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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人从来不会变得对这个社会有益，他们甚至一出生便开始危害这个社会，贪图安逸、享乐使得他们紧守生命而不甘自愿死去。
像这样苟且偷生的人实在太多了，真希望刮来一阵正义的旋风，将这些腐朽的生命彻底摧毁。
说真的，那个被长生之说教者所尊敬的希伯来人（耶稣）死得太早了，他的离去，对于众多的后人则是个大不幸。
他应该留在荒野，并远离那善人君子的！这样，或许他早就学会了怎样生活和热爱大地——以及如何发笑！
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的死并未渎及人类和大地，愿你们的精神与道德在死亡中仍能像黄昏的落日余晖般照耀着大地，倘若不能如此，你们的死亡便没有任何意义。
顿 悟
对那些危害社会的人来说，他们的存在是生命的一种失误——他们的心灵被毒虫所掌控。如此，不妨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死等于是一种成功。
“上帝死了”
最近发生的最轰动的一件大事就是：“上帝死了。”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不再值得我们相信。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欧洲大陆，不管怎样，至少对那些用困惑的眼光来审视这场戏的人来说，太阳如同陨落了一般，一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信任变成了谎言，这一切注定我们的世界将走向黑暗，走向衰弱。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情过于重大，几乎超越了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因此他们从未触及过这些，自然也就无从明白由此带来的后果，以及随着这一信仰，哪些东西将会消失，例如，整个欧洲的道德观念，原本是依附于这一信仰的。
破败、沉沦、毁灭，这一系列即将出现的后果，又有谁能够对眼前的状况作出充分的预测，才不愧于成为宣布这种可怕的逻辑的导师呢？才不愧于宣布这种从未发生过的日蚀和阴暗的预言家呢？
人类是天生的释疑者，置身高山之巅期盼着未来，身处于今天和未来这两者的矛盾之中，就好像下一个世纪的第一胎婴儿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很快就会笼罩欧洲大陆之上的阴影了，但是究竟因为什么，我们对这些阴暗没有丝毫的同情？而且丝毫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反而期待着这场阴暗的到来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深受这些事件的影响吧！可能这些影响同人们估计的恰恰相反，不是悲伤和沉沦，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新的明亮、幸福、愉悦和勇气……
是的，只要哲学家同“自由自在的天才”听到“上帝已死”这个消息，就会立刻觉得整个身体沉浸在新鲜的朝霞之下，我们的心便会流露出感激之情同期待的洪流。最终，我们的视野越过障碍。尽管这时的视野并不非常明亮，但是我们的航船已经再度起航，做好了一切准备去面对重重危险；我们再度为了伟大的知识开始了冒险的旅程；我们的海洋再度敞开前所未见的胸怀。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在科学领域，信念并没有公民权。除非当自己将信念贬低为某种谦虚的假设、短暂的尝试、可以变换的幻想时，它们才会得到批准进入科学的领域，或者得到某种价值的认可，但是，这一切必须加上一项限制——它们必须在所谓的警察的监视之下才能进行。
说得更确切一些，这是否就意味着当一种信念不再被重视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科学的领域呢？是否对科学的约束就意味着人们不应该轻易地产生信念呢？也许就是这样吧！但是我们必须质问一句：假如约束生效，是否必须具备专横的强制、绝对的信念，以此让其他信念成为它的牺牲品？
众所周知，科学必须以某种信念为基础，“内有假设”的科学是绝对不存在的。我们是否需要真理？面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地回答“是”；其次，让所有原则和信念这样表达：“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事物同真理相比都是次要的。”那么，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是什么呢？是不被欺骗和不欺骗吗？
我们可以将追求真理的意愿理解为“没有欺骗”的意志，前提条件是“不欺骗”，这个法则也包括“不自欺”。但是，人为什么不愿意欺骗他人，也不愿意受骗呢？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欺骗”和“不被欺骗”二者之间完全不在同一个范围之内。不愿意被人欺骗，这是因为受骗不但会给自己或周边人带来伤害，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损害。因此，人们对科学提出正当的责问是一种历久不衰的智慧，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功利。那么，单方面不愿意被欺骗是否就真能减少伤害？对于生活的了解，难道就决定了最大的益处取决于信还是不信吗？假如二者需要兼备的话，那么科学应该怎样得到它赖以生存的绝对信仰——比一切都重要的东西——真理呢？如果真理同非真理都在证明自己的功利性，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信念了。事实便是如此。
因此，就科学的信仰来说，它是毫无争议地存在的。信仰并不是依据这种功利得出的，而是依据追求真理的意志产生的。当我们将所有信仰都扼杀在科学之上时，我们就可以了解不惜一切代价的含义了！因此，追求真理的意志并不代表“不欺骗”和“不被欺骗”，而是代表“不愿意骗人，更不愿意自欺”。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于是，道德堂而皇之出现了。人们总是一个劲儿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愿意欺骗别人呢？”尤其是在生活出现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定会出现的），在此所说的虚伪是指——欺骗、错觉和诱惑；但是，它又总会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模样，也许这就叫做企图，或者也有可能称之为唐·吉诃德式的荒唐，也可能被称作为某种可恶的东西，例如，敌视生命或者毁灭性的原则。因此，“追求真理的意志”也许就变成了追求死亡的意志。
为何要将科学的问题引入到道德的问题之上来呢？假如生活、历史、自然都是不道德的，那么道德也就没有丝毫用处了。因此，对以一个寻求真理、相信科学的人来说，世界是同生活、历史、自然紧密相联系的。但是，在哪种程度之上他才会相信这一另外的世界呢？是否他会因此而否定这一另外的世界的对立面，即现实的世界呢？
据说，人们早就意识到，对于科学来说，始终还是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我同样也是这样认为的）。即便是现如今的求知者、无神论者、反形而上学者，也是依赖于那些个古老的信仰——基督徒和在柏拉图所点燃的火堆中取火的，在他们眼中上帝就是真理——但是，当这种信仰再也不值得相信，或者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自己的神圣，或者连上帝也承认自己就是谎言的时候，“上帝死了”的时候，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顿 悟
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每个人的上帝都是你自己，试图依赖上帝来改善你的生活，还不如依赖自己来得更为可靠。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即便是再平庸、再普通不过的头脑中也有最熟知的真理。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些真理太过平庸。这类人仅仅对占有刺激和诱惑力的真理的平庸精神感兴趣。如同现在，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给人带来不愉快的论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庸的英国人便非常尊重这种精神了——在此，我所指的是达尔文、穆勒和斯宾塞——它突兀而起于欧洲审美的中间地带，且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实，谁愿意对其中的功利性产生怀疑呢？这种精神早晚会成为人们的主宰。人们认为这些高贵而会飞的精神是那么伶俐，然后为此搜集大量卑微的事实，急于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这大概没有一点意义——他们作为一种例外，刚开始就认为这种“规则”会处于不利地位。最终，与其说这些人的学识渊博，倒不如说是他们做得多。也就是说，是某些新意阐明了一些新的价值！
知与能之间形成的那道沟壑或许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因为，能者，是伟大风范的创造者。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是无知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而论，人们可以将一定程度的狭隘、贫瘠和辛勤，处理得更好。最终，人们却不能忘记，他们凭借其深刻的平庸，已经使欧洲精神出现了总体上的萧条。因为人们将它称之为“现代观念”，或者是“18世纪观念”，或“法兰西观念”的东西，让德意志精神“深沉”的厌恶掀起了浪潮，这些都源于英国。毫无疑问，法国人在这里仅仅充当了这些观念的演员，同时也有一些人扮演了英国的优秀士兵。同理，遗憾的是，法国人也充当了他们第一批以及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最后，由于“现代观念”的盎格鲁的可恶味道，使法兰西的灵魂变得异常稀薄，致使今天，在非信仰的影响下几乎又回想起了它的16、17世纪，以及它往日深沉的激情力量和高贵的发明。可是，人们必须闭紧嘴巴，恪守住历史的公正原则，并且对眼前片刻的假象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欧洲的贵族们，他们还是情感的贵族、审美的贵族、风俗的贵族。总之，所有崇高意义上的词汇，虽然都是法兰西的作品和发明，并且代表了欧洲现代观念的卑鄙和庶民主义，却也都归属为英国的。
法国，即便到了现在，也仍然是最具精神性和最雅致的欧洲文化驻足的地方，以及具有审美性的高等学府。可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懂得如何寻找这个“具有审美性的法兰西”。一切属于这个国度的人，都具有良好的隐蔽性——不管是活着的，还是仅仅一个特殊的一小群人。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无法靠大腿的力量站立的人，一部分宿命论者、气若游丝之人、病人，以及一部分娇里娇气、矫揉造作的人。这样的人具有一种将自身隐藏的虚荣感。对大众来说，某些事情则是卑鄙的。因为，这种人从不理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发出的愚蠢怒骂和震耳欲聋的胡言乱语，甚至对此都不闻不问。
事实上，在今天，站在前台这个被愚化了、粗俗化了的法兰西——它在安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时候，举办了一场真正的非审美、自我欣赏的豪饮之宴。对于他们来说，或许还有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即一种抗拒精神、日耳曼化的善良意志——更显得它的无能！或许，叔本华现在已经莅临了这个具有精神性的法国，如此一来，他也成为了法兰西悲观主义的一员。在此，叔本华比在德意志那里更能享受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更加感觉亲切。对于亨利希·海涅就更不用说了。他早已将巴黎的更为雅致、更为苛求的抒情诗与人们的血肉相连。或者，我们也不必再说黑格尔了。今天他以泰纳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可以称作是第一位活着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发出了一种几乎暴虐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说到里查·瓦格纳，法国的音乐往往按照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来塑造自身，而它越是这样，就越体现了“瓦格纳化”。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以预告——它真的已经干得够意思了！但是，今天的法国人，凭借自豪的情感所提供出来的当作他们的遗产和财产的东西，当作一种欧洲古老文化优势的、仍然存在的、类似纪念碑式的东西，仅仅是三分老铜板。虽然其中体现着一切自愿及非自愿的审美的日耳曼化和庸众化。因为，技艺高超的激情能力——一种为“形式”做出牺牲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形式才创作出了那句“为艺术而艺术”的话。这种东西在法国，三百年来都仍然在耳边回响，而且常常老调重弹。幸好“少数的敬畏之情，使这一类文学成为可能”。
法国人对欧洲的优势建立的第二条，便是它那悠久的道德文化史。这种道德文化让人们留意起来，甚至在报纸上随意刊登的不值一提的小说家的作品和有时出现的巴黎野鸡那里，也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刺激性和好奇心。对此，人们在德国是找不到什么概念的，更不用说找出任何事情了。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为此已经减少上百年的道德工作。
但是在法国，这一点却是无法省下来的。所有将德意志人称为“幼稚人”的人，会因为匮乏而为他们准备好一种赞誉。这与德意志在心理学的愉快艺术的对立面没有一点关系，但却与德意志交往的无聊性，有着较亲近的关系。一个对法国式真正好奇的发明天才，已经为这个体弱多病的寒噤大国做出了最成功的表达。亨利·贝尔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令人感到奇怪、奋然先行的人，他以类似拿破仑的速度跑遍了整个欧洲，成为一个灵魂的探寻者和发现者——这一点需要用男女两性的问题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便于赶上他，并且事后可以猜出谜中的几个令他感到痛苦、兴奋的谜底。亨利·贝尔是一位奇妙的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也是一个满身问号的人，他是法国最后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对第三个优势还有一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本质中，曾经出现过十分成功的北南综合，这种做法令他们明白了很多事物，而且做了一件令英国人出乎意料、无法理解的事。
在他们的禀性中，不时涌动普罗旺斯和利古里亚的血液，这种禀性使他们远离了北方远古那种令人战栗的朦胧和黑暗的矛盾，以及贫血的侵害——我们称其为德意志的审美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人们以过分张扬的巨大铁血决心，我想说的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的政治”——在一种危险的疗法下，我等了很久，可是最终也没有聆听到希望的教诲。即便是现在的法国，也仍然有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自满自足的人提出的先见之明予以盛情欢迎的，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根本不值得为哪个之说产生丝毫的满足感，而且这样的人善于在北国热恋着南国，而在南国又热恋着北国——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的中央国度“善良的欧洲人”；正是为了他们，比才这位最后的音乐天才创作了音乐，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美丽诱惑——南国一部分音乐都是属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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