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倒是关心她,如挚友唐晶,一直在她身边鼓励她,支持她,可是有一天,她却把唐晶骂出了门:
“你一向以为自己比我能干、博学,对我,你爱骂爱讽刺我绝对没话讲,给点小恩惠,你就以为提携我,你对我,恩重如山,情同再造,你伊然做着小型皇帝,你太满足了。谢谢这一年来的施舍,我不要这种朋友,你高高在上的找别人衬托你吧,我不是百搭。”
亦舒促狭式的写实风格可见一斑。
她像个看戏的人。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笠翁早就说过: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而人是最拿不准的,人与人的难以沟通,不全因为外在力量对人的捆绑,而是由于人性自身情与理、爱与欲的搏斗与厮杀,甚至自己都很难清醒地意识。无意的流露,有心的隐藏相缠绕,行动与结果的背道而驰……组成了复杂的人生。
因此亦舒不会写现代神话,更不会沿袭“灰姑娘”的模式。
在她生活的环境中,历史的机遇加个人的聪明才智,会造就强者与成功者,同时也就有了弱者与受挫者。而没有谁不想生活得更好,这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活法。
《喜宝》中姜喜宝的活法,无疑是卑鄙的。而令我们目瞪口呆的,是亦舒那种对“卑鄙”的干脆刮落,却又不动声色的写法。
她写喜宝不断地在出卖自己,第一次出卖给韩国泰,是在追忆中完成的,算是虚写;而第二次出卖给勖存姿,就是实写了。
姜喜宝在飞机上认识了勖聪慧,应邀到她的家里作客——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忽然进入了豪富之家。开初她并不当一回事,因为没有怀着什么目的。
是勖聪慧的父亲勖存姿一见她之下,为她的青春和聪明所吸引,一面之交,便用极其直接的方法,提出要买她。
勖存姿开门见山是这样说的:
“我已是一个老人,我很坦白,毫不讳言地说一句,原谅我,我非常喜欢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作一项交易如何?”
喜宝的反应是:
“牵牵嘴角,拉开门……‘我替自己悲哀我看上去像妓女……最后我或许会把自己卖出来,但不是这么快’转头出门。
喜宝拒绝了勖存姿。可是,“转头出门”不到十分钟之内,她想到了现实。
她要读书,她要生活。当然,她不用怎样奢华,但至少要照自己最起码的意愿活下去。
所以,她又回到了勖存姿“狡兔三窟”中的“一窟”。
见到勖存姿,张口就说:
“我回来了,我适才不高兴是因为那戒指上的石头太小。
语气很平静。
这项交易便算成功了。
“从此之后,我是他的喜宝。”“我到此刻才发觉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多么恰当,仿佛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做这种女人。”
在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大都会里,到底会发生多少桩这样的交易呢?亦舒耳闻目睹,想来也很难激动得起来了。她的一派现实,原来是有客观的生存现状作垫子,是由社会所造就的人事沧桑所激活的。
因此她在结尾中依然余音袅袅:
“勖存姿的故事是完了,但姜喜宝的故事可长着呢。”
就因为喜宝说过:“爱情是另外一回事”,“我的钱足够购买任何东西,包括爱人与丈夫在内。”
喜宝的直率与坦白固然令人齿冷,亦舒的平静更值得人深思。这里似乎很有点张爱玲的味道。
言情小说中缺乏社会现实意义的说法,是一种偏颇之言,亦舒的作品,为打破这种闷局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亦舒的小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写作。
请听她的自白:“我的小说主要是表现布尔乔亚和知识分子的。”
在大众阅读的识认层次上,它有特别的可信赖性。
这不仅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个圈子的人,熟悉那个阶层的生活,她写起她们来,很是得心应手。
她写这些人的生活、爱情,塑造这些人种种不同的形象,写他们的快乐,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成功,写他们的挫折,写他们的挣扎,写他们的苦闷,写他们的种种心态,现实生活显然有大批这样的人在…”
倪匡《我看亦舒小说》
更因为亦舒在写这一阶层的人时,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合理性:不乖张、不恶俗,不提供煽动性的言辞,不对这里的一切恶意诽谤和血淋淋的夸张。当然也不是百依百顺,她有很好的保留,决不自降身份。
《银女》是她作品中的一个异数。这部作品极深刻地接触到了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但一样维持着她一贯的写作风格,不把大量的廉价同情洒向小人物的身上,也不把一切人类的美德都加在小人物的身上。
说到底,题目虽然取自于底层女子,颂扬的对象仍然是身居港府医生高位的林无迈,亦舒其实也没有跨出她所熟悉的生活圈子。
《银女》开篇也是一个婚恋的故事,林无迈与丈夫陈小山婚变后,陈小山再婚,他的情人之一崔露露蓄意制造车祸以殉情。陈小山死后,他的另一个情人银女找上门来借钱,林无迈见她怀了孕,处境艰难,便收留了她,谁知道却惹来了无尽的麻烦。
曾有评论家如此评论这部作品:
出身舞女之家,从小沦落风尘的银女经过无边诱导、感动,终于挣扎出泥潭,踏上自新之路。小说以动人的艺术形象说明了人之优劣,取决于社会环境,而非遗传因子。银女的堕落是社会的错。作品中的林无迈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而她崇高的情操与宽宏的气质,又分明是受了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
如此微言大义,似乎是拔高了林无迈。
林无迈的感情是很复杂的,绝不仅仅是同情与宽容那么简单。对待银女,她一样有着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有着高高在上者对低下者的施舍。她和银女,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在一起并列过。
因为客观,亦舒一派地维持冷静,不肯自己卷进作品发议论当裁判。但是这并不是说她就没有价值判断,只是她很会造成轻微讽刺的喜剧性场面,让人物自己露出真面目,让读者自己领会那弦外之音。
她的叙述语调中的优裕,似乎有很好的教养在里面,似乎有不薄不厚的物质基础在为它的言辞的信誉作担保:“你可以信任这一切,我不想失掉什么,我过得很好。”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曾经深爱过》中,看到了周至美的悲剧。
利璧迦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女性。一船而言,他们那一阶层的人,像他们正在上升的地位一样,有一种趋前性。
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譬如灵魂、肉体、生存、职业等等,他们是有技能、有机会的一群。他们可能会出的一些麻烦是与老板的关系,生活环境的变化,家庭的危机,情感的纠缠等等。
因此,利璧迦在丈夫周至美的眼里,是一个很幸福的妻子,她对目前的一切基本上是满意的,所烦恼,所讲求的仅仅是一种“舒适度”——心灵的、感觉的和精神上的,是大局已定后的小调整。
况且她已经把自己照顾得那么好:
利璧迦不怕放假,每一个月她总会选一天留在家中收拾这个那个,非常享受的样子,有时候蹲在露台剪理盆栽,便可度过一个下午,阳光照在她纤弱的背部,她开着一部小小无线电,边听音乐边劳动,真懂得放松。
谁知道她最钟爱的音乐名叫“爱情是极之奢华的一件事”。
她还爱收藏各式各样的香水。
然而,利璧迦最终还是出走了。她够勇气,她不想和周至美过那种表面高贵宁静,内里却毫无沟通的夫妻生活。
但她最终还是摘不下中产阶级特有的伪善,她根本没有和丈夫说个明白,而是悄然出走的。
事到临头,周至美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弄得要请私家侦探去找她的行踪,并对外谎称她旅行去了。
谁也撕不开伪装。
彬彬有礼,知书达礼的幌子下,往往是自私自利的心灵,这是中产阶级的特征。
他们不是社会底层为五斗米折腰的打工仔,也不是明火执仗穷途末路的黑道人物,但他们也不见得快乐。
《两个女人》之中的施扬名的所作所为更是暧昧不清。
他有如花美眷,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时间与我开了一个大玩笑,结婚十年之后才找到一个真正喜欢的女人,相处十年的女人只是代替品。”
他这一下子放弃伪装,还我真我不要紧,差点把一个原来好好的家庭拆散了。
他说从来没有爱过妻子,那么,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又如何?
住在一起,他才发现,任思龙并不像一般的女性,如果说,他的妻子美眷是一株柔弱藤萝,任思龙则是一棵独立得已扭曲了的树。
她说:“我不是那种割破手指也得等你回去哭诉的女人。正如你说,已经太迟了,多年来我只有我自己,我没有倚靠别人的习惯,我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信托于你。”
这是对施扬名自尊心的很大打击,他发觉他驾御不了任思龙。他对日常生活的重复产生厌倦而短暂的逃离,到此也就宣告结束,他又回到了妻子孩子身边。
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妻子、孩子、亲戚、朋友,他只看到一个个宽慰的笑容。显然大家都庆幸施扬名终于灵魂苏醒,从狐狸魔掌死里逃生。
他们不但没认为他可耻,说不定还佩服他的勇气,毕竟一个男人,稍微行差踏错,算是什么?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这就是中产阶级里的人,在他们眼里,下层的人,都是疲倦的,苍白的,闷厌的。一个个脸上无光,靠着铁栏杆,没精打采,上了一回班,衣服的皱折与脸上的皱折都写着疲倦,男男女女,都没有一点光彩。生活到底是为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像利璧迦和施扬名等人,他们辛苦了十来年,总算已经脱离了挤公车的劳苦大众阶层,但是他们的前程又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是不知道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仍然也是他们的苦恼。
亦舒的行文之中,不是不讽刺的,并时时有着善解人意的批判。
她这样看婚姻:
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呢?怕年老无依,故此找个伴,但这个伴必须要在年轻的时候预先订下,故此在有可能性的几年中挑了又挑,直到肯定不会有比这位更好了,立刻抓住…非常难玩的游戏。
《香雪海》
她这样写大男人心态,最喜欢的是拥红簇绿:
宁馨儿穿件黑色的丝旗袍,一副独粒头钻石耳环,淡妆,配一黑琼皮半高跟鞋。衣服穿在她身上不知多舒服熨帖,更衬得她脸若芙蓉,色如春晓。
一边阿琅顶着头卷发,圆眼睛国嘴唇圆鼻头,可爱得像只洋娃娃,更引得外国人啧啧称奇。就算是我的敌人娜娜,她也刻意打扮过了,直发如瀑布般撒在肩上。
我忽然飘飘然起来,此刻除了韦小宝,谁还像我似威风,男人有这一刹那,虽死无憾。
《曼陀罗》
书中人物的性格,甚至是某一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廖廖几笔,便尽显出来,活灵活现了。
这里面也有着虚与实之对称。
亦舒的小说主角多为女性。
都市,都市女性,都市女性中产阶级的的生活方式、梦境和适度的社会化写作原则,构成了亦舒小说基本的要素。
都市,欲望的沼泽地,人类沉沦其中而难以自拔,亦舒作品以女性为落脚点。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下都市的存在状态,同时以都市当背景又浮雕般地凸现出形色纷坛、姿彩各异的女性生存形态。
她对笔下的男性角色没有像对女性角色那样去用心修饰,甚至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如《喜宝》中的勖存姿、勖聪慧,《玫瑰的故事》中的方国栋、方协文,《没有月亮的晚上》的陈国维,《我的前半生》中的史涓生等等。
她可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如果说她的“性别歧视”可以为男性读者所容忍,是因为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文字操作技巧,诸如曲折的故事,传奇的色彩,独特的氛围,文采夫成的语言,巧妙的反讽特色等等,让人们很容易专注于此,沉醉其中而忘了别的。
文学史上诸多作品作为男权话语的载体,经常出现圣母和夏娃两种极端形象,以代表女性的神圣性和邪恶性。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卡莫迪一针见血地指出:
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最意味深长的证据之一,是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好,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坏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暗示着:只有男人才是正常的,才有适度的人性。结果,女人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从历史上看,她们一直未能平等地分有同样的人性。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亦舒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独到的、真实的女性经验,以一种细致入微的写实技巧将女性的命运,她们心理的和生理的,以及其他种种有关的欲望追求和经历遭遇,用一种较为真实自然的形式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颠覆了男性文学中圣洁/邪恶的女性神话模式。
而另一方面,亦舒又运用女性观点对男性世界作了一番扫描,坚决批判男性霸权主义,蔑视和排斥男性中的懦夫,同时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赞扬和接纳。
不过这样的个案很少,因为亦舒心目中完美的男性形象条件非常高。《我的前半生》中的翟有道算是一个,但作品没有展开去写他,只是说他气质很好。
《绮惑》中的林振川也算一个,因为他见义勇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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