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颐腔毓防匆豢矗颐抢朔蚜�30年的时光。当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谈不上“浪费”了，我们交了“学费”，得到了教训。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想把这个教训把它忘掉，我们30年的血泪都白流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对外开放，当然主要是向西方开放，否则我们早就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开放了，我们对第三世界一直是开放的。现在要说对外开放，就是要对西方开放。那么到了80年代，我们提出了“新启蒙”的口号，这时启蒙的价值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新启蒙只不过是把五四时期的启蒙口号和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申。当然比五四的启蒙要更加深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从文学艺术方面还是从思想情感方面我们中国人跨进的步子相当大，当时不断地有外来的新思潮涌入中国，我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的精神。这个西方的精神无非是两条，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最近巴金老人去世了，昨天发布的讣告。巴老在他的《随想录》里面作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忏悔，他忏悔的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自由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他讲要“说真话”，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必须要有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只有具有自由精神你才敢于说真话，只有有了理性精神你才能说出真话。所以巴老的忏悔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觉醒。国家要现代化，知识分子首先自己要现代化，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士大夫，你这个国家怎么现代化？必须有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但是，80年代一晃就过去了，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知识分子追求经济利益，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渴望堕落”。90年代是这样一种风气。于是有的人就不满了，提出来讨论，人文精神的问题，搞了好多年。但是各种各样的检讨，很多人都把它归结为西方思想的侵蚀，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侵蚀。当然不全是这样。但很大一部分人怪罪于西方文化，或者怪罪于现代化。我们人文精神失落了，好像我们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有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从前已有的东西失落了，好像两千年以来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很不错的，唯独到了今天堕落了。为什么堕落了？那不就是因为西方文化进来了吗？西方文化把我们的传统道德冲得一塌糊涂，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了，这才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落。那么在这种基本的估计之下，很多人热衷于引进后现代思潮，引进文化相对主义，否定启蒙，否定社会进步，否定历史。认为没有什么进步不进步，我们以前过得很好，一直都不错，我们现在回到过去也可以的。当然有些东西要把它去掉，比如裹小脚啊，皇帝啊，可以不要；但是其他东西都是不错的。这就是90年代的一股思潮，复古主义，回归传统，恢复旧道德。既然现在没有道德了，大家都是物欲横流，大家都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了，整个社会都没有规矩，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力。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旧道德恢复起来，以挽救时势。
其实这是缘木求鱼，饮鸩止渴。旧道德肯定是恢复不了的，今天每一个明眼人心里都明白，旧道德你要在今天的社会上恢复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个别的知识分子可能做得到，比如说蒋庆，他就是一个在现代公开宣称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而且身体力行的人。也许还有其他少数人能够做到。但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公认的标准扶持起来，那是没有希望的。那么问题是当你这样提倡的时候，你并不能恢复旧道德，但是你所起的作用有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拒斥新道德。旧道德又恢复不了，新道德又被你拒斥了，那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死定了！所以我们要看清，旧道德的沦丧它实际上是旧道德的自然的沦丧，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这样的。为什么会沦丧，因为它已经有几千年了，太老了，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比如说对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开放过；再就是几亿农民进城，打工；自然经济解体，农村的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当然还有，但是它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了，不再是靠自然条件吃饭了，它靠的是什么呢？依靠市场。它的种子、它的化肥、它的农药、它的技术，都要靠市场，靠科技。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呢？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年轻一代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任何一个年轻人，包括农村的，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首选的价值。我在农村没有发展前途，我要到城里去打工。几千年以来的农民不是这样的，能够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就不错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他们的理想。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首选的价值就是发展。我们在座的就更不用说了，大学生，考虑的就是将来怎么发展，怎么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发挥自己的才能、才干，把自己可能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再用几千年的儒家道德来加以维系，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啊！所以我们讲现代化绝对不可能只是经济、科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也是道德观的现代化，人生观的现代化，而且这个是更根本的。你要讲政治体制，乌干达搬用了美国的政治体制，现在打得一塌糊涂，它那些黑人当年都是从美国“寻根”寻到非洲去的，在那里按照美国的体制建立了他们的国家，但现在乱成一团，仍然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你要讲经济的发展，那经济的发展很繁荣的地方多得很，伊拉克从前是中东最繁荣的国家，现在是人间地狱。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人生观上，在道德观上，我们要做一个现代人。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都好解决，都可以发展起来，科学技术这方面不在话下，政治体制方面也可以培养出一批新型的法学家、律师。但是道德的现代化是最难的，它最重要，但是最难。有人认为我可以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而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现代人，能不能做到这样？我把它叫做白日梦。你已经是个现代人，你又想在道德上做一个古人，那不是虚伪？
所以现代化的道德我们要考虑，它既然不是传统道德，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道德呢？我认为应该是“小人之德”。我把“小人之德”跟“圣人之德”或者至少是“君子之德”相对立。君子小人之辨，这是儒家的一个主题。我们传统道德历来都是君子之德，圣人之德，要做君子，做圣人，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就是从原则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圣人，但其实每个人都做不到，包括王阳明本人是不是圣人，都值得怀疑。所以我讲现代道德应该是小人之德，不是圣人之德也不是君子之德。小人已经被孔子骂得一塌糊涂了，学一点农业知识也叫做小人，不守三年父母之丧也叫小人，在儒家的眼睛里小人是不堪为的，是大丈夫所不屑的。但是今天我们应该为“小人”正名，每个人其实都是“小人”，每个现实中的人其实都是有限之人，按照西方观念来看人是有限的，人有他的限度，甚至基督教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人本性是恶的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一个和谐的社会，并不见得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道德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本性恶劣的人也可以有德。这些道德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是诚信，靠诚实劳动赚钱，当然你可以说他动机不纯，他只是为了得利，他的诚实是做给人家看的，他不卖假货最终无非是为了赚大钱嘛！但是你不要去追究他，人的内心谁能够追究啊？谁也不能算计到人的内心。而且这种“诛心之论”，儒家讲诛心之论，就是批评人家的内心动机，批评人家内心的一闪念，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你应该为他的内心留下余地，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就完全是为了赚钱呢？诚实劳动，诚信，中国人现在最缺的就是诚信。中国人现在走到外面去，外国人常常用一种防范的眼光看中国人。中国人在外国人心目中现在已经成了最狡猾的、最不讲诚信的人。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机关算尽，有空子就钻，没空子也要钻，什么时候就把你“忽悠”一下，然后“人间蒸发”。但实际上我们传统道德里面讲的就是一个“诚”字，“诚者天之道也”，儒家就讲这个。但为什么我们不诚？你讲得太多了，你把诚信当成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境界，当作圣人的德行，你要求人内心诚明洁净，纤尘不染，但恰好对人的外部行为没有标准，没有普遍适用的规范，认为那只是小节。你所要求的小人做不到，小人能够做到的你又没有给他规矩，一切都按内心的感觉来衡量，而感觉恰好又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一个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也可以自认为问心无愧。所以我们今天不如把调子放低一点，你的诚信体现在诚实劳动、合法地赚钱上，这就够了，你不要去追究人家的出发点，说他是为了赚钱，他为富不仁，动机不高尚等等，不要这样。就是诚实劳动，小人也可以做到，一个小人他算计，当然是为了自己发财而算计，但他能够做到诚实，这就不错。
再就是勤劳致富，如果一个人很勤劳，这也就够了，就是一种美德了。小人也很勤劳，他不需要有远大的理想，他就为了自己，自己的家庭儿女，起早贪黑，这就值得夸奖。这是小人之德，上升不到圣人。圣人可能像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也不屑于去学种田种菜的，那样的叫圣人；拼命勤劳致富的人当然是小人了，但是应该看作是道德的，懒惰、四体不勤才是最大的罪过。还有遵纪守法，敢于负责，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些都应当看作是一种道德。中国人历来缺乏这种道德，只不过是在别人看着的时候我遵纪守法，如果没人看见我能够违犯一下就违犯一下，没人看见嘛！不敢负责，做了坏事就逃之夭夭，开车撞了人如果没人看见，十有八九能逃逸就逃逸，反正没人看见，抓不到。小人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人格的话，他在这方面是敢于负责的，民间历来也有这样的先例，好汉做事好汉当，比许多读书人都要高尚。鲁迅的《一件小事》讲的就是这件事。但这种人往往得不到儒家道德的肯定，被视为“匹夫”。再就是个人奋斗，坚持自己个性自由，同时尊重他人的自由。小人他要把自己的自由上升到一种道德的时候，他的这种道德就有一种普遍性，他发现只有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他自己的自由才会得到尊重。当然他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那不必去管他，应该允许，这就是小人之德。你能够尊重人家的自由，那就是有道德的。至于传统的亲情孝道，裙带关系，走后门啊，贿赂啊，讲情面啊，礼尚往来啊，这些都是旧道德，甚至有的是不道德。有些即使在今天仍然是道德的，也只是第二位的，首要的道德是对自由的尊重，对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的尊重。凡是违背这一条的，在今天就是不道德的，是应该抛弃的东西，只有不违背这一条的才可以继续是道德的。
普遍自由的这条原则不是一条单纯内心的原则，而是有客观标准的可操作的原则，它的可操作性在就于“公正”或“公平”。你追求个人利益你也要让别人追求个人利益，不公平那就是不道德。中国传统道德没有这一条，不公平是正当的，不公平就是公平，等级制嘛！你能跟皇帝讲公平？那不是“反了天了”吗？你能跟当官的讲公平？你能跟你的父母讲公平？妻妾能跟老爷讲公平？中国人缺乏公平这种价值，这是有调查统计为根据的。公平在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排在非常后的地位，中国人最重视的是诚实，我们说这个人很老实，这就是最起码的评价了。但是老实人很可能做很不公平的事，和稀泥的事。我们今天要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因为一个人是否真正老实这是没法知道的，你不能钻到他心里面去，很可能他的老实只是他的一副面具，他和稀泥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所谓“乡愿”或伪善。即使他真的是出于诚心，这也只是他的自我感觉，根据自我感觉来把握自己的内心是不可靠的。因为人在干一件不公平的事甚至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自欺的本能，使自己相信自己内心是“诚”的，我真心诚意地做这件坏事，我没有坏心。那些团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别人揭发“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罪行”，那些“红卫兵”凭着一股赤诚批判自己的父母、拷打自己的老师，中国人这种情况多得很。所以诚这个标准是不可操作的，它只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因此你也不可以用这个标准去断言别人，包括断言自己。你用这种标准断言别人，那就是“诛心之论”。西方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人的真心，你不是上帝，怎么能够断言别人的心呢？你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你知道你内心深处是怎么样的？有什么隐秘的动机？弗洛伊德讲人有潜意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要去“寻找自我”。什么叫“寻找自我”？我已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寻找？就是因为我虽然在这里，但同时又不在这里，而是“生活在别处”。我必须从我现在的样子去寻找它后面的根据，在我今后一系列的思想过程行为过程中去发现自己真正是什么样子。很可能有的人本来觉得自己很不错的，结果发现自己很坏；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认为自己很坏，后来却发现自己还不那么坏。所以人要认识自己必须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有了自我意识了，你就可以凭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还不错，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那是不够的。所以西方人给这种认识自我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你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小人，然后再去改善自己，去寻求自己真正的善的本质，那是要经过自己努力的，不是你坐在这里一想，觉得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