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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早晨，摩根索最后一次召集美国团队开会。尽管有苏联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财长仍然有理由感到极为满意。伯恩斯坦后来回忆道：“对于那些经历了一战之后的国际合作的人来说，布雷顿森林会议就像是一个奇迹。”138它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所有重要的问题在过去的两年之中都已经被讨论过并解决了”。139但是，在引导44个国家代表团集体加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全球货币合作计划的过程中，摩根索成功地确保他自己的代表团没有因为党派分歧而产生分裂，这一点非常关键。大选就在眼前，成群的记者在这片度假胜地四处游荡，在此背景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摩根索、沃尔考特、托贝以及司班斯都相互表达了真诚的赞美之情。“这是民主制度最为成功的一次实验。”摩根索自豪地说道。
“对于一个有心理战经验的人来说，”国务院新闻媒体部主管迈克尔·麦克德莫特补充道，“……如果这场大会对结束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完全不会感到意外。”德国人“只能说，‘上帝啊，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啊？’而后就放弃斗争了”。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德国人还将继续战斗8个半月。而且，摩根索即将发布由其本人提出的使战后德国去工业化的计划，可以说，它起到的作用是加强而非削弱德国人的战争斗志，并导致战争和屠杀继续。
布朗承诺：“将尽我的全力把这份协定推销给这个国家的银行家们。”摩根索非常感激，“因为他们似乎是唯一现在仍然叫嚣要反对这件事的人”。
“还有鲍勃·塔夫特。”参议员托贝纠正道。
“我将塔夫特留给你了！”摩根索回应道，“他是你个人的食物。”事实上，塔夫特和银行家们将发起一场令人生畏的抵抗。
至于苏联人，虽然他们对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协议构成了最大的障碍，但是美国代表们对他们却没有什么怨恨的情绪。“苏联代表团已经在不知道哪根高尔夫球钉那里等我们了。”摩根索宣布，并结束了会议。140
“广播公司……已经安排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时进行一场广播，由怀特来解释我们取得的成果。”伯恩斯坦多年后回忆道，但是“摩根索不让怀特上广播”。财长再一次匿名地让伯恩斯坦插足。“摩根索一直都对哈里·怀特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而且布雷顿森林会议令他感到妒忌，因为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怀特而非他的身上。”141
当天晚上，大会的闭幕招待会暨批准仪式在规模恢弘、装饰典雅的宴会大厅举行。“疲惫不堪、脸色苍白如纸”142的凯恩斯于稍晚些时候走进了挤满人的大厅，缓慢地走向他的空位。几乎整个会场的人都站起身来，默默地注视着他走过，以示敬意。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这个人“给布雷顿森林协定带来的是其盛名而不是实质内容”。143凯恩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使这场聚会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超越了一场重要政治事件的范畴。即使经过律师处理的最终案文只零星地保留了他思想的痕迹，即使他语言的痕迹更是寥寥无几（凯恩斯将美国人的法言法语称为“切诺基部落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存在，布雷顿森林将始终代表一种理想，代表了从思想的酝酿开始一步步营造全球合作的努力。
任何人的发言都不可能像凯恩斯的晚宴致辞那么生动活泼、文采飞扬、优雅动人。他的讲话充满了轻松的幽默、巧妙的隐喻和大度的情怀，令在场的所有人，至少是那些有能力驾驭英语的人，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们成为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凯恩斯向摩根索致敬，称赞他的“睿智以及友好的指引”，他称赞怀特“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力，并总是以好脾气和幽默感对前者加以控制”。他赞扬艾奇逊、考克斯、拉克斯福特、柯亚多以及其他美国律师——虽然律师一直以来都是他讽刺挖苦的对象，称他们“将我们的行业术语变成白话散文，又将我们的白话散文编成诗歌”。在影射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时，他甚至宣称他自己“受到了那种一直关注着我们会议的批评、怀疑甚至是吹毛求疵的精神……极大的鼓舞”，因为他相信：“以极度失望开始总比……以极度失望结束要好。”在结束发言时，他若有所指地提出，44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比体现在这份最终文件中的东西意义更加重大”。事实上，鉴于他的全球清算联盟的宏伟构想只有极少部分的内容被纳入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最终文件之中，这句话成了他寄托伟大希望的信条。他离开大厅时，代表们由衷地齐声唱起了著名的英国歌谣《他是一个快乐的好小伙》。虽然看似是即兴的演奏，但伯恩斯坦后来说，他事先就告诉乐队要演奏这首歌。144
摩根索在其闭幕致辞中，将大会的成就牢牢地放置于战争及其肇因这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他谴责“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竞争与对抗”以及“直接的经济侵略”，称这些行为将全世界带上了“一条陡峭的、灾难性的战争之路”。“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他明确地表示，“属于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今天，各国开明自利的唯一形式就是达成国际和解。在布雷顿森林，”他说道，盟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将这一教训融入货币与经济领域的实践之中”。他略微有些夸大了这次会议立竿见影的重要意义，称其“在某种较小的程度上”促使施陶芬贝格及其德国军队中的合谋者两天前在拉斯登堡刺杀希特勒，并差一点就获得了成功。145摩根索的退场音乐个人感情色彩多少显得不如凯恩斯的那么浓，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除了盛大的仪式之外，当天傍晚还发生了一件幸运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摩根索在发言开始时带着极大的喜悦向各位代表转达了这个最新的情况。听到了这则消息后，“整个会场一跃而起，欢声雷动”，罗宾斯记录道：“所以最终，一切都在铺天盖地的乐观情绪和友好氛围中结束了。”146
就像一个落跑的新娘在教堂熄灯落锁之后回来了一样，苏联人在会议正式议程结束后24小时又令人吃惊地重新出现。晚上7时，在晚宴开始前30分钟，斯特帕诺夫前去会见摩根索。他的翻译欣喜地报告道：“斯特帕诺夫先生……从莫洛托夫先生那里得到了回答，答案就是他很高兴地同意你提出的建议。”
摩根索并不确信他听懂了。斯特帕诺夫澄清道：“莫洛托夫先生说我们同意增加在世界银行中的份额。”
“增加到多少？”摩根索难以置信地问道。
“12亿美元。”与其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相同。
“莫洛托夫夫先生同意了？”
“他说他赞成摩根索先生的建议。”
“那么，你告诉莫洛托夫先生，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147
早在4月的时候，就在联合宣言向媒体发布前几个小时（当时苏联尚未表示支持），莫洛托夫就曾对哈里曼说过，苏联政府最终将“愿意指示其专家支持摩根索先生的计划”。148在布雷顿森林，莫斯科故技重施，选择给其一贯迟到的表态找到一丝个人化的理由。“莫洛托夫先生说他赞成份额的规模，”斯特帕诺夫解释道，“因为摩根索先生要求苏联代表团这么做。”苏联人的表态使世界银行的资本金反而比基金组织多了3亿美元。
“我希望你将下面的话转告莫洛托夫先生。此举确认了我长久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敬意和信心。”财政部长兴高采烈地说道。
斯特帕诺夫清楚地传达了以下信息：“莫洛托夫先生愿意提高份额，是因为你要求他们这样，他对你非常尊重。”149
然而，在布雷顿森林，得到苏联人尊重的美国代表并不仅限于摩根索。财政人民委员会货币局主管I。D。兹洛宾在回国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的一部分记录了他在布雷顿森林的不寻常的时光，文章题为《在美国的会议》，发表于一份名为《战争与工人阶级》的莫斯科刊物上。故事的焦点是兹洛宾与哈里·怀特的友好关系。他说道，在他与切楚林访问华盛顿时，怀特曾邀请二人前往其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农家小别墅。150怀特后来对一个大陪审团表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和之后，他都曾经在他的家中招待过整个苏联代表团。151在布雷顿森林，兹洛宾继续写道，他们与怀特以及其他美国和苏联团队的成员一起打排球（米克塞尔指出，苏联人对这些游戏“非常认真”）。152“后来，”兹洛宾写道，“每当我们需要使一些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决定通过的时候，怀特总会开玩笑似的说道，‘我所能做的是将我们自己的票以及22个拉丁美洲共和国的票都供你们差遣。’”153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玩笑，否则他们会将这篇文章加入到他们自1942年起就开始建立的关于怀特的调查卷宗之中。
第9章 像法拉一样乞求
代表团刚刚从布雷顿森林离开，英美关于这份刚签署的文件的含义就爆发了观点分歧。“我们，以及所有的人，当然都不得不签署，甚至都没有机会通读一遍誊清的、连续的文件。”凯恩斯在5个月之后如此解释道。“我们看到的全部内容就是签字处的虚线。我们唯一的借口，”他补充道，借用了一些莎士比亚的诗句，“就是知道我们的东道主已经做了最终的安排，准备在几个小时内将我们扔出旅馆，使我们既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接受涂膏礼，含恨而终。”1
代表英国参加基金组织委员会讨论的不是凯恩斯，而是丹尼斯·罗伯逊。但甚至连他都未能参与最终阶段协定条款的拟定。怀特的团队秘密地完成了基金组织协定文本的起草工作，凯恩斯以及其他代表团的团长们是在“领取临终圣餐”时才第一次看到最终文本。尽管如此，考虑到凯恩斯及其政府在过去近3年的时间内对这份文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居然断言“在我签署这份文件时从未看到过眼前正在讨论的条款的最终文本”，这种情况令人感到非常震惊。2哈里·怀特利用结账走人的最后时限施压，争取到了文件的签署，这无疑会令他感到极大的满足。过去两年的谈判都未能达成的成果，通过他在会议最后几天的巧妙运筹终于实现了。
尤其是，将美元指定为唯一的“黄金可兑换货币”，一举使得过去的金汇兑本位制转变为美元本位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仍然屹立不倒。如果凯恩斯在草签文件之前有机会读一遍案文，他毫无疑问将会挑战这一点。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甚至在会议结束之后，也没有记录显示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仅仅是在一些理论上将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影响的问题上与怀特重开争吵。这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凯恩斯发现了如此重大的疏忽后感到过于惭愧，因而不愿提及它，而且他一定也明白，对于一片这么有价值的外交领土，既然它已经被怀特征服，后者定会寸土不让。
令凯恩斯感到紧张的条款是有关货币可兑换性的规定，即成员政府有义务在固定的汇率水平上维持其货币的可兑换性。有关条款起草得很仓促，又经过了律师的反复加工，因此含义模棱两可，并且在一些地方相互冲突，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解释。对于有关条款究竟包含了哪些义务，凯恩斯和罗伯逊存在不同意见。对于二人中谁将为这种混乱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凯恩斯指责罗伯逊没有发现有问题的案文；罗伯逊则反击称凯恩斯已经批准了案文，但是最终他还是为此次“疏忽”承担了责任。3
凯恩斯关注的核心是，英国可能被迫按照某种方式干预外汇市场，或者被禁止以其他的方式干预外汇市场，最终导致她无法控制黄金或美元的外流。他最担心的是这可能会导致一场“金融敦刻尔克”。10月6日，他给怀特寄去一封长信，请求对案文进行修改。这是一封标志性的凯恩斯式信函，逻辑、激情、焦虑与幽默令人头晕目眩地纠缠在一起。怀特没有回信。但是凯恩斯借其11月访问华盛顿之机，设法安排了于18日与怀特会面。怀特表示，对于他赞同凯恩斯解释的地方，他今后将继续予以支持；对于他不赞成的地方，他坚持让任何有歧义之处保持现状。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国会嗅到一丝不和的风声，案文不可更改。
凯恩斯的态度并未缓和。为了显示原则，尽管这么做毫无作用，他于12月29日致信财政大臣：“我们不能签署一份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是极为隐晦模糊的协议。”4自相矛盾和隐晦模糊是外交的精髓，但凯恩斯缺少老练的外交家那种犬儒主义的心态，因而他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东西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所以他常常发起无谓的斗争。在这件事上，他吓唬住了财政大臣，使后者向摩根索提出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唯一后果是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财长将信件转给怀特，后者不仅拒绝让步，而且要求财政大臣收回这封信，或者更改其日期，或者删除提及案文起草有误的内容，以隐藏争议使之不被国会发现（财政大臣选择了方案三）。最终，这件事证明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中，一个初出茅庐的基金组织没有能力来强行实施怀特反对货币贬值的目标。
就在此时，布雷顿森林协定在英美两国国内引起了政治上的轩然大波，与之相比，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争议不过是和风细雨罢了。在1944年7月之前，纵然公众对于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存在很大异议，但是反对意见，尤其是来自大银行的反对意见，相对而言声音并不响亮，因为它们认为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