大量资金。这场金融救助的规模，如果不是整个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至少在近代史上堪称第一。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政府购买股票、注入资金，换取了股权，成为了企业的股东。政府还为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甚至银行债券提供担保。这似乎还是不够，在几个著名的案例中，它为投资者的预期损失也提供了担保，接着对银行、业主及其他一些人实行了直接救助。有时，为了帮助投资者恢复信心，政府甚至会提供不良资产购买补贴。
然而，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贷款、担保和吸收损失是一回事，而恢复市场信心则是另一回事。美联储及其他央行甚至成为最后的投资者，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涉入政府债券市场，为金融系统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在其中最激进的干预措施中，央行试图为已完全丧失需求的领域提供需求，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及由从汽车信贷到学生贷款等各类资产所支持的结构性金融产品。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立法者也参与其中，腾出资金帮助这些计划的实施，向困难的业主提供帮助，尤其是批准了数万亿的赤字开支，实行以改善基础设施为目标的传统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救助从地方政府到失业者等所有挣扎于危机中的贫困者。
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怀疑以及对其不公平、不完善的指责，这些货币和财政政策走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如同一次漂亮的战斗撤退，最终还是发挥了作用：资本主义没有崩溃，冰岛遭遇的严重危机也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中央银行、政府及立法者采取的政策成功地将危机引入尾声，金融市场表面上恢复了平静，许多国家的经济虽然遭受创伤，但在2009年末已在为实现超预期的好成绩而努力。一年前像世界末日般的灾难，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了。
这是个好消息，而坏消息是这种稳定是以巨大的代价换取的。
基于所有的救助、担保、刺激计划和控制危机的其他成本，美国国债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倍，财政赤字在未来10年预计将达9万亿美元或更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倾向于弱化这些风险，并指出在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发生了巨额赤字，其后努力进行偿还，也没有出现问题。国债规模在194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相当于GDP的122％。相比之下，虽然今天的负债规模可能会变得更高，但是目前的预测表明，负债占GDP的比例将在不久的未来下降到90％。
这种对比似乎让人宽慰，但它有很强的误导性。1946年，美国处于它的实力鼎盛期，制造业基础未受到战争的损害，这令各国羡慕不已。而它的竞争对手——日本和德国，却处在一片废墟之中。美国凭借经常项目顺差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贷款人，而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几乎无人怀疑它能够轻松偿付债务。但这一切在今天能否实现却是个疑问，美国的有些制造行业的实力已经下降，并且存在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和借款人，而其中大部分贷款来自于它的竞争对手中国。今天的美国不是1946年的美国，认为仅通过赤字开支就可以摆脱危机的阴影无疑是天真的想法。
应对危机造成的财政负担仅仅是问题的开始。在危机中的许多重要关头，各国政府选择了忍让和救助，而不是更积极地解决问题。美国没有将问题银行国有化，而是向这些银行提供宽裕的资金，弥补它们的亏损，让它们存活下去。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仍处于并继续着资不抵债的状态，但救援工作并未区分“好银行”和“坏银行”。如今，金融体系的稳定仍是当务之急。
同样，那些被援助的房地产业主、汽车制造商和其他受益者的情况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此次危机没有产生所谓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将其看作是判断资本主义制度从长期来看是否健康的关键。减税、“旧车换现金”激励和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方案仅仅是在拖延一场不可避免的清算。最终，债务不得不被免除，银行不得不关闭，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停产，房主如果负担不起支出，也不得不离开。
从某种程度上讲，相对于赫伯特·胡佛时期采取的方法，我们对此次危机的应对只是部分不同。事实上，我们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刺激成功地阻止了危机的失控，但我们仍在试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不可能看着蛋糕而不去享用；我们也不可能既对危机前作出错误决策的所有人提供救助，同时又将资本主义经济恢复至先前的活力。这是一个遗憾的事实，从危机中救赎一部分人还是所有的人只能选择其一。
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也无法克服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央银行已经在积极地对付潜在的经济危机。在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 、储贷危机、“9·11”事件后都进行了市场干预。此次危机不经意地测试了“格林斯潘对策”或“伯南克对策”的有效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允许雷曼兄弟破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表现出了中央银行和政府的无所不能。如果说还有什么是不能的，那就是为了拯救金融体系政府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尽管如此，黑暗中总会有一丝光亮。比如说，许多在危机的应对中预算平衡表承受重击的国家，在应对危机之初，其负债正处于历史低水平时期，这为它们配置资金以抵御危机留有了余地。另外，如果各国不付出那些资金，尤其是各种刺激计划所用资金，缘于税收收入的崩溃和覆盖大量人口比例的失业金及其他救济金的数额的上升，会使长期成本增加。虽然在未来的几年中，近期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许多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但在很多发达的工业国家中，虽然公共债务的规模和再融资风险（如果没有违约）都已引起金融市场的重点关注，但债务压力尚未达到临界点。
救助行动和道德风险的深层次问题有点复杂，对贷款人和借款人的轻率救助，在将来极易产生更多的轻率行为，这反过来将带来更大的泡沫和危机。但更重要的是要多展望一下未来，在危机中，纵容道德风险将产生严重的连带损失。试想，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