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忽视了凯恩斯的其他论点，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教授就用毕生精力拓展了凯恩斯提出的理论。明斯基为凯恩斯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传记，并出版了著作《稳定不稳定的经济》（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
在明斯基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中，他指出凯恩斯被学者们误解了。通过分析《通论》中常常被忽视的一些关于银行、信贷以及金融机构的章节，并综合了《货币论》中的观点，他指出凯恩斯论证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不稳定性会带来经济危机。他说：“内在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根据明斯基的分析，内在不稳定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基石，即金融机构。他说：
凯恩斯很清晰地分析过，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又是源自于金融体系对资本的不懈追逐，把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转化为投资的有效需求。这会带来投资的膨胀，造成经济失去控制的扩张。
不断增加的信贷活动会使金融体系变得脆弱，这种失去控制的扩张也就会演变为金融危机。
明斯基深化了凯恩斯关于金融中介机构的研究（更多的是商业银行）。它们在现代经济中占据关键角色，通过复杂的金融网络把借贷双方联系在一起。凯恩斯认为：“货币并非是中性的……这是现代经济的典型特征。”根据明斯基的论述，凯恩斯对金融活动是如何影响生产、消费、产出、就业以及物价等等的都作了深入分析。
这些观点与战后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截然不同，尽管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问题会对整个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但在新古典综合派的模型中却很少考虑到它们。明斯基的研究有所不同，他证明了当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体系异常复杂并相互交错时，会把整个经济体系拖入危机的深渊。他分析的中心是债务问题：债务是如何形成、发行和估值的。同凯恩斯一样，他认为债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动态的，随时会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他强调这一动态过程给经济运行带来了不确定性。在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具有不确定性；在经济萧条时期，不确定性的存在会驱使金融市场停止借贷、降低风险暴露以及贮藏资本。
实际上，这些观点并非革命性的创新，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则有所不同。他根据贷款者筹集资金目的的不同，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即对冲贷款者、投机贷款者和庞氏贷款者（Ponzi borrowers）＇1＇。对冲贷款者是指可以利用现金流偿付利息和本金的借款人；投机贷款者是指现金流只能偿付利息、不能偿付本金的借款人，他们只能不断借新偿旧；庞氏贷款者是指风险最大的一类借款人，他们的现金流既不能偿付本金，也不能偿付利息，他们只能不断借贷，寄希望于用借贷资金买来的资产价值不断上升。
明斯基认为，当投机泡沫盛行时，对冲贷款者的比例将会下降，而投机贷款者和庞氏贷款者的数量将会上升。对冲贷款者不再坚持其保守的投资策略，而是开始变为投机或者庞氏贷款者。泡沫旋涡中的资产，例如房地产等价格的上涨，将会鼓励借款者去借更多的债务。当债务规模不断膨胀时，市场会变得十分脆弱，并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根据明斯基的观点，（引发泡沫破灭的）导火索可以是任何事件：可能是某个公司的倒闭（如对冲基金和大型银行的倒闭刺破了2007…2008年的资产泡沫），也可能是人们揭穿了某个骗局，如2008年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骗局被揭穿。
明斯基指出，当债务金字塔开始崩溃，信贷活动停滞时，即便那些健康的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也会遭遇流动性困难，以至于若不低价处置资产就不能偿付债务。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抛售资产，资产价格就会急剧下挫，最终陷入争相抛售的旋涡，价格进一步下跌，更多的资产被抛售。当总需求低于总供给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即单位货币的购买力越来越强。
除了债务人以外，这看起来是人们的福音。研究“大萧条”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将其称之为“债务紧缩”（debt deflation，参见第6章），他认为如果商品价格下跌的速度超过债务紧缩的速度，私人债务的实际价值将会上升。假如一位投资者借款100万美元购买了一所房屋，那么这所房屋的价值是100万美元，投资者的负债也是100万美元。若发生了通货紧缩，房屋的价格和投资者的薪水等等都会下降。在成本下降的同时，投资者的收入也会下降。不幸的是，这项按揭贷款的真实价值上升了：现在的100万美元负债的负担要比之前更大。
由于通货紧缩增加了人们的债务负担，也就抬升了违约和破产的风险。随着违约和破产的增加，经济的螺旋式下降继续持续，最终把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潭。例如，1929年10月至1933年3月期间，资产抛售潮把私人债务的名义价值降低了20％，但由于通货紧缩，这些债务的真实价值大幅增加了40％。
费雪（包括弗里德曼和明斯基）建议，为了避免“大萧条”再次出现，中央银行（在美国是美联储）必须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为银行、企业甚至个人提供必要的融资。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应该推行“通货再膨胀政策”（reflation），通过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来推动经济复苏。
这一建议目前正在被采纳。2007…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美国政府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的胡佛政府那样让大量的银行和企业破产，美联储为他们提供了巨额援助贷款。这使得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机构避免了破产倒闭的命运，资产甩卖潮和价格下跌也随之停止。同时，像克莱斯勒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型企业也被注入资金，避免了被破产清算（参见第7章）。相反，政府把他们进行重组，并使之重新复活，这与胡佛政府奉行的“自由放任的破产清算”政策截然不同。
这次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也和“大萧条”时代完全不同。20世纪30年代，当金融危机失去控制时，政府通过扩大开支来弥补总需求不足的政策还只是停留在凯恩斯的设想中。当时的各国政府奉行平衡预算原则，纷纷削减政府预算并提高税率，这都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但是，2009年奥巴马政府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巨额的税收减免措施。尽管货币政策（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货币供给）和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政策）都存在缺陷，但能使用的都被使用了。
不管理论倾向如何，似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为这次危机的处理欢呼雀跃。但这并非事实，还有另外一种分析金融危机的观点，它对“大萧条”、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和“失去的十年”以及最近的这次经济大衰退都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奥地利学派及其追随者
奥地利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由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发起的，包括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这些经济学家，包括他们的学生，如约瑟夫·熊彼特，观点不一，很难对他们进行分类。今天那些自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总结他们的共同特征还是可行的。奥地利学派坚持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尤其是货币政策，这是他们的典型观点。例如，大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严格区分源自于私人储蓄信贷的可持续经济扩张和源自于中央银行信贷的不稳定、病态的经济扩张。他们同意凯恩斯和明斯基提出的过度的资产和信贷泡沫将会导致金融危机的观点，但否认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反，他们认为政府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加上监管和政府的干预阻碍了自由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
反对政府干预是奥地利学派的另一特征，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对基本的经济单位——私人企业的分析上。尽管不能被归为自由主义者，约瑟夫·熊彼特发展出了一套被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企业理论。根据熊彼特的理论，资本主义的繁荣源自于不断的创新，并总是伴随着无情的扬弃和经济衰退。这种扬弃既不能避免也不能减弱，它是一种痛苦的正向调整，使幸存者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眼里，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应当减少作为，而不是干预太多，“大萧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们认为，罗斯福政府实施的干预措施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他们同样批评胡佛政府一边支持痛苦却十分必要的“创造性破坏”，一边在“复兴金融公司计划（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中为问题银行和地方政府提供援助。
前人关于经济危机的争论看起来只是学术问题，但其意义远远不止这些：奥地利学派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政策将最终把世界经济带入泥潭。世界各国政府不是让那些弱不禁风、高杠杆投资的银行、企业乃至房主破产，以实现“创造性破坏”，而是尽力去干预和拯救它们，把它们变成行尸走肉：靠中央银行无休止的援助的“僵尸银行”，靠政府注资才得以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如通用电气和克莱斯勒），以及靠存款保险法和政府救济才不至于失去其房屋的“僵尸房主”。
在这一过程中，私人的损失被社会化：政府预算赤字使公共债务大规模上升，成为政府和社会的最大负担。最终，这些债务限制了政府预算，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在极端情况下，债务负担会引起政府债务违约，或者通过印钞来减免债务，使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相反，奥地利学派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尽快对那些问题企业实施破产清算。如果安德鲁·梅隆再世的话，他会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奥地利学派不谋而合。
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中出现的监管潮也持怀疑态度。过度的监管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首要原因，继续加强监管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这表面上有悖常理：监管怎么会引发经济危机呢？奥地利学派的回答是：像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援助这样的措施，会给所有的储蓄账户提供安全保障，毫无疑问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偏好。就像系着安全带的司机更喜欢开快车一样，如果银行认识到一旦发生经营危机联邦政府就会出手相救，那么他们肯定倾向于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因为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潜在利润。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其他措施。20世纪初，华尔街的分析员们常常谈论“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当金融危机到来时，格林斯潘对策果真被付诸实施：美联储为那些过度的冒险行为埋单。至少，奥地利学派这么认为。他们强调，这些措施只会孕育出更为可怕的资产泡沫危机。
你不可不知的危机名词
格林斯潘对策
市场俚语，指联邦储备局主席为防止市场大幅持续下跌采取的行动，直译为“格林斯潘看跌期权”。意指美联储会为经营失败的金融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为其注资，提供最后贷款援助（看跌期权是指投资者在市场的大幅下跌中对冲获利的投资方式）。
奥地利学派指出，许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实际上比危机本身还要可怕。例如，如果政府为了拯救经济发生巨额财政赤字，形成的公共债务将不可持续。最终，政府被迫提高利率，这会把那些有望复苏的经济部门扼杀。对于通过印刷钞票来削减赤字的做法，奥地利学派同样也给予批评。他们认为，这会毫无疑问地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那样。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实施这两种措施都会把局面变得更糟。如果人们都相信在将来的金融危机中还会得到援助，那注定会孕育更大的泡沫。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看起来过于绝情，他们和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实际上熊彼特就是凯恩斯同时代的对头。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偶然失衡（政府的干预可以使经济恢复稳定），而熊彼特则认为不稳定才是使资本主义不断创新，保持生命力的前提。
在奥地利学派眼中，美国是在重复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道路。在日本，为了拯救那些问题银行和金融企业，政府把利率降低到零，向经济中注入了大量廉价资金。同样，日本政府在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的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赤字。日本不是让市场进行“创造性破坏”，而是通过“政府之手”干预经济，其结果只是带来了大量债务和“失去的十年”。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否正确呢？那些凯恩斯主义的忠诚拥护者认为，日本的失败在于没有及时实施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他们指出，政府在泡沫破裂2年后才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更糟糕的是，日本银行用了8年时间才把利率水平从8％降到零。而且，日本的零利率政策（Zero…Interest…Rate Policy，ZIRP）并没有维持多久。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在1937年过早退出了刺激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引发了衰退一样，日本的做法也引发了1998…2000年的经济衰退。同样，如果面对现在的微弱复苏迹象就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或者收紧货币，美国政府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在凯恩斯和明斯基看来，奥地利学派在短期政策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由金融部门过度扩张引起的危机会演变为全面的经济衰退，而合理的去杠杆化也会演变为一场恐慌性的大逃亡。当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消失，奥地利学派所谓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私人部门需求的崩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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