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说他很快就要返回中国，比尔急切地希望知道怀特的观点。美国是否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她是否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来反制日本的侵略？怀特对巴甫洛夫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比尔的观点与自己对该地区事务的观点和理解相一致。怀特说，既然自己的观点获得了像比尔这样的中国通的支持，他就可以朝着必要的方向展开必要的努力。怀特的语速很慢，在快讲完时还要让巴甫洛夫确认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巴甫洛夫请他放心，并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怀特要带给比尔的信息。怀特点头表示认可。他为午餐结了账，两人就此而别。
在此次会面后不久，怀特就起草了上文提及的那封观点激烈的6月6日致摩根索的备忘录。除了对美国外交行动的瞻前顾后大加指责外，怀特还就两个国家提出了具体建议，即日本和苏联。有关苏联的部分，怀特提出通过经济激励拆散苏德条约。有关日本的部分，怀特提出与东京达成一套综合性的和解方案，美国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适度让步，换取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并承诺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管怀特是怎么想的，这些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日本人也绝不会接受。102至少这一点正是苏联情报部门期望发生的。
比尔的信，也就是阿赫梅罗夫的信，显示出苏联希望美国向日本提出三项要求：停止在中国境内及其边境的侵略行动、将军队撤出亚洲大陆以及将军队撤出满洲。怀特明确地提出了前两项要求。103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提议承认满洲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发生转变。
怀特在满洲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显示出他并非苏联情报部门的傀儡，这与卡波夫所说的恰恰相反；而且阿赫梅罗夫只能够影响怀特干预行动的大致轮廓和时机。白雪行动的意义不在于怀特因为受到提醒而做了他所做的事情，显然也不在于怀特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他所认为的美国利益；相反，其意义在于苏联人相信怀特有足够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受到影响，并认为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还在于他们选择利用怀特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无论如何，怀特的干预将在那年秋天产生重大影响。
6月的时候，摩根索还没有准备好亲自介入对日谈判，他仅仅是寄出了这份备忘录。但是这份备忘录确实促使不堪重负的财长将亚洲政策的钥匙交由自己热心的助手处理。“我对中国不感兴趣，”摩根索1941年7月对怀特说，“我想要找个人，能够处理这一事务的人。”
“您不想让我提出任何问题么……”怀特带着怀疑的语气问道。
“是的，你要搞定它们。”财长脱口而出。104
怀特决定在11月17日的备忘录中重申他对日本的态度，这一次立场更加强硬。怀特现在提议美国不再承认满洲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应该要求日本从满洲撤军。鉴于自6月以来亚洲的地缘政治分量显著上升，财长比6月怀特提交第一份备忘录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这些观点。
6月22日，德国撕毁了与苏联的条约，并发动大规模侵略。当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日本会向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攻击美国？巴甫洛夫和阿赫梅罗夫相信怀特会推进午餐会面时讨论的问题，而且看起来怀特确实这么做了。到了11月，日本已经一跃成为需要总统优先考虑事项中的首要问题，而摩根索现在认为怀特的建议是可行的，并有可能改变局势。接下来就是那段历史了；在这段历史中，怀特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正式职责。
怀特的职责就要发生改变。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第二天，摩根索在晨会上宣布，他准备任命怀特为部长特别助理（an assistant secretary，这是一个生造的职衔，不同于怀特直到1945年才升任的正式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即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这次非正式的提职认可了怀特在过去半年中为自己开辟出的外交政策职能，特别是涉及中国和日本的职能。105“他将替我处理所有外交事务，”摩根索解释道，“我希望把这些问题都装进一个脑袋，而且我希望是装进哈里·怀特的脑袋。……当外交方面遇到问题时，哈里会介入进来并来见我，我会告诉他我的决定；当决定作出后，他会传达给你们。”106
现在，怀特已经跻身华盛顿最有权力的人士之列。
＇3＇查尔斯河是流经波士顿的一条河流，河北岸是哈佛大学，河南岸是波士顿市区。——译者注
＇4＇波士顿一个著名的历史街区。——译者注
＇5＇此处指代的是法币而非银元。——译者注
＇6＇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译者注
第4章 梅纳德·凯恩斯与货币威胁
哈里·怀特的美国旅程崎岖曲折、困难重重，而梅纳德·凯恩斯在英格兰的崛起则似乎轻而易举、命中注定。怀特感到，他的人生真正开始于他出生后近40年，从他获得美国最知名学府的博士学位开始。而凯恩斯从未在乎过什么博士学位，他甚至连经济学学位都没有。但是，1908年，凯恩斯被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选为教学助理，并于26岁时被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选聘为终生研究员。
凯恩斯在学术上获得的成功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惊讶。他的父亲内维尔在剑桥大学度过了40年，先是担任伦理学讲师，后来担任剑桥大学的高级行政管理员，马歇尔认为内维尔是他曾经教过的两三个最出色的学生之一。1凯恩斯的母亲弗罗伦斯就读于剑桥大学纽因哈姆学院，后来成为剑桥市第一位女市长。弗罗伦斯22岁时生了凯恩斯，即1883年6月5日，后来她比凯恩斯还多活了12年。和人们称呼他父亲一样，大家都以凯恩斯的中间名——梅纳德——来称呼他（内维尔和梅纳德全名中的第一个名字相同，都叫做约翰，但是这个名字没有人使用，很可能是因为内维尔的父亲也叫做约翰）。
梅纳德与他的妹妹玛格丽特和弟弟杰弗里，在一个教养有方、生活宽裕的中上层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由一个厨师、一个客厅女侍和一个保姆照料，后来家里还请了一位德国女家庭教师。尽管如此，梅纳德仍然体弱多病，这种虚弱的体格后来折磨了他一生。他还承受着“确定的、经常的、无法改变的、摆脱不掉的想法”的折磨，因为他自认为长得很丑。2但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抽象推理方面表现出卓越超群的能力。到了12岁时，这种能力已经渗透进了家庭祈祷中：“让妈妈等于x，”他恳求道，“让杰弗里等于y。”3他在代数方面的特殊天赋后来表现为他更喜爱使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辩论。然而到了20世纪10年代时，他又转而尖锐地批评在经济学中过度使用数学方法。
学童时期的梅纳德，和几十年后那个即便不是空古绝今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创造力、最能挑战传统信仰的经济学家的梅纳德一样，做事很快但对细节缺乏耐心，更倾向于使用粗线条的方法和突然爆发的丰富直觉来攻克大难题。“当你使用了绝对准确的语言时，”他在1933年说道，“你是在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了让那些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受益。”4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些运用更高等的数学方法得出明显错误结论的青年经济学家，往往会比那些通过合理估计得出大致正确结论的青年经济学家获得更好的奖励。如果在今天，像梅纳德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否有机会在一所顶尖的美国经济学院获得终生教职，都存在疑问。
梅纳德于1897年9月进入培养精英的伊顿公学就读，时年14岁的他在入学考试中数学成绩名列第一。从那里，他通过奖学金竞争考试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毕业时他的名次位列其他11名数学家之后，但在全年级排名前10％的学生中，他的排名相当靠前。他只是在毕业后才正式学习经济学，且只学了很短一段时间。马歇尔同意担任他的家庭教师，每周辅导1小时，一共辅导了两个月，这多亏了梅纳德的父亲与这位伟大教授之间的亲密关系。梅纳德后来会骄傲地回想起他所选择的职业，经济学家“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5单独就其中任何一个职业来看，他都没有表现出罕见的天赋，但是他以一种天才的能力将这些职业综合在一起，在此方面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与他比肩。
有一个问题一直令凯恩斯的传记作者们争执不休，即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学者和一个政治家，凯恩斯的私人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认为对他的人生经历产生了影响。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挖苦道，凯恩斯那句“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去”的格言，是一个没有子嗣的思想家自然而然的观点。应当指出，凯恩斯与他未来的夫人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曾经试图要过孩子。然而，更应当指出的是，称凯恩斯思想的重要元素是所谓隐秘冲动的产物并因此无视它们，这样做未能公正对待他的思想。
然而，如果无视凯恩斯私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特别是凯恩斯的同性恋经历，就像凯恩斯第一个重要的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那样，尽管这段历史充分体现在20世纪初期后近20年炽热而感伤的私人书信往来之中——这样做则是低估了凯恩斯在学院及政府的官方圈子以外的交往联系的重要性，特别是与男性秘密社团剑桥“使徒”的成员以及离经叛道的伦敦布鲁姆斯伯小圈子里的知识分子和美学家的交往。凯恩斯曾经就“使徒”留下著名的评论：“我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都是不道德的人。”他的意思是愿意为了追求有价值的公共目标而与习俗决裂。6凯恩斯的个人喜好不可否认地影响了他的道德世界观，以及他在官方环境下言辞犀利的表达方式。而这两方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挑剔的观察家和谈判对手如何理解凯恩斯，又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6年，时年23岁的凯恩斯决定加入公职，目标是赢得头奖，即女王陛下财政部中的一个职位。由于只有一个空缺，需要通过竞争性考试进行选拔，考试科目涉及逻辑、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结果令他深感失望，他总分名列第二，于是选择了印度事务部作为安慰奖。与大多数管理大英帝国的英国官员一样，尽管他的职责是管理印度事务，但他对这一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第一手的知识：他人生中与印度人打交道的经验，仅限于那些他在伦敦和剑桥遇到的印度人。7鉴于他不喜欢早起和晚睡（“在时间的两端，我的蜡烛都是熄灭的。”他打趣道），这份工作的工作时间——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外加每年两个月的假期——正好合适。8但是，“十分之九的时间里我都感到无聊，剩下的十分之一时间里我感到非常不快，因为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9。于是，1908年，在他25岁生日的时候，凯恩斯辞职回到剑桥，接受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讲师职务。那时，渴望回到剑桥比开始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更加吸引他。他在经济学这门新兴科学中背景此时仍显单薄：他1910年才开始细读亚当·斯密，但第二年他便赢得了大学的亚当·斯密奖。10
论学习知识的速度，似乎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快，特别是当他的浓厚兴趣被激发之后。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印度近期的经济事件》于1909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这篇文章也许标志着他与货币问题终生不渝的精神爱恋的真正开始。通过“统计数据验证”印度价格水平变化与黄金流进流出之间的关系，令他感到“特别兴奋”，他在信中对他的情人——画家邓肯·格兰特——提到：“这就是我的理论。统计数据能够证实它们么？除了做爱之外，没有比这个更加迷人的东西了。”11到了1911年10月，28岁的凯恩斯已经成为了这份期刊的编辑，一个他极度热爱并在余生中一直担任的职位。
凯恩斯第一次政府经历的另一个幸运的副产品是他的第一本书：《印度的货币与金融》（1913年）。虽然这本书在凯恩斯离开印度事务部5年之后，在他30岁生日过后不久才出版，但实际上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凯恩斯在1912年圣诞假期时完成的。书中主要是为印度式的金汇兑本位制度进行辩护。印度通过将英镑存在伦敦的方式将其货币兑换黄金的价格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凯恩斯反对印度实施彻底的古典金本位制度，他认为印度经济体系更加松散，黄金使用得很少，导致其货币供应能够对实际商业需求表现出更大的弹性。那些坚持认为储备货币需要以有形商品形式存在的人是受到了误导，是在支持“一种旧时代的残余，那个时代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不如今天的政府可靠，那个时代的风气就是不加批判地效仿这个在英国建立起来的、似乎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运行得相当之好的体制”。12当然，今天大众辩论的焦点常常是，政府在货币问题上是否不够可靠，或者，对金融市场的崩溃瓦解作出的反应是否过于死板。凯恩斯又进一步对银行业发表了一些尖刻犀利的评论，如果放在今天，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贴切，他问道：“相比社会其他服务人员普遍获得的收入，伦敦城的人获得的报酬高得离谱，但却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更加有益或难度更大的服务，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存在多久？”13
书中浮现的两大主题日后将经常出现在凯恩斯的思考之中。第一，理性的货币改革核心在于逐渐缩小黄金的作用。第二，伦敦是天然的全球金融中心，此类改革可以并应该以伦敦为基础（当时英国的贷款支持了全世界一半的贸易）。然而，1914年欧洲即陷入毁灭性的大战，这场战争颠覆了英国主流阶层所广泛认同的那个假设，即伦敦与英镑将能够无限期地发挥其在19世纪的基础性作用。
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凯恩斯在货币问题上还算不上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例如，1912年，他还在主张价格水平下降比上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