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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建议是关于精简衍生品监管规则的。这意味着要改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相关职责，这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机构分别监管着不同的衍生品市场，有效地划分了监管权。但是，加强单一机构监督全部衍生工具的责任，会更加系统地管理和监督好衍生工具，更重要的是，减少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潜在威胁。
改革要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交易对手风险和价格的不透明，高额费用甚至成为了神秘的衍生品柜台交易市场的特征之一。而正是这些特征使得业内人士可以获得巨大报酬，并从投资者那里诈取利益。
然而，这些建议并不能包治百病。衍生品监管是金融监管领域里最为棘手的事情，而且过去10年来它们爆炸式的增长，使得监管工作难上加难。衍生品已从一种风险对冲方式发展成为纯粹的投机工具，使天真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经理，承担了大量的杠杆效应和风险。它们越来越奇怪和不透明，令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给金融系统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单纯依靠上面的改革，是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为此，新生的衍生品应该受到监管机构更加系统、更加严厉的审查。换言之，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无须担心对这些衍生品采取严厉措施会损害经济增长，相反，它们继续存在才会严重的威胁到全球经济的稳定。立法者、决策者和监管者越早明白这点越好。
遗憾的是，经济的稳定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巩固，这意味着应该重新审视一下银行经营的国际准则。
《巴塞尔协议》及改进建议
古色古香的瑞士城市巴塞尔有很多闻名遐迩的故事，它拥有瑞士最古老的大学、第一个动物园以及新竣工的最高建筑。对于思想巨人尼采来说，巴塞尔的学校就是他的家乡。巴塞尔具有悠久历史的化学和制药公司，为世界生产了从安定片到中枢神经致幻剂等各种类型的药品。巴塞尔的银行界为世界带来了一件不算激动人心但却十分重要的新事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这个不为人熟知的机构产生于1974年，它吸收了10个发达国家的央行为其成员，目的是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管理和监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虽然该机构的建议不具有法定约束力，但却有很重的分量。危机发生前，绝大部分现存的金融制度都是在《巴塞尔协议》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巴塞尔协议》经历了数年的演变。最初的协议被称为《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它要求银行区分所持有的资产种类，以更好地评估其相关风险，这种风险评估会影响到银行应持有资本的数量。
举例来说，假设有两家银行，每家都从其他渠道借了10亿美元用于投资，但一家投资于低风险、高安全的美国国债，另一家投资于高风险的垃圾债券。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应对不同的资产赋予不同的风险系数，这些风险系数会告诉银行相对于这些风险应持有的资本数量。实践中，持有超级安全的政府债券的银行与持有垃圾债券的银行不需要持有相同的资本量。
《巴塞尔协议》还有另外一些规定，比如规定跨国银行应持有风险加权资产8％的资本金。在附加准则中，该协议明确指出这种资本或股本必须是普通股、优先股、其他优质资本（一级资本）以及所有的二级资本。
20世纪80年代，《巴塞尔协议》开始实施。到1992年，十国集团中大多数成员国都采纳了它的建议，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自愿遵守这一准则，以实现金融稳定和审慎监管。遗憾的是，那些对发达很有意义的标准，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却很难实行，在发生危机时尤其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巴塞尔协议没有预料到银行家们找到了隐匿风险的办法，例如资产证券化。这些精明而巧妙的办法使银行资产负债表从表面上来看是稳定的，而实际并非如此。银行家遵守的是《巴塞尔协议》的字面意思，而不是其精神。
这些失败促使了《新巴塞尔协议》的诞生。虽然原来的协议仅有37页，但新协议却几乎是它的10倍之多。新协议提出了衡量各种资产相对风险的更明确的技术标准，并给出了计算方法；它扩大了风险的定义以覆盖其他风险，比如在公开市场上资产价值的下跌风险；它设法堵住银行用来隐匿风险的各种漏洞；它要求监管机构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监测银行资本储备要求的执行情况；还规定银行应定期公布它们的财务状况。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希望《新巴塞尔协议》适用于所有银行，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声称它只适用于大的国际银行。
10国集团成员在2006年敲定了《新巴塞尔协议》的最终版本。在实施过程中，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新巴塞尔协议》的严重缺陷很快显现出来。虽然《新巴塞尔协议》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作了许多修订，但仍不能保护大银行免受重大金融危机的干扰。简单地说，《新巴塞尔协议》假定世界金融体系比现实更稳定，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这次的危机突显出几点事实：
其一，银行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资本；其二，很多银行已建立了“资本缓冲器”，但还是远远不能抵挡房地产泡沫破裂和信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其三，经济危机发生期间，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资本质量都可能出现严重恶化。
对《新巴塞尔协议》的全面修订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对其中几项的完善迫在眉睫。首先，应改革《新巴塞尔协议》中定义和划分资本等级的方法，不再按《巴塞尔协议》一级资本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而是按有形普通股权益（Tangible Common Equity；TCE）或称有形资产充足率这一更为狭义的指标来计算。有形普通股权益在计算资本时，只将普通股包括在内，相反，《巴塞尔协议》定义的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优先股。有形普通股权益使对银行所持有资本量的估计更为保守，因此，在危机中它可能是评价银行健康状况的一个更现实的方法。
《新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中还隐藏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其中的资本计算方法，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夸大银行所持资本量，而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则正好相反，容易使银行以一种过度的、破坏性的方式减少风险敞口。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持有的资产价格上升，对资本的需求量降低，从而鼓励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经济危机中，情况则刚好相反，资产价格的下跌迫使银行突然需要增持更多资本，而此时正是最难获取资金的时期。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风险敞口
风险敞口指因债务人违约行为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余额。包括汇率风险敞口、利率风险敞口等形式。
在经济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经济周期效应（procyclicality）。这个术语听上去有点别扭但意思很简单：在一场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周期中按与经济周期相同的方向扩大经济波动。当涉及资本时这明显会出现问题。可能的话，人们会期待协议的目的不是去扩大经济波动，而是保护银行免受其危害。为了避免亲经济周期效应，可以采用另一种办法计算资本，即所谓动态配置。动态配置不强制银行保持一个静态的资本额，比如《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8％，而是允许银行所持资本额随时间的变化进行调整。经济繁荣时期，资本要求提高；情况恶化时，资本要求降低。西班牙银行已经使用了某种动态配置方法，它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值得在新的《巴塞尔协议》中进行尝试和推广。
引入或有资本可能是解决亲经济周期问题的另一种思路。这种思想虽然也有些问题，但受到许多支持，值得密切关注。它的作用原理是：在繁荣时期，银行发行一种被称为“或有可转换债券”的特殊债券，它不同于普通的债券，如果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至一个特定的“触发点”，它将会“转换”为银行的股份或权益。
或有资本可以带来几个好处。首先，在银行真正需要时可以获得更多资金来维持运营。银行以一定的代价换得了生存，先前的债券持有者失去了资金而获得了大量的股权。当然，外部股东的突然涌入会削弱现有股东的权力。
这对原始债券持有人和股东都不利，所以双方都有动力去密切关注银行在做什么，以使自己不会被动地处于这种不幸境地。理论上讲，如果债券持有者认为银行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他们会提高借款成本，实行市场性约束。同样，股东也会遏制银行的危险行为，避免其陷入困境。
这种想法在实践中可能不如理论上有效。毕竟它要求银行必须发行足够的或有可转换债券，否则，它所鼓励的自我约束将会不足。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好建议，并且可能解决《新巴塞尔协议》的另一主要问题。《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构想是，如果银行的监管者、股东和经理不能抑制风险行为，银行的债权人会被鼓励代行其责。债务购买者通过提高高风险银行的借贷成本，实行了“市场化约束”。
遗憾的是，此次危机发生时，并没有足够的银行实行了有意义的市场化约束。即便有的话，各国政府也已将市场化约束抛到九霄云外，它们决定担保全部债务，致使银行很容易借到较多资金。或有资本可能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即将债务转换为股权，而不用实行担保、支持和救助，它有可能（也许真的会）守住道德风险。
另一个需要《巴塞尔协议》制定者关注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问题。此次危机充分表明，无论是传统的银行还是影子银行体系的成员非常容易出现流动性紧缩。过去，巴塞尔委员会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如前面章节所阐述的，此次灾难是银行业危机的扩大造成的。形形色色的金融公司将借入的短期流动资金投资于长期非流动资产，当恐慌降临时，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虚拟银行）都无法再对短期借款做延期，而这造成了流动性不足。
因此，更加重视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应成为全体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未来监管的重要内容。约束方法之一是要求金融企业避免短期借款，换言之，就是要大大延长其负债的期限。每年需要进行一次借款展期的银行，比每天都要进行借款展期的银行发生流动性紧缩的风险更小。当然这个办法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像此次危机中所发生的情形，即使一家金融机构基本只作短期投资（如货币市场基金），但仍会由于少量的低流动性资产投资而陷入危机。
《新巴塞尔协议》的另一个缺陷是赋予了金融机构过多使用内部风险管理模型的权利。其中，一个模型是风险价值公式（VaR），用来计算公司资产损失的可能性。另一个是Gaussian copula模型，一个用来为复杂的资产如CDO做定价的统计工具。这两个模型都忽略了危机和其他破坏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使银行在危机来临时变得很脆弱。可悲的是，解决途径绝不是简单地去设计更好的模型，模型只是在用时是良好的，如果人们想要忽视风险而扩大短期利润，会为需要的结果去篡改公式。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将风险降至最小化的其他方法。首先，应该反思一下金融机构是如何管理风险的。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是，每个部门或业务流程单独考虑风险，而从来不思考各部门之间投机行为的交叉影响。AIG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位于伦敦的仅有375名员工的小分支公司，由于担保了大量问题抵押贷款债券，使超过10万名其他部门的员工陷入了困境。
同样让人担忧的是，许多风险管理经理正被边缘化。毕竟，他们妨碍了人们追逐更多的利润，要他们去有效控制与其一起工作的交易员十分困难。为此，今后的风险管理应尽量站在整个组织的高度 “鸟瞰”风险。这就意味着要任命一个权力更大的首席风险管理官，直接向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报告，同时需要一个能监测多个部门运行、尤其能阻止冒险行为发生的工作组。
即将到来的危机
金融危机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让一场彻底的改革看起来合情合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本章所阐述的很多改革都显得极端没有必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们所强调的这种改革将会踏上一个漫长的征程，通过改革薪酬机制、规范证券化、将衍生品置于公众监督下、严格约束系统的“监护人”即评级代理机构，金融系统将朝着更加稳定和透明的方向前进。改革会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拥有足够的资金。实际上，对于安全渡过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来说，拥有充足的流动性最为重要。
改革也将消除少数几家寡头银行和投资银行控制金融系统所带来的弊端。如果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更加透明，垄断者将很难向客户收取高额的费用和获得巨大的买卖价差。可以理解，这些公司不愿意看见交易从交易商市场走向交易所，改革会削弱它们凭客户缺乏信息资源而赢利的能力。在现有的体系下，由于价格缺乏透明性，公司很容易获得高额买卖价差利润。他们能够成功地提前获得信息，这意味着可以运用客户的投资信息在其他地方获利，比如做市和交易行为中。而更高的透明度会阻止这些行为的发生。
怀疑论者也提出了合乎情理的一点，即如果投资者愿意冒风险为alpha或schmalpha回报付费；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个别极具势力的不透明的金融公司的崛起，会带来很多麻烦。这些公司的金融职能千差万别，令人吃惊：从证券发起和承销、作价买卖、私人股权投资、对冲资金、资产管理到基础金融，应有尽有。各种业务相互联系，加之少数幸存公司间的相互联系，产生了极高的系统性风险。
将大部分交易从依靠市场做市商/经纪人的场外交易，转为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