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非常之不稳定。
这些观点既新颖，又古老。早在行为经济学家打破有效市场理论的神话之前，许多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就指出，资本主义不仅能创造财富，也能带来泡沫和破坏。尽管这些经济学家已鲜为人知，但他们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危机经济学的起源
美国人以乐观著称，这可能也是他们坚信有效市场理论的原因之一。欧洲人则正好相反，通常不苟言笑而又充满忧郁，因此，最初研究经济危机的学者也来自欧洲。
出身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被公认为是研究经济危机的第一人。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穆勒研究了造成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原因。在他生活的年代，经济的波动已成为常态。穆勒描述经济危机的方式与现代的行为经济学家（如希勒）十分相似，他认为资产泡沫由一些外部冲击或偶然事件而起，例如新兴的市场，由大量的投机而成。当价格上升，“这种财产迅速增加的事例招来大量的模仿者，而投机不仅会大大超过由最初预期价格上涨的理由所规定的限度，而且会扩展到毫不具有这种理由的各种商品。然而，对这些商品的投机活动一开始，它们的价格就同其他的商品一样上涨。”资产价格的上涨相互传染，于是自我膨胀的泡沫形成了。
穆勒认为，泡沫本身并不会造成经济危机，信用和负债才是真正的元凶。他说，
当泡沫形成后，信用便急剧扩张。患有这种传染病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因为他们似乎在赚得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使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
当少数企业突然破产，便会在市场上形成“普遍不信任”的情绪，泡沫也就此终结了。除非在苛刻的条件下，信用将不会得到保障。企业由于不能偿还债务而不断倒闭，引发破产潮。当信用收缩后，价格下跌，恐慌充斥市场，“商业危机”随即发生，“在极端的情况下，恐慌会达到先前的过度自信的程度”。正如可以使价格剧烈上升一样，反馈机制也可以使价格剧烈下跌。价格的下跌同样超乎想象，穆勒说道：“价格下跌到通常的水平以下，一如它在以前的投机时期上涨到通常的水平以上。”危机从金融部门向经济的其他部门蔓延，破坏了商业活动，造成大规模失业，使整个社会“差不多陷入贫困的境地”。
穆勒建立了一个典型的描述经济繁荣－衰败周期的模型，其基本特征与当今的世界极其相似：外部冲击催生的经济繁荣，受心理预期（而非基础价值）驱动的投机热情，把资产价格拉上天的反馈机制，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廉价信用，金融体系不可避免地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实体经济”（企业和工人）的破坏。如果穆勒还健在的话，尽管这些神秘的金融工具可能让他困惑，但他肯定会对这次经济危机的表现似曾相识。
很多经济学家继承了穆勒的学说，他们发展了后来被称为商业周期的理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的理论也许会被21世纪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嘲笑，但同时也会具有某种启发。和穆勒一样，杰文斯也认为一些外部事件的冲击能造成经济危机，而这些周期性的危机是由于太阳黑子造成的。太阳的运动影响地球气候，进而影响农业生产，这可以使像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失衡。在这些因素的干扰下，投机活动开始升温，酝酿了经济危机。
在今天看来，杰文斯经济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完全无关的理论是荒谬的，但在19世纪却十分盛行，甚至在今天还能引起一些共鸣。杰文斯认为，经济危机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体制之内，而是来自太空。抛开太阳黑子，外部因素论还是被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所坚守，他们坚持市场具有基本的自我调节功能，市场可以被外部事件所冲击，但因其具有强大的弹性而不会崩溃。
另外一位极具争议的思想家提出了更为极端的理论，与穆勒、杰文斯（以及大多数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同，卡尔·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其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原因。如果说亚当·斯密是鼓吹资本主义，那么卡尔·马克思则是为其撰写挽歌。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由两个相互对立的社会阵营之间的斗争决定的：一方是资产阶级或者叫做有产阶级，他们拥有工厂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另一方则是不断壮大的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商品的真实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决定的，当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用机器生产代替人工时，利润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利润的下降又会促使资本家进一步控制成本，生产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将最终引发经济危机。按照他的观点，这种剧烈的波动会引发破产和兼并狂潮。最后，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最终会使工人阶级起来革命。
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同一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对这种不稳定性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就像一个不能再用法术呼唤出魔鬼的魔法师。”他断言：“商业危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的同时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些措施只不过是苟延残喘，“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迎接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存在很大争议，但比之前的那些论断成熟多了。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是第一位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容易引发危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资本主义混乱无序，经济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引向崩溃的深渊。和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相反他预言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虽然事实证明马克思的预言并未成真，但他的另一主要观点，即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却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之后，经济学家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是否播下了自我灭亡的种子这一问题。经济危机的起因并非只是新事物的出现或者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更不是太阳黑子。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形影相随，其特有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它可以自我纠错，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实现均衡，达到充分就业，并保持平稳的发展。他们确信，经济危机尽管可能反复出现，但不会持久。
这种过分的自信在“大萧条”中消失了，这场危机改变了经济学的规则，也改变了政府的政策。因此，“大萧条”引起了人们对如何处理经济危机的争论。80年前的这场争论，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2007…2008年的这场危机的看法，同样也影响着当今的经济理论和金融政策。
凯恩斯的巨大影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在“大萧条”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出生于马克思去世那年，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先是在数学，后来是在经济学方面展示了他的过人天赋。在剑桥大学做讲师期间，他的研究范围广泛，从货币政策到概率论都有所涉猎。
凯恩斯不只是一位普通的经济学家，他收藏现代艺术品，娶了一位俄罗斯芭蕾舞演员，是布鲁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的主要成员。布鲁斯伯里文化圈是一个英国20世纪初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成员不多，但都享有盛名，有作家、画家、美学家、经济学家，包括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克莱尔·贝尔、伦纳德·伍尔夫、凯恩斯、G。L。狄更斯、E。M。福斯特等。凯恩斯机智、温文尔雅、充满活力。他忍受不了学校里死气沉沉的风气，后来去英国政府工作了很多年。
凯恩斯最出名的著作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简称《通论》）。完稿时他告诉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我相信自己的理论会对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虽然书名很普通，但事实验证了他的预言，绝大多数20世纪的经济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凯恩斯思想的影响。
《通论》理论深奥，并不容易理解。或许，理解凯恩斯理论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他是如何挑战古典和非古典经济学派的。20世纪3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经济能够自我调节，他们假设充分就业是常见现象，当工资过高时，经济就会收缩；当失业率上升时，工资就会下降。这些传统思想认为，当工资降低后，企业在利润的诱惑下会增加雇佣人数。这样，新的经济周期就开始了。
凯恩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他认为，决定就业水平的关键因素是有效需求或者说总需求，即一个经济体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总和。
当工资下降、工人失业时，人们的消费减少，需求也随之降低。随着需求的下降，企业的投资意愿降低，必然导致更多地削减工资或者失业。同样，普通消费者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使需求进一步降低，这就是所谓的“节约悖论”。凯恩斯证明，这种节约会形成一种“失业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即工人失业与工厂开工不足同时存在。当商品的总需求低于总供给时，厂商被迫削价出售产品，价格下降将使他们的利润和现金流进一步降低，这种情形在“大萧条”时代广泛存在。
凯恩斯认为，这是源自于人的心理预期，在“大萧条”这样的危机中，即使有利可图，但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也就是“自发地激励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也会消失殆尽。人们的经济决策不仅仅依赖于理性的数学计算，也会在事件本身、不确定性及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变得容易冲动或者因循守旧。他说：“当人们的动物精神和自发的乐观情绪消失，只能依靠数学期望去做决策时，企业将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不管是否存在盈利预期，如果失去“动物精神”，那么经济将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
凯恩斯给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复杂：为了应对这种恶性循环，政府必须介入，主动去创造需求。这一理论在战后很多年里深入人心，很多国家为了对抗经济萧条而采取了凯恩斯的建议。那些热情乐观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可以利用凯恩斯的理论去实现“充分就业”，这种为了应对经济衰退而采取的干预行为，常常被用来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1965年，《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文章，称赞凯恩斯为先知先觉者。文章的标题《我们都已是凯恩斯主义者》印证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有一个微弱的反对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来自于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他的观点常常被其他经济学家嗤之以鼻。
弗里德曼用充分的论证批判了凯恩斯的思想，他被称为货币主义学派的奠基人，这一学派用货币供给来解释经济波动。弗里德曼和他的伙伴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用完全不同于凯恩斯的理论解释了“大萧条”。根据他们的分析，造成“大萧条”的原因不是总需求的不足，而是银行贷款和储蓄的下降，恐慌的存款人大量提现造成银行倒闭。根据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货币供给的严重不足，他们称之为“大紧缩”（Great Contraction），引起了总需求的下滑，最终导致消费、收入、价格乃至就业的减少与下降。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总体上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尤其是凯恩斯提倡的扩大政府开支政策。他们认为，如果美联储大幅削减再贷款利率，以便商业银行能从美联储借款，就可以应对货币供给的萎缩。更重要的是，货币主义学者指责美联储没有做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银行和金融机构经营困难时没有为其提供有效的流动性支持。他们指出，如果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不让那么多的银行破产，“大萧条”的破坏程度就不会有那么大，经济衰退的程度也会减小，并很快就会实现复苏。
货币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的亮点在于，20世纪30年代货币供给的紧缩确实使信贷恶化，美联储的行动把局面变得更糟。但一些经济历史学家，比如彼得·泰明（Peter Temin），则认为总需求的萎缩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最终实现经济复苏，但只有消费开支的增长才能推动总需求的上升。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弗里德曼取代凯恩斯成为了最为瞩目的经济学家，原因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时代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其实，凯恩斯的很多其他观点，有的出现在《通论》中，有的出现在他的早期著作《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中，大多为战后的经济学家所忽视。他们努力化解凯恩斯与早期经济学家（尤其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歧，结果促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出现。新古典综合派其实是一个混合物（被称为杂牌凯恩斯理论），保留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刺激总需求的理论，而忽视了他的很多其他观点。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忽视了凯恩斯的其他论点，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教授就用毕生精力拓展了凯恩斯提出的理论。明斯基为凯恩斯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传记，并出版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