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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最重要的美国盟友迪安·艾奇逊强烈反对财政部的动议，认为在财政部“所设想的胜利中，敌人和盟友都倒下了，敌人因为军事行动，盟友因为财政破产”。46他同时为国务院的动议进行辩护，反驳了他认为是凯恩斯的黑色猜想。但是凯恩斯在这个观点上并非孤立无援，虽然他本人关注的是英国的经济福祉而非大英帝国本身。丘吉尔内阁中的爱国人士，例如印度事务大臣里奥·艾莫瑞、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都是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并且在政治上坚决反对第七条中提出的要求。
凯恩斯过度地阐述了战后英国实施贸易歧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实际上损害了英国实现其谈判目标的努力。时任国务院贸易政策局局长的哈里·霍金斯以一则警告还击，称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挑起与美国的贸易战，而这是一场英国不可能取胜的战争。霍金斯说道，凯恩斯“完全未能理解，美国人民响应号召作出牺牲来帮助英国度过当前的紧急状况（即使这样做我们也是在帮助自己），我们的公共民意完全不能容忍英国，以及在英国的坚持下，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产品实施歧视”。凯恩斯的思想足迹也对他不利，1933年他曾经写道，英国必须“尽可能使自己不受别处经济状况变化的干扰，以开展我们自己所钟爱的向着未来的理想社会共和国的实验”。47这进一步坚定了霍金斯的观点，即“对价协定中必须包括关于战后经济政策的具体条款”。对于凯恩斯本人，霍金斯说道，一旦他返回伦敦之后，就应该留在那里。他“众所周知的固执性格”必然将破坏此项协定。48
“首相在给罗斯福的长信上所花费的笔墨和思考，恐怕连爱人之间的战时通信也无法相提并论，”丘吉尔的传记作家马克斯·哈斯汀斯评论道，“有时一周两封甚至三封。”虽然时常因为他的情感得不到罗斯福的回馈而充满沮丧，但丘吉尔仍然坚持他的希望，认为罗斯福终将在为时已晚之前弄明白，英美的目标是一致的；而首相也一直在努力为罗斯福营造这种想法。因此，当总统终于建议于8月9日在纽芬兰沿海布雷森莎湾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举行秘密会议，首相“对此抱以无限的希望”。“我不得不说，”丘吉尔兴奋地对女王写道，“我们的朋友不会要求我大老远跑去举行一场必将受到举世关注的会议，除非他对于未来向前怎么走有了想法。”49
罗斯福心情很好，“始终保持和蔼友善的态度，而言语一如既往地令人捉摸不透，符合他在所有敏感问题上一贯的表态方式”。50尽管如此，总统仍然无法对军事问题作出政治承诺。相反，他要求英国作出承诺，承诺接受共同的原则，以向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国会和人民，表明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在为一个更好的战后世界而战斗。美国的援助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再次插手旧大陆血腥的权力斗争。
苏联人于8月11日对柏林发起了第一次空袭，9天之后，为期900天的痛苦而恐怖的列宁格勒围城战就要打响。苏联显然认为英美的会晤意味着某种威胁，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船上一致同意立即向苏联提供“规模巨大”的援助。5130年之后，一位苏联的丘吉尔传记作者写道：“在布雷森莎湾制订的方案是为了确立英美对战后世界的统治地位。”52
罗斯福与丘吉尔一样对推行经济原则没什么兴趣，但他的顾问们则不愿意错失这个机会，来敲定他们在租借协定第七条中提出的目标，特别是考虑到凯恩斯直言不讳地反对这些目标。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生硬地对他的英国同行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提出，战后世界的重建需要“尽可能自由地经济交往，没有歧视，没有汇兑管制，没有用于实现政治目的的经济特惠，也没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壁垒，在我看来这些壁垒需要为当前世界的崩溃承担明显责任”。他的目标直指英国的一部分人，他们期望建立“一个与过去完全一样的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在上一代人中已经被证明是毁灭性的”。53
丘吉尔急于利用与罗斯福会晤的机会公开宣誓他们共同的承诺。他满怀期望地连夜起草了一份宣言草案，这也表明草案内容在此之前已经准备好了。“考虑到所有关于我反动的‘旧大陆’观念的传说，以及据说由此给总统带来的苦恼，”丘吉尔在多年后回忆道，“我很高兴下面的内容应当记录在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大西洋宪章》的实质内容和精神最开始是由英国方面提出的，是出自我的手笔。”54
宣言列举的主要原则包括民族自决、公海自由以及免于“恐惧与匮乏”。这些问题都没有太大争议。捅了马蜂窝的是有关经济原则的部分。
丘吉尔提议，美国与英国将“力求不仅在各自领土范围内，而且在世界各国之间公正和平等地分配基本生产要素”。韦尔斯对这一条的反应几乎堪比凯恩斯对美国提出租借协定第七条的反应。他批评地指出，丘吉尔索然无味的建议“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令人回忆起一千零一场经济会议中所表达的虔诚愿望，即‘商品公正和平等地在国际间分配’将成为现实。而就在那些年里，美国的关税被一再提高，世界经济自给自足的倾向加强，各国开始实施各种各样歧视性的贸易壁垒”。但是，正是“英国为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盖上了最后一块压棺石”，它于1932年缔结了渥太华协定，“旨在强迫覆盖了四分之一个地球的大英帝国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只在其区域内部进行贸易”。因此，“除非现在即将发表的宣言包含一则坚定的承诺，即英国在战后贸易政策问题上将与美国一道消除所有此类对国际贸易构成致命威胁的障碍……否则未来新的更好的世界经济秩序将显然得不到任何保证”。55凯恩斯现在已经回到了伦敦。就算他听到这番话时心情尚好，也会将其斥为无知的自由贸易者的哭闹。
韦尔斯改写了丘吉尔提出的第四点原则。美国和英国将：
致力于消除美国或英国针对原产自对方国家的任何产品进口的任何歧视，以此增进彼此互利的经济关系；两国将致力于推动各国人民都享受在平等条件下进入其经济繁荣所需的市场、并获取原材料的权利。
这实质上就是凯恩斯所憎恨的第七条。
罗斯福知道言贵简洁，也知道歧视问题是国务院的核心关注，于是他径直划掉了分号之前的所有内容，并在分号之后的部分加了几个关键字。第三个版本变成了：美国和英国将“致力于推动各国人民都享受，在非歧视和平等条件下进入其经济繁荣所需的全球市场、并获取全球原材料的权利”。
丘吉尔立即发现了案文的意图。读完一遍之后，他立刻询问韦尔斯有关文字的用意是否要对渥太华协定适用。韦尔斯表示确认，“当然是这样”。首相施展了他娴熟的外交技巧，称自己一向反对渥太华协定，但同时坚持“他需要至少一周的时间才有望通过电报途径了解自治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56
霍普金斯希望韦尔斯和贾德干迅速起草出新的措辞好让丘吉尔立即签字，但韦尔斯表示反对，称“进一步修改该条款将彻底摧毁拟议宣言这一部分的任何价值”。他在回忆录中称总统也持有“同样强烈的观点”，并抱怨道霍普金斯一定说服了罗斯福，这个问题“不够重要，不足以因此推迟就最终案文达成一致”。57罗斯福在给韦尔斯的备忘录中称，“鉴于现在最关键的是时间”，他将删掉“唯一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贸易歧视”。总统不再支持赫尔和韦尔斯反帝国主义的贸易目标。就这样，尽管韦尔斯表示反对，《大西洋宪章》的第四条原则最终承诺两国将“致力于，在适当尊重现有义务的情况下，进一步使所有国家，无论国家大小、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有机会在平等条件下，为实现本国经济繁荣进行贸易并从世界各国获取原材料”。丘吉尔得意地发电报给伦敦，称“关于‘尊重现有义务’的表述保障了我们与自治领的关系”。58
8月14日，宪章以公报的形式发布。最终双方并未签署，从而避免了将其作为一份条约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即使如此，这份文件仍然引起了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迫使行政当局坚称文件不涉及“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任何形式的道德义务。”59
韦尔斯和赫尔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情绪高涨，韦尔斯宣称“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但是他们在私下里却是火冒三丈。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关现有义务的内容“实际上剥夺了该条款的全部意义”。会议结束几周后，气急败坏的赫尔甚至孤注一掷地提议，在第四条原则中增加关于彻底取消帝国特惠的毫无保留的承诺。怀南特自伦敦发回报告称丘吉尔，意料之中地，不愿将此份修订提交战时内阁和自治领政府。60赫尔这才作罢。
英国人赢了这一回合，但是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输掉这场战斗。《大西洋宪章》是一则声明，而文字是廉价的。但租借安排则是一个陷入绝境的买方和一个垄断专营的卖方之间的契约。尽管租借物资继续流向英国，但是双方还没有就协定条款达成一致，而国务院仍然决心要得到它的“对价”。
国务院和英国使馆就租借协定第七条的谈判一直拖延到了秋天。虽然国务院坚持取消帝国特惠的立场没有改变，但英国谈判人员在两方面取得了进展。首先，他们说服国务院同意，上述目标应当通过“达成一致的行动”来实现，而且此类行动应当“考虑到当前经济条件所限之情形”而确定。其次，他们争取到了美国对英国的贸易对价作出的一个模糊的“对价”，即美国承诺一旦出现经济衰退将采取“适当的……国内生产、就业以及货物交换及消费的措施”。这就解决了凯恩斯的关注，他担心如果美国未能采取补救性的货币和财政措施，却同时限制其他国家采取此类行动的自由，将会使衰退扩散到海外。
然而，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中仍有约四分之三的人反对在租借协定中提及任何贸易特惠的问题。即便是那些对帝国特惠没有特殊感情的人，例如首相本人，也认为有关英国正在用大英帝国的根基来交换战争物资的感觉令人非常不快。
然而就和二战时期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英国最终被迫接受美国总统精心算计、转瞬即逝的善意之举。1942年2月，罗斯福在赫尔的敦促下给丘吉尔发电报，要求后者尽快批准新的第七条草案。但是，英国的战争行动正节节败退，新加坡于2月15日落入日本手中，丘吉尔担心继续就第七条争执不下可能会给敌人落下口实，宣称美国是在利用英国战争的紧急状况来控制大英帝国。总统对丘吉尔的关注作出了回应。罗斯福没有使用国务院草拟的官方答复，而是以“其自己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且周到体贴的方式”复电称，“他未想过要用租借作为与帝国特惠原则做交换的武器”。61这足以安抚英国内阁，而英美租借协定也最终于2月23日签署。
然而，这并不足以约束美国当局。罗斯福几周后对国会表示：“作为我们援助回报的一个直接的利益就是与英国（并有可能与我们的其他盟国）就未来贸易和金融政策的框架达成谅解。”62这种贸易和金融政策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们告知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赫尔写道，“我们以笼统的措辞表述第七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特别提及特惠安排，因为这样可能会给英国政府制造难题。……如果被问及特惠安排一词包含了哪些内容，我们建议说它无所不包。”63
对丘吉尔而言，他将在议会中受到连续的抨击和追问，要求他解释为何接受第七条。而他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只能是罗斯福作出的一闪而过、毫无价值的保证。“我一直没有接受第七条，”两年后他被迫在下议院作出解释，“……直到总统明确保证，我们关于取消帝国特惠的承诺，不会高于美国政府关于取消其保护性高关税的承诺。”64
那么，凯恩斯在租借协定谈判中究竟发挥了哪些实质作用呢？很难想象能有人比他更清楚地发现并阐明摩根索、怀特、赫尔和韦尔斯提出的要求对英国战后清偿能力带来的巨大风险。但是，任何一个已婚人士（凯恩斯也是）都应该知道事实和道理并非总是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就凯恩斯而言，当事实和道理与他过分的自信交织在一起时，这不但帮不了他，反而侮辱了那些不断受他骚扰、学识浅薄、言辞笨拙的美国谈判对手。正如摩根索与霍普金斯的对话所显示出的，凯恩斯不知谦逊为何物的做法，似乎促使罗斯福的顾问们提出了更严厉的要求，唯恐前者接下来的机智论点会令他们无法应对。
当然，凯恩斯是握了一手臭牌。但是，危害最小的出牌策略本应是装作对利害关系一无所知、轻松自如，并在协议达成后寄希望于出现神的恩典。这就是英国外交部进行租借协定对价谈判的方法，但是凯恩斯从原则上对这种方法予以鄙视。“如果没有绥靖的对象，”凯恩斯讽刺道，“英国外交部就会感到他们完全失业了。”65他的观点与怀特对美国国务院的观点一唱一和。
令人惊讶的是，凯恩斯在英国战争行动的金融前线发挥着领导作用，但丘吉尔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努力。在他的五卷本战争史中只有一处提及了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66首相在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的策略就是专注于在战争中生存下来。这项战略的核心是培养与罗斯福及其私人特使（如霍普金斯）的良好关系，因此他寻求不断地通过塑造英美合作的波特金村庄＇12＇幻象来取悦他们。其他一切都是令人分神的细枝末节。
虽然凯恩斯在美国人面前未能克制沮丧之情的次数要多于丘吉尔，但是他最终与首相一样都倾向于认为谈判对手的意图是善良的，即使有时从后者的行动中无法看出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是和看起来的一模一样。摩根索和怀特并没有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