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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凯恩斯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讽刺三巨头，而是要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准确的历史和逻辑分析让人懂得——条约的经济条款为什么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考虑到他后来对国家经济规划，尤其是货币管理问题重要性的观点，凯恩斯在书中对欧洲经济自1870年至一战前发展状况的记述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他着重强调了欧洲自然演进的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而广泛的实质收益。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如下评论：“各种货币对黄金的价格及相互间的汇率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其全部价值只有在我们今天失去这些有利条件之后才能认识到。”33一战终结了这一切：2月，当美国对英国的官方援助被切断后，法郎和英镑都大幅下跌，结束了一百年固定汇率的历史。34凯恩斯还指出：“使人类获益极大的巨额的固定资本，是在战前半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而在一个财富平均分配的社会中这永远不可能发生。”35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自由意志论者。
在凡尔赛和会上，凯恩斯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努力想要说服会议的主要参与方：如果他们要从德国“那里‘榨取’一笔，……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把她毁掉”。36他提出了一套巧妙而有远见的计划，用一个一揽子的宏伟方案，既解决欧洲协约国相互间及对美国的债务问题，同时在考虑德国资源和出口能力的情况下，合理确定要求德国支付的赔偿金额。其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协约国对德国的赔偿索求降低到一个在凯恩斯以及美国人看来可以做到的水平，同时削减英国对美国的债务。凯恩斯强调，如果找不到办法来削减对美国的债务，英国将暴露在“美国未来将会提出的、最难以接受的压力之下”，而凯恩斯的计划能够解决这一问题。37虽然劳合·乔治很少接受凯恩斯提出的建议，但这一次他欣然接受。然而美国人并不上钩。“我意识到，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将我们与不牢靠的欧洲金融体系捆绑在一起，”威尔逊对他的主要顾问之一、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写道，“我要依靠你的帮助来挫败这些行动。”38
凯恩斯估算出德国每年偿还赔款的能力，要大大低于其本国政府以及法国政府的要求。他所使用的经济学公式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同行的质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反驳这些质疑，尤其是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在凯恩斯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吕夫认为，凯恩斯在逻辑上混淆了德国财富转移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影响。39在近20年之后，吕夫将再次以相似的理由质疑凯恩斯最有名的学术著作——《通论》：他认为凯恩斯犯的错误是，将观察到的经济混乱状况归咎于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而非可以立即辨别并纠正的政策失误。
无论如何，《和约的经济后果》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凯恩斯所运用的技术性工具关系不大，而更多地要归功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和约条款背后狭隘而荒唐的政治短视。虽然早期从出书中赚得的大部分钱将被他投入到外汇投机这一新嗜好中并最终挥霍一空，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明星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活得也像个明星一样。1925年，他与离异的俄罗斯裔著名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结婚。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洛波科娃1918年伦敦巡演期间的一次社交聚会上（这次相见并非一见钟情：“她是一个如此拙劣的舞者，”他对金融家奥斯瓦尔德·法尔克说道，“她的臀部是如此的僵硬。”）。40在凯恩斯眼里，莉迪亚娇媚迷人、质朴率真、自由奔放，但是他的文学朋友圈认为她太没有文化。虽然这段看似奇怪的婚姻抬高了凯恩斯的大众声望，但也在他与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友谊中扎进一根永远的刺。尽管如此，他仍然真挚地、深深地爱着她，直到生命的尽头。
几乎所有成为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都是先以学者身份出名。但凯恩斯不是。他直到1930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真正伟大的经济理论著作，那一年他47岁。但是，1923年时，他一年内就在报纸上发表了51篇文章（他产出的巅峰），这使他活得相当潇洒。他生活富足，并成为了一个慷慨的艺术赞助人。
凯恩斯生意兴隆的年代，正是英国经济濒临破产之时。1920～1922年的萧条使英国经济深陷泥沼。当经济于1923年触底反弹时，失业率仍然接近10％，并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居高不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甚至每况愈下）。是因为对战前贸易体系遭到扰乱的情况适应得过于缓慢么？还是因为在货币领域错误的政策选择？或者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自我恢复的若干神话的信念也许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个时期，凯恩斯还没有准备好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大跃进，对古典经济学发起一次全面的正面进攻，但是他已经准备好发起一场持久的思想消耗战。
他的主要目标是英格兰银行。英国价格水平因为战争而被抬高，而英格兰银行则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对价格水平施加了强大的下行压力，目的是尽力将美元兑换英镑的平价恢复到战前4。86美元兑换1英镑的这个受人尊敬的水平。虽然英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下降速度远不及价格下降的速度，这导致1922年底单位劳动成本比应有之水平高了约25％。英格兰银行认为，工资水平有足够弹性，恢复过去的美元平价仍然可行，并值得为此承受短期的阵痛。凯恩斯则公开抨击英格兰银行的观点。虽然他感到这项政策正在将英国带到“革命的边缘”，而且政府应该“让美元见鬼去吧”，但是关于为何这项政策应被认为是毫无希望、误入歧途的，他还未能提出任何革命性的真知灼见。41他关于工资比价格更有“粘性”的观点受到广泛认同，但是这本身不足以反驳致力于消除工资粘性的政策。
事实上，他此时仍然相信，由于被抑制的强大需求将得到释放，因此无论银行是否像他所极力主张的那样放宽货币政策，失业率最终仍然会降下来。而且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反对所谓关税和进口壁垒能够治愈失业问题的“保护主义的谬论”。他认为，保护主义只能暂时地通过推高价格增加就业。但是这种说法不禁引出下面的问题：为何当时他主张通过降低利率、英镑贬值来实现这个推高价格的目标？42显然，他过去的思想信念还没有完全与他新的、更加激进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但是大方向已经很明显了。“时局越纷乱，”他在1923年12月国家自由俱乐部演讲时说道，“自由放任的体系运行得就越差。”43日后他将会提出关于长期不充分就业之谜的新观点。显然，观点的萌芽此时已经开始成形。
1923年12月，《货币改革论》出版，这是凯恩斯在总结他战后货币思想方面作出的第一次重要尝试。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它是凯恩斯最好的作品。弗里德曼是凯恩斯关于政府积极使用财政政策观点最著名的批评者，他这么说显然会让凯恩斯感觉到自己在抛弃货币管理问题的古典思想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事实上，在《货币改革论》出版后几个月，凯恩斯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闪耀出了凯恩斯独到的思想风格，将抽象的经济分析与对当代事务机智辛辣的评论混杂在一起。
书中最核心的理论观点并非完全由其原创，而是构建在欧文·费雪、克努特·维克塞尔等著名经济学家此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它提出，货币当局应当致力于稳定对货币的需求，而非货币供应。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主张最重要的含意在于，当局为了稳定价格——这应该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需要积极干预并持续调整货币钞票的供应量以及银行存款储备金的比率。这与金本位形成了强烈反差，金本位要求货币当局以更加机械的方式应对货币黄金储备的跨境移动：当黄金流入时放松信贷，当黄金流出时收紧信贷。在凯恩斯的著述中，金本位也成为和平最大的祸害。
当时，金本位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所有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凯恩斯对金本位的犀利抨击使读者们感到了预料之中的震惊，引发了诸多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言辞就应该是略带狂狷的，”凯恩斯于1933年说道，“因为它们是智者攻击愚人的利器。”44凯恩斯承认金本位在已经过去的19世纪表现得可圈可点，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战争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它将世界上大部分货币黄金都转移到了美国。凯恩斯断言，试图恢复金本位这个“野蛮的遗迹”，将会导致“把管理我们价格水平以及操纵信贷周期的权力交到美联储的手中”，后者已经“在金牛犊的基座＇7＇上……建立了一种美元本位制度”。45这种说法无论怎么有道理，总让人感觉有不止一点嫉妒的味道和民族主义的情绪。金融控制权从伦敦转移到纽约和华盛顿，这将成为凯恩斯长期的关注，伴随他职业生涯的余生，甚至反映在他的理论著作中。
《货币改革论》对在一系列问题上如何权衡取舍，提出了许多精妙而深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关于汇率稳定性与汇率灵活性以及关于短期和长期（“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去”），46但是书中布鲁姆斯伯里式亵渎不敬的语言限制了其发挥实际作用，因为它冒犯了许多它希望转变思想的对象。而且，虽然凯恩斯讽刺的对象总的来说是保守主义者，但是他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令诸如H。G。威尔斯等著名社会主义者感到如芒在背，他们将凯恩斯反布尔什维克的中间路线主义视作实现他们希望看到的更为彻底的经济政策改革的障碍。47
不论怎样，英国国内政策辩论的议题迅速收窄，集中于政府是应该继续实施进一步刺激通货紧缩的政策以恢复英镑原有的美元平价，还是应该被动地等待平价重新出现后再采取措施固定住它。凯恩斯看到他对金本位柏拉图式的形象发起的攻击在政治上未能命中目标，于是便识时务地撤退了。在1924年7月的一次议会委员会会议上，他转而提出美国的经济繁荣将不可避免地抬高美元价格水平并恢复平价，而无需要求英镑价格水平下跌。届时，他将倾向于通过许可证限制黄金进口，以阻止英镑的美元价格进一步攀升。他小心翼翼，避免亵渎神圣的平价本身。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作出了一个引发严重后果的决定，按照战前汇率使英国重新回归金本位。此时，凯恩斯再次改变立场，强烈反对对任何平价水平作出承诺。“我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他在8月1日致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出于种种原因，在短期内非常僵硬，从而导致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调整工资水平来使之适应国际黄金信贷的流动状况，而我有意将汇率波动作为应对冲击的减震器。”虽然这也许看起来像是在捍卫浮动汇率，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凯恩斯更多时候往往是在捍卫汇率“稳定”的益处。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持续不断地调整立场将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困惑，但同时也削弱了他的批评者。
在《泰晤士报》刊登了他来信的同时，借着他此前对《凡尔赛和约》的攻击所取得的商业成功，凯恩斯又出版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在英国很畅销，但是与他前一本《后果》不一样，它在美国销路很差。凯恩斯知道，丘吉尔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苦恼，因此后一本书虽然有一个恶作剧式的标题，但是在内容上，则很注意将责任归咎于财政大臣的“专家们”。丘吉尔并不理解复杂的货币问题，而且今后也理解不了。他最终还是受到了当时普遍观点的影响，即如果宣布放弃战前平价水平，就如同“背弃”英国维持英镑可兑换的庄严义务。48在他看来，这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一行动，”他在宣布恢复金本位时说道，“大英帝国的其余部分全都会抛开我们采取相同的行动，而结果仍将是金本位，但是不是以英镑为基础，而是一个美元的金本位。”正如最后事态发展的结果所显示的，“美元的金本位”无论如何都将出现，而英国在1925～1931年维持了一个显然被高估的汇率并为此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最终于1931年再次被耻辱地赶下金本位。事后看来，要反驳凯恩斯对丘吉尔决定的论断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一个仍然可以争论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应当寻求建立任何平价，甚至是一个低得多的平价。49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史为鉴、对各种体制都很敏感的分析框架。用来思考经济良政的各个要素，并清晰地阐述了这个分析框架。但是在理论上他还没有什么突破——也就是说，没有提出一套定义清晰的、可以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般原则的东西。与那些继续对19世纪自由放任模式抱有信心的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凯恩斯认为政府积极管理货币体系是至关重要的，目标是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社会不同团体阶层的惩罚及不公正待遇，并且不让变幻莫测的黄金市场左右此类问题。他认为，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