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浇上桐油脚朝上绑在柱子上点火烧死）的惨刑。
我逃学的最高记录，是一个学期旷课214 课时，为此遭到过老师的训斥和母亲的痛打。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恐怕就不会有我那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因为我那部书里所写的缙云县的奇风异俗，几乎都是我用逃学的代价换来的呀。
我至今不后悔我小时候的逃学。我逃离的是正规的学校，投入的是另一个不正规的学校。在这个不正规的学校里，我学到了正规的学校里不能也无法教给我的学问。我也不埋怨我后来的二十三年劳改生涯；正像曹雪芹没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就没有他的《红楼梦》、韩邦庆没有在妓院中鬼混的经历就没有他的《海上花列传》一样，我如果没有那二十三年劳改和底层社会的生活，同样不会有我的《括苍山恩仇记》。
《括苍山恩仇记》一书中，除了谢三儿的故事是有真实的素材作为“底子”之外，还有许多故事，也都是有真实的事件作素材的。除去本忠拾金不昧、失主许亲、代新郎洞房团圆的故事几乎完全照抄宋代缙云县第一个状元詹骙的事迹是我听人传说的之外，例如第三卷第五十八回“城隍强占民妇为妻”一段，就是抗战期间发生在缙云县的一段实事，是我亲眼所见，只不过我把故事往前推了几十年，把它从民国年间安排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去罢了。
缙云地方虽然小，稀奇古怪的故事却不少。不管你是不是看过《括苍山恩仇记》，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城隍老爷娶民妇的故事。
二、闲 话 城 隍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脑子里大概都还有“城隍”这个概念；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很可能就没有什么印象，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因此，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城隍，再说说缙云的城隍是何许人。
城隍不是官名，而是神职，却不知道起于何教，设自何朝。他为三教九流的人所共奉，都说他是阴间的地方官，不但管辖全县的死鬼，也管辖全县活人的生生死死和善恶报应，颇像是阎罗天子派驻各府州县的“代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城隍是什么人，是谁所封，颇难考证了。《二十五史》中，汉代以前，似乎还没有关于城隍的记载；最早出现“城隍”二字的，是《北齐书》。后来唐人张说、张九龄也都有《祭城隍文》传世。唐代第一任缙云县令李阳冰是李白的从叔，也是与李斯齐名的我国古代两大著名篆书书法家。他用小篆写成的《求雨有应》碑，宋代以前一直立在缙云县城隍庙里。宣和年间方腊起兵，这块著名的石碑被造反派砸碎了，但是拓片流传在民间的甚多，明代根据拓片重刻的石碑依旧立在缙云县城隍庙中，直到解放以后城隍庙被拆，石碑第二次被革命派所毁。现在县文化馆中陈列展览的那块崭新的石碑，则是第三次重刻的了。根据碑文所记，可知唐代缙云县的城隍庙原本也设在城里，只因地方狭小，屋宇不大，有一次大旱之年，李阳冰向城隍求雨，跟城隍约定：十日之内如果有雨，就把庙宇迁到西山，广建殿堂，重塑金身；如果十日之内不下雨，对不起，连城内这小小的城隍庙也将拆他娘的。李阳冰是个文人，这次求雨，却颇带几分“匪气”。不知道是城隍被感动了呢，还是当城隍的也怕当地政府，特别是怕李阳冰的这一股子“匪气”。总之是在十日之内，果然下了倾盆大雨。于是李阳冰为了感激这个阴间的同僚，终于把城隍庙迁到了西山半山腰上，而且有了巍峨的屋宇、广阔的殿堂。从此，西山就被当地人叫做“城隍山”。
由此可证，至少在南北朝、隋唐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城隍这个阴间的地方官了。但是城隍究竟是佛教的神还是道教的神，他的主管上级究竟是哪一路教主，却谁也说不清楚。就拿缙云县的城隍庙来说，庙里同时塑有观世音和地藏王菩萨，似乎与佛教有关，但是主持庙中日常事务的庙祝，却又是道家打扮，何况庙中还有非道非佛的关公塑像，更说不清城隍究竟跟哪一位是“同志”。至于李阳冰时代的缙云县城隍是什么人，他姓什么叫什么，根本就没有书面的记载流传下来，当然也就更加无法考证了。
不过从明代初叶一直到解放前后，缙云县的城隍老爷却是有名有姓的。自从朱元璋坐了天下以后，也不知道早先的城隍暗地里都给过他什么好处，也不知道他得到了哪一位教主的授权，竟然越俎代庖地给各府州县的城隍一律加上了相当显赫的封号：府城隍封公，州城隍封侯，县城隍封伯，还把一些已死的有功之臣分封到各府州县去当城隍神。洪武二十年，朱元漳又下诏为各府州县的城隍老爷建立公廨，塑像立庙，其辉煌巍峨，比起府州县衙门来，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这样看来，城隍这个冥府官员，却也是听令于人君，受制于朝廷的。
浙江省缙云县的城隍，姓胡名深字仲渊，处州府龙泉县人。他和同乡人章溢都是当时名儒王毅的学生。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他在乡里组织一支地方武装，原来只图自保，后来与叶琛、章溢先后投到镇守滁州府的石抹宜孙帐下任参军，与章溢等募兵平定“山寇”。石抹宜孙出任浙江行省参政，任命胡深为元帅。至正十八年腊月，朱元璋攻金华，胡深奉命领兵驰援，未到金华而金华已陷。转年耿再成、胡大海攻处州，石抹宜孙战败，与叶琛、章溢等人逃到福建建宁，胡深则献出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降了朱元璋，初授左司员外郎，后耿再成被叛军所杀，朱元璋任命胡深为浙东行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府军民事”。朱元璋称“吴王”，以胡深为王府参军，曾率兵与张士诚、方国珍等部作战。屡建功勋，名声仅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之下。《明史·胡深传》称他“通经史百家之学”，宋濂称赞他是文武全才。他五十二岁那年死于战事，追封为缙云郡伯。被封为缙云县城隍以后，封号是显佑伯，后来又官升一级，进爵为永宁侯。由于他是个文武全才的儒将，所以香樟木雕成的神像，是个长眉朗目、面如傅粉、五绺长须飘拂胸前的中年学土模样，风度翩翩，倜傥潇洒，一副可敬又复可爱的模样。他的神像，不但是由高手匠人用香樟木雕成，比真人略大，更为突出的是：神像的头颈手脚及所有关节都能够自由活动，因此必要的时候，可以作出或坐、或立、或倚、或躺等等不同的姿势，在诸多雕像之中，也甚为少见，堪称一绝。
明清民国以来，历代皇帝、总统、主席之类“人主”，并没有想到要撤换一批前朝的城隍，换上自己的亲信。因此胡深得以稳坐缙云县城隍庙正殿，长达五百多年之久。
自从胡深出任缙云县城隍，当地民间盛传：城隍老爷威灵显赫，有求必应，不论求医求梦，祈福祈寿，全都非常应验，因此几百年来，香火经久不衰。特别是每月的初一、十五，烧香许愿的香客摩肩接踵，络绎不绝。香火之旺，堪称缙云县众庙之最。
缙云县的城隍庙比较特别：它不建在城里，却建在城西翠微山的半山腰上。想当年李阳冰在求雨有应之后兑现迁庙的壮举，就是因为考虑到缙云县城地处四山环抱的弹丸谷地之中，可供建造广厦的平地十分稀少，城内的县衙、孔庙已经占地甚多，再也挤不出大片空地来给城隍老爷盖府廨了，这才不得不把这殿堂广阔的巍巍庙宇建到城外去，以减少城内的拥挤：因为城隍庙内殿宇众多，钟楼鼓楼高耸，有一个能容几千人看戏的戏场，周围还得开设许多香纸店、吃食店、歇客店，以供香客食宿购货之用，主建筑加上配套设施，用地面积几乎超过了县衙和孔庙。另一方面，缙云县有东南北三座城门，恰恰没有西门，城隍庙设在城西山上，也很难说清究竟是城里还是城外。
好，关于城隍的考证，就暂时说到这里，再说多了，就离题太远了。下面，我就来说说缙云县的城隍老爷是怎样“强抢民妇为妻”的故事。
三、我表姐烧香许愿受了惊吓
抗日战争期间，缙云县因为地处山区，有省政府的保安队武装、共产党的游击队武装和各乡村的自卫队武装出没无常，到处活动，日寇不敢往这里伸腿儿，八年抗战，只有半年左右时间县城和公路沿线被日寇占领，离城五里之外，日寇就不敢伸腿儿，当权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地方势力，至少依旧是中国人的天下，百姓生活相对稳定。
我四叔公有个女儿，嫁到了南乡舒洪镇东面二十里双溪口村的洪姓人家，丈夫是个老老实实的种田人，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男耕女织，日子过得倒还安定。我们全家从上海内迁缙云城内以后，我这个姑妈也曾经带着女儿进城来到我家走动。我这个表姐比我整大十岁，却只读过两年书，就因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而辍学了，还没有我的“文化水平”高呢。我表姐名叫桃花，真是人如其名，一张粉脸长得有如桃花一样鲜艳娇嫩，伸出手来，也像莲藕一样白白胖胖的，尽管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服，也没戴什么头面首饰，看上去还是很惹人喜爱。我见她的那年，她才虚岁一十七岁，当地人崇尚早婚，早在两年前就经人撮合，许配给邻村洪坑桥地方的青年农民潘振华为妻，只等我表姐满十八岁，就要过门成亲了。
我姑妈登门，一者是为走亲戚：我们全家定居上海多年，她也多年没与我们见面了；而主要的原因，还是来与我父母商量：她的儿子，时年一十九岁，虽然国家有独子不服兵役的规定，但是农村中的乡保长办事可不全按规定，他们村子里，就有两个独子被抽了壮丁。我父亲在北伐军中当过团党代表，又是上海法院在任法官因战事暂时回乡来当律师的，在当地也算是个“著名士绅”。我姑妈的意思，是要我父亲给他们乡的乡长写封信，以免他日抽壮丁的时候抽到她儿子的头上。我父亲呢，是个积极抗日的开明士绅，这样的信他不肯写。再一问，她儿子只读了四年村小，就动员我姑妈让她把儿子送到城里来上中心小学，这样，按国家规定：学生可以缓役，绝不会被抽壮丁，文化知识也可以得到提高，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至于学费，我父亲答应适当资助。我姑妈自己没主见，当然一切都听我父亲的。于是通过我父亲的帮助，我表哥一十九岁了，比我高出一尺多的大个子，却成了我的同学，也穿起童子军服装来。
我表哥与我不同，我家在县城，是走读生。他家在乡下，我家只有租来的两间房子，没法容纳他，所以他只能住校。当时的住校生大都来自农村，交得起学费却交不起伙食费，所以有相当多一部分学生自己做饭吃：在宿舍的一角放一个小炭炉，用一个小铜罐焖饭，做一次吃三顿，菜是从家里带来的霉干菜、豆腐渣之类，可以不用做。每逢节日，我母亲总让我叫他到家里来过节，平时也常常给他送点儿时新的菜去。我的表姐洪桃花，也常常进城来，给哥哥送米或送菜。
就因为哥哥上学，桃花的婚期推后了一年。我九岁那年，我表哥终于小学毕业，回家去了。因为家里穷，无力再上初中。
我表哥一回家，潘家就托媒人来催办婚事。双方商定，当年秋收之后，就给我表姐完婚。为此事我姑妈特地进城来一趟，通知我母亲，要我们全家都到她家去喝喜酒。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了抗日前线，家里只有母亲、小姐姐和我三个人。于是我天天盼着快到秋天，好到我从来没去过的双溪口观光观光，看看热闹。
那一年气候反常，一连旱了三十多天没下雨，加上时疾流行，暑泻、疟疾，交相为害，乡民们苦不堪言。潘振华白天黑夜地车水浇田，饥寒劳累，喝多了生水，加上夜间又受了点儿凉，不幸染上了痢疾，久泻不止。当时农村中缺医少药，农民患病，大多是找偏方吃草药，再不然就是去拜佛许愿，求神佛保佑。潘振华吃了几服草药，总也不见痊愈。
洪桃花听说未婚夫患病卧床，忧心如焚。当时风俗：没过门儿的媳妇儿，是不作兴登门探病的。桃花无奈，只能在家里烧一炷香，恳请神佛保佑夫君早日康复。只是消息传来，潘振华的病不但不见有起色，反倒日见其重，瘦得都脱了人形儿了。桃花心想一定是自己拜佛不够诚心，许的愿也不够大的缘故。正好同村的树才大嫂也因为丈夫得病要到城隍庙去烧香，于是桃花就和父母商量好，决定跟树才大嫂一同进城上城隍山烧香许愿。
炎天盛夏，暑气蒸腾，桃花和树才嫂虽然天一亮就离开了村子，可是一人手提着一只遮着新毛巾、装满了香烛供品的细篾红漆竹篮子，刚走出五里路，就已经汗津津的了。走到舒洪，太阳已经老高，汗水把两人的阴丹土林蓝布上衣的肩头全打湿了。过了舒洪，太阳越来越高，晒得人们几乎流油。当时当地人的说法，拜佛烧香是不能坐轿也不能打伞的，桃花和树才嫂两个为了表示自己礼佛的心诚，也没敢带阳伞，只是在确实顶不住的时候，才用大蒲扇遮一遮脑袋，看见路旁有凉亭，就进去坐下喘上一口气儿，扇上几扇子，等汗水落一落，再继续赶路。
两个人紧赶慢赶，到了县城东门，已经将近中午。我家就住在东门，按说她应该先到我家吃过中午饭，再上城隍山的，但她一者拜佛心切，如果半路上拐到别处去，未免有不诚心之嫌，二者又与不是我家亲戚的树才嫂同行，带到我家来，也似乎有所不便。因此她跟树才嫂说：不如先到城隍庙拜佛，然后再把撤下来的供品送到我家来，在我家吃过中饭，躲过中午的大毒太阳，等下午三四点钟，再动身回家。
树才嫂三十多岁了，平时经常上山下地，身板也结实，如今在大太阳下晒上半天，虽然也热得浑身大汗淋漓，倒还顶得住。桃花是个大姑娘，主要在家里干点儿家务活儿，平时除了农忙季节往地里送几趟点心汤水之外，大热天儿的很少有在太阳底下干活儿的时候；今天给夫君烧香许愿，在大太阳下面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