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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挫折与危机，其经济仍然恢复了增长，贸易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在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和军事支出的支持下，美元短缺的状况消失了。1958年12月27日，欧洲支付联盟中的14个国家宣布实施经常项目可兑换。1945～1971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期常常被人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但是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要求建立的货币体系可以说直到1961年才真正投入运行，当年第一批9个欧洲国家以及秘鲁和沙特阿拉伯正式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8条规定的货币可兑换承诺（使全球接受该条款的国家总数上升至20个）。但是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受到了此前众多分析家都未曾预见的压力。
战争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正如大多数人所担心的那样，美国确实保持了大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并因此加剧了全球美元短缺的状况。但是，这些顺差不久之后就开始逐渐减少。除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短暂时期以外，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西欧的经常账户国际收支状况一直呈现明显下行的趋势，并于50年代末转为大额逆差。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美国的资本出口和对外经济援助水平大大超出了这个国家对全世界的总盈余水平。资金的缺口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外国持有的美元数量迅速上升，以及美国黄金的大量流失，后一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为从欧洲更高的利率水平中牟利而汇回资本所引发的。于是，美国在解决了美元短缺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同时，又创造了另一个问题，即用来兑付外国持有的多余美元的黄金出现了短缺。
简单地说，哈里·怀特错了。美国不可能同时实现以下两个条件：既向世界供应充足的美元，又使其黄金储备维持在满足黄金可兑换承诺所要求的水平上。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无法担当这一重任。比利时裔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他著名的1959年国会证词中清晰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他解释了“使用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所连带产生的荒谬结果”。7这种安排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内在的不稳定因素”。1958年12月欧洲的货币可兑换承诺，非但不是进入新货币时代最后的关键一步，反而“仅仅是使世界退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那种混乱无章、民族主义的金汇兑本位制度”。8
当世界积累美元而非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时，美国就被放到了一个难以两全的位置上。外国人将多余的美元借回给美国。这增加了美国的短期负债，也意味着美国需要增加其黄金储备以维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但是这里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她这么做，那么全球美元“短缺”就将持续下去；如果她不这么做，那么美国最终将以越来越少的黄金为越来越多的美元提供担保。美国释放出的美元既要足够多以满足全世界的交易需求，又要足够少以确保它们总能兑现固定数量的黄金，要让这种局面稳定地、长期地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满足了世界的流动性需求，她就完蛋了；而如果她不能满足，她也完蛋了；对于世界其余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特里芬解释道，如果国际上不协调一致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个体系，那么它就会释放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源动力。美国必须通过紧缩通货、货币贬值或者实施贸易及汇兑限制来阻止其黄金储备流失殆尽。这将导致全球金融恐慌并引发全世界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根据特里芬的说法，怀特缔造的这个体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经济末日之灾。
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发生呢？1962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对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如果使黄金价格翻一番达到每盎司70美元的水平，大多数的问题都会消失。”9虽然这个建议解决不了特里芬悖论，但是它很可能为从哈里·怀特的体系中平稳过渡出来争取到更多时间。但是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丘吉尔一样，肯尼迪不允许美元贬值，他将这种情况视作一种危机。同样，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也是不行的。于是，美国诉诸税收、管制、干预黄金市场以及央行间互换安排等措施来填补缺口，并对银行和外国政府进行道德规劝，就像特里芬所预料的那样。
不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全心全意地予以配合。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就严厉指责道：“两场世界大战使其他国家沦为一片废墟，只有美国独善其身；因此全世界不得不赋予美国的货币一种巨大的、超常的特权地位。”他表示，世界“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度’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美元被自动视作黄金的等价物”。美国“不愿意放弃她的霸权，导致她持续不断地……发行美元用来对其他国家提供借贷、支付美国的债务或者购买货物，且远远超出了其储备资产的真实价值”。而且，美国利用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来阻止其贸易伙伴将多余的美元兑换成黄金。1963年9月，戴高乐命令法兰西银行“要求美国从此以后用黄金偿还其对法国国际收支差额的80％”。10
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召开了一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他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详细解释他的有关结论，即美元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性的贸易媒介……事实上它是仅供一个国家使用的信用工具”。11戴高乐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准确分析显然要归功于某些接受过这门学科训练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就德国一战赔款问题与凯恩斯进行思想辩论的老对头雅克·吕夫，尽管他“断然否认自己是戴高乐将军的笔杆子”。12和特里芬一样，吕夫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末日预言家，四处宣传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将崩溃的思想。13虽然两人的诊断相同，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相去甚远。
特里芬直接回到了凯恩斯针对怀特计划提出的“班科”的替代方案。他提议设立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他提出设立一些官僚机构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来预防该体系潜在的通货膨胀倾向，但在其他方面仅满足于大段大段地援引凯恩斯的观点。14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吕夫提倡回归1914年之前的古典金本位。他坚称“他对黄金没有宗教式的信仰”；尽管黄金得到了历史的支持，原则上其他商品也可以适用。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金本位机制，通过盈余国信用扩张、赤字国信用收缩的方式确保全球失衡的状况自动得到控制，换句话说，“阻止本国人民消费那一部分必须留作出口之用的国内生产”以抵销国际收支的赤字。15在吕夫看来，特里芬（以及凯恩斯）关于设立新的国际储备单位的替代方案“纯属随意性地创造一种对外支付手段”；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是一种装扮成货币模样的虚无缥缈的东西”。16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够控制它内在的通货膨胀源动力。而在特里芬看来，吕夫的设想“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主权……放弃各种贸易和支付限制措施，甚至是对汇率的控制”。他称：“这种放弃控制权，转而青睐某种不过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完全不考虑各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活动状况，这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7
现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改革的政治舞台已经搭好。这场改革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意义重大，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则微不足道。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68年批准设立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18对于凯恩斯“班科”设想的支持者来说，特别提款权是朝着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定货币迈出的小小的第一步。对于法国以及其他反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而言，这个与黄金挂钩的新工具是朝着废黜美元、恢复黄金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资产迈进了一步。而对于美国而言，它是一种权宜之计，为美国采取措施停止其黄金储备的流失赢得了时间，使她可以实施新的政策，要求将黄金交易限制在各国货币当局之间，而美国貌似有能力对后者进行威胁并迫使他们不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设立特别提款权，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国际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美元短缺的问题。可是等到第二年特别提款权正式启动时，世界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通胀水平急剧攀升，1970年接近6％的水平，世界的美元储备也迅速增长。没有几个国家还在强烈要求获得特别提款权这个美元的替代物，流通之中真金白银的美元已经绰绰有余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近年来美国黄金储备总量由相当于外国银行持有美元总量的50％暴跌至22％的水平，越来越多的美元能否继续可靠地与固定数量的黄金挂钩。正如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尔·德斯坦1970年所说的那样，美国“不可能永久地要求人们根据一块有问题的时钟来设定他们手表的时间”。尼克松政府必须改变其国内经济议程，并调整其在诸如越南等地方进行的代价不菲的军事行动，使之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或者它就必须放弃自欺欺人的观点，即美元在这个体系中具备天生的特权。
美联储的官员警告称，一场美元的信心危机可能随时爆发。但是时任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副部长的保罗·沃克尔日后回忆道：“总统们——其中当然包括约翰逊和尼克松——不希望听到他们的政策选择要受到美元弱点的制约。”尼克松当然对由哈里·怀特创立的神秘的货币新发明没有任何留恋，他长期以来都坚信怀特是个叛徒。
到了1971年5月，美元的压力已经令德国无法承受。德国马克曾于1961年和1969年两次升值，但是持续不断的资本流入进一步推高其汇率，自1970年以来资本流入达到了96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40亿美元）。经过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德国政府于5月10日允许马克的汇率自由浮动。这一做法成功抑制了投机性资本流入德国，但是它未能阻止资本流出美国。尼克松的财政部长、自称为“恶棍”的约翰·康纳利愤然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皮埃尔…保罗·施维策提出的美国提高利率或使美元贬值的建议，反而指责日本“控制经济”的做法，后者在马克自由浮动之后成为了投资性资本最新的目的地。康纳利希望日元升值。他在公开场合要求扩大美国产品在外国的市场准入，在私下场合则提出美国“将不得不修改其与日本和德国的共同安保安排”以解决其收支失衡的问题。但是日本不愿作出让步。
8月6日，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当前为了加强美元需要采取的行动》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认为应当进一步使美元走弱。美元被加速抛售。法国派出一艘军舰将她存放在纽约联储金库中的黄金运回国。华盛顿则在激辩应对之策。尼克松被康纳利说服了，选择采取一个大胆而决定性的举措。8月15日，总统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除了降低税收、90天内冻结工资和价格以及加征10％的进口附加费以外，黄金窗口也将被关闭，美国将不再用黄金兑换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施维策仅仅在这一决定宣布前一个小时才得到通知，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下的义务。19康纳利随即清楚而残酷地向一群欧洲的官员说明了总统的首要任务，告诉他们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被终结了。虽然在过去近60年中货币与黄金之间的纽带一直在不断瓦解，但是对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而言，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这种状况仅仅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权宜之计。20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美元实际上是最后一艘固定在黄金锚地上的船只，船上承载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货币，而美国正在切断锚索，永久地驶离黄金的锚地。哈里·怀特曾经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元国际霸权的终结。他在1942年时写道：“有些人认为一种全球通用但不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是可以和各国的主权并存的。但是，少许思考就可以揭示出任何此类想法的不切实际之处。一个外国今天之所以愿意接受美元作为货物和服务的支付手段，是因为她肯定她能够以固定的价格将这些美元兑换成黄金。”21世界将先迎来一波惊涛骇浪，之后才能弄清楚怀特的判断正确与否。世界会陷入20世纪30年代那种急剧增长的保护主义之中么？或者，某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在没有黄金支持的情况下运转么？
施维策的做法惹怒了美国当局。他在广播上提出，可以采取普遍调整固定汇率水平的做法使国际货币体系维持下去：“你可以称之为美元贬值，你也可以称之为重新调整其他国家的货币。”2212月，十国集团的部长们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艰难谈判，施维策终于如愿以偿。平均来说，美元贬值约10％，德国马克升值13。57％，日元升值16。9％，黄金升值8。57％（升至每盎司38美元）。汇率围绕新平价变动的允许范围由1％扩大到2。25％。尼克松称赞这份协议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23
尽管货币协定的历史确实令人失望，但尼克松的上述说法仍属一派胡言。尼克松将于第二年11月面临一场选举，他并不准备将他的命运与新的美元平价水平牢牢捆绑在一起。1972年6月，反对固定汇率的乔治·舒尔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延续了他的前任直言不讳的风格，否认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义务。他宣称：“圣诞老人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