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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他们都是崇尚于“静”，强调内心的平静。以静为美，达到了它的极致就有它的表现。儒家的“静”是一种“温静”，这是从儒家的 “中和”的伦理观得出来的，认为美的极致就是一种“温静”；道家的“静”是一种“虚静”，这是从道家的“天道无为”的自然观得出来的；佛家从“空寂”的人生观得出来的“静”是一种“寂静”。我将其称为儒、道、佛的“三静”——温静、虚静和寂静。三家均体现出一种静观的态度，这种静观的态度和政教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这就是温柔敦厚。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也有偏离的。你说“怨而不怒”，有的人却发怒了，金刚怒目；你说“哀而不伤”，有的人却伤心欲绝；你说“乐而不淫”，有的人一快乐就得意忘形了。这些都存在，但是变来变去，它有一个核心的理想，就是“温柔敦厚”，就符合这样一个标准。总之，中国艺术精神“温柔敦厚”的结构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教的态度，另外一个是静观的态度。
西方艺术精神，我们讲它是“静穆的哀伤”。当然这是黑格尔总结出来的，我觉得他总结得很好。“静穆的哀伤”里面也有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是尼采通过他的慧眼，通过他对于古希腊文明的追溯而发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又被称为狄俄尼索斯精神，狄俄尼索斯就是古希腊酒神的名字；“日神精神”就是阿波罗精神，阿波罗是古希腊的太阳神。这两种精神形成了古希腊艺术的理想：静穆的哀伤。如何形成的？我们接着就来分析一下。
“酒神精神”是动态的。酒神，很形象，喝过酒后狂歌乱舞，躁动不安了；“日神精神”是静态的，是梦幻式的，对比于酒神精神的醉态。“酒神精神”就是把自然纳入到人的个体里面。古希腊人在祭祀的时候要喝酒，喝过酒后就狂歌乱舞，冲破一切道德伦理对人的理性限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受到理性的限制，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都有规定。做事情都有它的限度和界限，但是喝醉了酒大家都能原谅。所以直到今天西方人一到狂欢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酒神精神，那就是打破一切限制，带上假面，改变形象，到处游行，装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态。在古希腊他们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拥抱大自然、回归大自然，返回到他们本能的生命冲动。“酒神精神”状态经常也就是大群人在一起唱歌，干出种种平时人们不敢干的事情，所以酒神的形象是个半人半兽（羊人）的形象。在这里交织着群体的狂欢和个体的痛苦。群体的狂欢为什么是个体的痛苦呢？就是个体在日常情况下他要守住自己的个体，但是在那个打破一切伦理界限的时候，个体就解构了。任何人都可以侵犯任何人，个体就遭受到一种解构的痛苦。所以尼采讲在酒神精神中人们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群体的狂欢，回归到大自然。而且通过这样一种个体解构的痛苦，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个体。因为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之间本来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在酒神精神返回本能的时候他的个体意识遭到了解构，所引起的痛苦就是古希腊人的原始生命力所在。这是尼采早已揭示出来的，即酒神精神里面蕴含着古希腊人的本能和原始生命力。要摆脱痛苦，要从自然里超升出来，但是在返回自然的过程中间个体又遭到了解构。所以，希腊的个体意识，其痛苦应该是它的本能状态。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个体的时候，他本能的有种要摆脱痛苦的倾向。这种要摆脱痛苦的倾向就是其生命力所在，你要自己去追求某种东西，你可以追求也可以不追求。但是如果有一种本能的痛苦，你不追求还不行，他逼迫着你。所以尼采特别强调有痛苦人们就渴望着拯救，当你意识到个体意识的痛苦的时候，个体的痛苦会逼迫着你寻求某种拯救。我们说西方人的信仰和西方人的神是由于个体意识导致的，为什么？因为当人独立出来以后，他就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和渺小的，他需要被拯救。相反，如果你在个体意识解构的时候，你不感到痛苦，那也就没有这种需要，你会到群体和自然界里面去寻求自己的安慰，也就没有宗教的需要。但是古希腊人在这种痛苦里面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个体，希望得到拯救，由此就呼唤出了一种日神精神。
第二个层次就是日神精神，日神精神就是对酒神精神造成的那种痛苦的拯救。日神精神尼采称之为梦的精神，这是两个层次，一个是醉的精神，一个是梦的精神。白日梦，梦是指太阳神给人以一种美丽的梦幻的表象。虽然是像做梦一样的虚幻的表象，但是它具有一种心理上的拯救作用。梦的原则实际上导致了古希腊人个性原则和个体意识的恢复，个体意识在酒神精神里面被解构了，但是它带来一种痛苦，也就带来一种生命冲动，要摆脱这种痛苦。这种冲动在日神精神里面得到了满足。就是说对于痛苦，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得到摆脱，但在梦幻状态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安慰，可以恢复自己对于自己个体的一种意识，甚至于可以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神性。人的有限性带来的痛苦在一种梦幻中被扬弃，感觉到自己和神实际上是一体的。我创造出一个个体的神的形象来，我与他认同，那个时候我的个体意识就恢复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阿波罗精神使人在一种梦幻状态中，在一种美丽形象中来解脱自己在酒神的投入到大自然之间所遭遇到的痛苦，而把自己的个性树立起来。把自己的个体从酒神的这种生命冲动中树立起来，使他具备了自己的定型，具备了自己一定的形象。古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个的形象，都是由阿波罗之神创造出来的，都是一些梦幻的形象。但是那些梦幻的形象都是古希腊人精神的一种体现，没有这样一种个体精神，希腊人就会退回到原始的自然宗教去。就是说在酒神精神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回归大自然的倾向，如果没有从这种痛苦里面产生阿波罗精神，那么他就跟东方（比如说中国）的原始自然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了。
中国人在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他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他会感到一种快乐。当我们中国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时候，感觉到怡然自得，就像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沉醉于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是一种美，而不是一种痛苦，那就是一种自然宗教了。但是希腊人完全不同。他们在大自然中，一方面有种回归到本性的狂欢，这点和东方有相通之处；但是，同时也感受到一种个体意识的痛苦，要从里面升华出阿波罗精神来。这是古希腊人艺术精神与中国人艺术精神很不相同的地方。他并没有丧失掉他的个体意识，而是使他的个体意识更加丰富了，建立起来了。如果没有阿波罗精神，个体意识是建立不起来的，人就融化到大自然里面去了。你开始的时候感到痛苦，久而久之，你习惯以后可能就感觉不到痛苦了，就感觉到很是怡然自得、天人合一了。但是希腊人始终做不到天人合一，因为他们的个体意识已经建立起来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希腊的悲剧。在希腊悲剧里面，个体具有神性。因为个体在希腊悲剧里面，由于是悲剧嘛，个体往往遭受到了毁灭，但是通过个体的毁灭上升为神。个体在肉体上遭受到了毁灭，但是在精神上它树立起来了。古希腊悲剧通过个体肉体上的毁灭，表现了个体精神上的崇高，这就是希腊悲剧精神的结构。
希腊的悲剧精神不仅仅表现在戏剧里面，而且也表现在造型艺术之中，特别是在希腊雕塑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希腊雕塑出来的一个个神的形象上面，包括男神和女神，还有人的形象上面，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展现出一种“静”美。酒神精神是动态的，而日神精神是静态的。雕塑摆在那里是静止的，但是它其中蕴涵着某种痛苦。雕像里面可以看出一种痛苦，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静穆的哀伤”。为什么有种哀伤，因为它经历了某种痛苦，它才达到了这样的形象。经过阿波罗精神调和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而实现了这样一种静态的个性的形象，所以在这种静美里面包含了一种扬弃的痛苦。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内行人可以看出来，鉴赏家可以看出来的。希腊雕塑里面很多都是不描绘人物的眼神的。在剧烈的动作之中，他的面部表情是静止的。这是莱辛在评价古希腊雕塑时讲的，在剧烈的痛苦里面，在古希腊的“古典”时期，人物面部表情是静止的。到了“希腊化”时期，他们开始表现面部表情的神态了。这时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了。但是理想的古典时期的那些雕塑，面部是不动声色的，虽然他们的动作很剧烈。所以总的来说，这些雕塑体现出一种静美里面透露出一种哀伤的情调，透露出要摆脱痛苦的挣扎。
以上是西方艺术精神“静穆的哀伤”特点的两个层次，下面我们把这两种动静结构作一个比较。刚才我们分别讲述了中国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精神的结构，两种不同的结构都是各有一动一静的两个层面。首先从动态的层面来看，中国艺术精神里的动态是被动的，这点我们要认识到。《礼记？乐记》里说得很清楚：“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意思是说人的生性是安静的，虚静的，无为的。“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就是说人的这种欲望和冲动是由于“感于物”而动，也就是外来的事物感动了人、触动了人，人才动。如果没有外来的触动，人心本是静止的。外来的人物、自然万物，春夏秋冬四时，风霜雨雪都可以影响人。见物伤情、感物而落泪，人受到外物的感染才有一种冲动。而就他的本性来说，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性本来是安静的，但是“风不止”，风不断地在吹，所以树也不断地在动。“情动于中，故形之于声”，感于物动了以后表现为声音。“故形于声”意思是说你就说出来和唱出来吧，表现为音乐。但是最初是由于外在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样，才受到了推动。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动态的方面，实际上它是被动的。
中国艺术精神里也有一种酒神精神，比如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酒喝得越多，诗就做得越好，这也是一种酒神精神。但中国的酒神精神跟希腊的酒神精神不同，希腊的酒神精神是大群人在一起喝酒、集体狂欢、狂歌乱舞，中国的酒神精神是一个人独斟独饮，或者是两三个朋友对饮。所以，中国的酒神精神不是狂欢，而是一种摆脱烦恼，放大心胸，卸除束缚的办法，如孔夫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但是行为都是合乎规矩的。“率性之为道”，率性而为，但是又是按照天道在那里行动。中国道家虽然反对儒家，反对儒家的名教，反对做儒家的君子，主张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但实际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写了篇《大人先生传》，反对做儒家的君子的理想人格，而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这就被看做是回归自然，“大人先生”是自然人，不是由礼教教化出来的人。所以“与天地为友”，是讲按照天地的自然本性去行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动态结构与儒家对人心的看法一样，还是被动的，它并不是主动地要干什么或执著于什么，最终达到的是一种虚静无为的超然心态。
相比之下，古希腊酒神精神里的动态是一种骚动，是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内在的冲动接近于魏晋时代的狂士。竹林七贤都是狂人、狂士，都是“狂狷之徒”、性格古怪的人。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有点像魏晋狂士的落拓不羁，不受礼教的局限和束缚；但是，并不像魏晋狂士的超脱和淡泊，不求名利。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是执著于他的生命冲动，表现为他的动作像着了魔一样，像喝醉了酒、中了邪一样，通过这种动作摆脱他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痛苦。他跟魏晋名士不同，魏晋名士如竹林七贤们都是很自得的，有种“乐感意识”在里面。李泽厚先生曾讲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最早西方文化的罪感就体现在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祭上面。自我意识是一种“罪”，如何摆脱这种自我意识的痛苦？没有办法，只有通过这种剧烈的动作来摆脱。所以他们的那种动作带有某种主动追求的倾向，只有在日神中才能够得到调和。
下面我们再比较中西艺术精神里面“静”的这方面，刚才讲的是“动”的方面。那么“静”的方面，我们刚才讲的中国古代的“三静”——温静、虚静、寂静，它所带来的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融化，在这种静态里个体意识感到被融化了。暖融融的，融化在群体之中，融化在大自然之中。所以他对大自然有种旷达的态度，对待人世有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常说世俗的东西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我们要超然一点，看得淡一点。在中国艺术精神里面也表现出这样一种静止的态度，使人达到一种超然和旷达。比如你去欣赏中国的文人画，就能够从中获得一种心旷神怡的心态和情调。
这是中国古人的静，那么古希腊艺术里也有静，“静穆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