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证人的证言进行弹劾的法庭调查上。继续，梅森先生。”
梅森说：“拉维娜夫人，你一再申明，自从上星期五下午休庭后你没有再与阿彻先生进行过联系，是吗？”
“我申明过我没有与阿彻先生谈过话。”
“你与他联系过，对吗？”
“这个……这就看你说的联系是什么意思了。”
“他与你联系过，对吗？”
“他给了我那张纸。”
“现在，”梅森说，“我要问你，案发当天晚上你在晚餐上吃了些什么？”
“我与阿彻先生一起用晚餐，我吃了法国炸虾，我们合用了一瓶智利产的红葡萄酒。”
“你是如何从饭店走到案发现场的？”
“我们沿哈维大道前行，到达默里路，从默里路驶到科雷斯特韦尔大道，然后沿科雷斯特韦尔大道驶向案发现场。”
“现在听我说，”梅森说，“星期六上午，你接到了阿彻先生写的这张备忘录，条上是这样写的，”接着梅森念起来，“我们一起在金狮饭店用过晚餐，我吃的是嫩烤小鱼片。我们喝的是智利产的红葡萄酒。你记不清什么牌子，只知道是智利产的。你吃的是法国炸虾。我们从饭店沿哈维大道前行到达默里路，从默里路驶到科雷斯特韦尔大道，然后沿科雷斯特韦尔大道驶向案发现场。我正准备点烟时发生了抢劫案，点烟器从我的手中掉下，落到了车座上……”
“备忘录上还有许多，拉维娜夫人，现在我问你，这张纸是否给过你，你是否看过这张纸？”
她无望地看看佛里奇。
佛里奇说：“法官先生，我抗议这样的提问。我抗议对证人使用这样的弹劾方法。那张纸应首先验证。”
“无效。”法官埃根果断地说，“回答问题。”
“是的。”她说。
“你看过这张纸，今天上午的证言也是以这张纸为依据的，对吗？”
“我……”
“法官先生，”佛里奇说，“我不喜欢提出抗议，但是，我坚持认为，这样的讯问无根无据，这样提问出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据，这种法庭调查是不适宜的。仅仅因为阿彻先生在纸上写了几句话而又把这张纸传给了证人，这根本不能说明，证人的全部证言都不是自己回忆起来的。假如说，阿彻先生仅仅在纸上写了一句‘被告即抢劫犯’，我们就可以据此提出证人的所有关于这方面的证言全部无效，因为她看了另一个证人的提示。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抗议无效。”法官埃根厉声说。
马莎·拉维娜说：“作证之前我看过那张纸，但是我的证言并不以那张纸上的内容为依据。我以我自己的回忆为依据。”
梅森说：“控方律师已经给你拟出讲稿，你已经背得相当熟练。”
“法官先生，我抗议！”佛里奇叫喊着，“这是侮辱本控方律师，侮辱本法庭。”
“法庭不加评论，”法官埃根毫无表情地说，“继续调查，梅森先生。”
“上星期五你记不清这些细节，是吗？”
“是的。”
“今天上午你记起来了，是吗？”
“是的。”
“正是因为这张阿彻先生写给你的备忘录唤起了你的记忆，对吗？”
“某些细节的确在星期五不太清楚，现在有点清楚了。”
“因为有了这张备忘录吗？”
“不是，因为我有了重新考虑这些东西的机会。你星期五的提问使我很吃惊，我只是没有想起来这些东西。星期五之后我才仔细地回忆了一下。”
“在这张备忘录的帮助之下。”
“那张备忘录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梅森先生。我了解一切发生过的事情。”
“你全记得吗？”
“我全记得。”
“记得那瓶智利产的葡萄酒吗？”
“清清楚楚。”
“什么牌子？”
“记不清了。”
“喝咖啡了吗？”
“是的，我喝了。”
“阿彻先生喝了吗？”
“我……我不记得那些。”
“可能明天早上你就会记起来的，对吗？”
“可能”
“阿彻先生是如何把这张备忘录递给你的？”
“佛里奇先生要求我们两人到他的办公室里，他要分别和我们谈话。他解释说，他不想让我们在一起互相谈论证词，他只是想搞清楚一些情况。”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阿彻先生第一个进入佛里奇先生的办公室。阿彻先生在那儿与佛里奇先生大约谈了15到20分钟，然后走出来，他向我笑了笑，欠欠身子也就走了过去。”
“不过还是把这张纸丢给了你。”梅森说。
“这个，不全是那样。”
“那是怎么样？”
“他又停下来与我握手，把叠着的纸条塞进我的手中。”
“你接住了，对吗？”
“是的。”
“看了内容，是吗？”
“是的。”
“在进入佛里奇先生办公室前，对吗？”
“佛里奇先生正好站在办公室门口。”
“你在进入佛里奇先生办公室前看了纸条的内容，对吗？”
“没有，在那之后。”
“之后何时？”
“一走进去就寻机看了。我……我把它展开在桌下的膝盖上看了看。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佛里奇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吗？”
“是的。”
“你告诉他晚餐的事了吗？”
“是的。”
“告诉他智利葡萄酒的事了吗？”
“是的。”
“告诉他你记不清酒的牌子吗？”
“是的。”
“不过你确实记得那是智利葡萄酒，对吗？”
“是的。”
“星期五在证人席上时你回忆不起来对吗？”
“是的。”
“星期六上午到了佛里奇先生的办公室后你回忆起来了，对吗？”
“是的。”
“从阿彻先生手中接过这张备忘录后，你才回忆起来，对吗？”
“有所帮助。”
“能提供多少帮助？”
“一点儿。”
“帮助了你的回忆，对吗？”
“是的。”
“事实上，在那之前你对这些一点儿印象也没有，对吗？”
“当然有。”
“到了星期六上午，你才记起，阿彻先生曾在晚餐时点了一瓶智利产的葡萄酒，是吗？”
“星期五晚上我已记起来了，那件事非常生动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谢谢你，”梅森说，“我想，拉维娜夫人，我的调查完毕。如果法庭允许，我想就另外一些问题对阿彻先生进行法庭调查。”
“对拉维娜夫人，你有什么需要重新说明的吗？”法官埃根问佛里奇。
“没有，法官先生。”
“很好，传阿彻先生出庭，接受调查。”
拉维娜夫人离开证人席，审判庭里出现了紧张的沉寂。几分钟阿彻进入审判庭，又一次走上证人席。
“阿彻先生，”梅森说，“自上周五休庭之后你与拉维娜夫人联系过吗？”
“今天上午我向她道过早安。”
“你和她就本案有过联系吗？”
“当然没有。”
“等一下，法官先生，”佛里奇说，“我认为，为了公平对待这个证人，辩方律师应该建议他对有关……”
“坐下！”法官埃根厉声道，“法庭对本阶段案情很感兴趣，现在我要求双方律师都保持沉默，让法庭讯问一两个问题。阿彻先生，请你抬头看着这儿，好吗？”
“是，法官先生。”
“星期五之后你与拉维娜夫人就本案问题有过联系吗？”
“哦，没有，法官先生。我知道法庭要求我们不能联系。”
“有关证词方面呢？”
“没有，法官先生。”
“有关案发之夜的任何情况呢？”
阿彻停下来看了看佛里奇，看了看审判庭又看了看陪审团。他突然意识到了笼罩在所有在场者身上的紧张气氛。
“这个，法官先生，我不完全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
“你，”法官埃根说，“是否使用过任何方法，就抢劫案发生的夜晚的任何方面的情况与拉维娜夫人联系过？”
“哦……是的。”
“那么，联系过吗？”法官埃根问。
“可能对一些相当不重要的事情。”
“你与她谈过这些事，是吗？”
“我……确切地说不能算谈过。”
“你可能与她谈过有关案发之夜用晚餐的事，是吗？”
“如果法庭允许，”佛里奇说，“我想……”
“我要求控方律师不要插言。”法官埃根说。
“尽管如此，”佛里奇说，“原告方仍然有权向法庭的讯问提出抗议。”
“那么，我的讯问错在何处？”
“我觉得，”佛里奇说，“必须让这个证人确实明白法庭讯问的问题，譬如，包括书写方面的联系。”
法官埃根气恼地坐到椅子上，说：“佛里奇先生，这正是法庭想要了解的。你当然有权提出抗议，但是你提出抗议的那种方式则向法庭表明……表明了，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梅森先生，继续调查。”
“阿彻先生，能否回答法庭的提问？”
阿彻说：“这个么，星期六上午，我和佛里奇先生在一起，在他办公室里佛里奇先生问了我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完全与抢劫案无关，但是其目的是为了测试一下我对案发那天夜里的情况记忆得怎样。既然这些事情不涉及案情，我觉得没有理由不写一张有关佛里奇先生感兴趣的内容的备忘录，传给拉维娜夫人，于是我就那样做了。”、
“告诉拉维娜夫人你在晚餐时喝了哪种酒，她吃了什么，你吃了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吗？”梅森问。
“是的。”
“是这张备忘录吗？”梅森问着，把那张黄纸出示给他。
“正是。”阿彻说。
“这是你写的吗？”
“对。”
“你准备了这张备忘录，于是拉维娜夫人有机会熟悉了佛里奇先生提问的问题，这样的话她就不至于说出和你谈的情况相矛盾的东西，对吗？”
“哦，当然不是，梅森先生。”阿彻说，“我觉得，因为被召到检查官办公室里，拉维娜夫人会过分紧张。她可能会误认为是否因为她的一些其他问题而被调查……这个……你知道她是个生意人，经营几个夜总会，我觉得她可能会很紧张，我只是写出这张备忘录，说明问的是些什么问题，让她放心，就这些。”
“那么，”梅森说，“你为什么不简单地在纸上写一句，‘佛里奇先生仅仅感兴趣于那天夜里的情况，而与你经营的夜总会丝毫无关’，或者其他类似的内容呢？”
“呵，”阿彻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梅森先生！那样的话就更简单了，不是吗？”
“当然是的，”梅森嘲讽地说，“从来没那样想过吗？”
“实话告诉你，梅森先生，没有那样想过，从来没有。”
“那么，”梅森突然问，“是否有这样一个事实，你在案发的那天夜里根本没有与马莎·拉维娜共用晚餐，而与你共用晚餐的则是其他女人？”
“根本没有。”
“是否有这样一个事实，案发时和你坐在车里的不是拉维娜夫人，而是其他女人？”
“绝对不是。”
“是否有这样一个事实，当你到药店给警察打电话前你拨打了另一个电话？”
证人迟疑起来。
“是否有这样的事实？”梅森问。
“可能另外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我记不清楚了。”
“那另外的一个电话是不是打给拉维娜别墅二号的？”
“我……我记不起来了。”
“有可能是吗？”
“这个，我……我很糊涂，梅森先生。我记不清所有的细节了。”
“你很糊涂吗？”
“当然，我的神经不是钢铁铸的。当时，抢劫案发生时，……这个，我吓得半死，我觉得就要没命了。”
“抢劫案中的哪一点把你吓糊涂了？”
“这个，全过程。”
“最可怕的是哪一点？”
“车门猛地被拉开，一支手枪抵在了我脑门儿上。”
“你被吓糊涂了，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没有记忆起，你到对面药店到底给没给拉维娜别墅二号打电话？”
“我……目前我仍无记忆。”
“糊涂成那个样子吗？”
“是的，我被吓糊涂了。”
“至少当你看到那粗暴的枪口指着你时，就糊涂成了那个样子，对吗？”
“就是那一点儿把我吓糊涂了。”
“尽管事实是，你糊涂得记不起是否给拉维娜别墅二号打过电话，但是你却仍然想让陪审团相信，你只扫了一眼被告，就能够准确地指认出他来，是吗？”
“我……我不至于糊涂得认不出我所看到的被告。”
“就在那么短短的不足1秒钟里，你只是扫了一眼他的面孔，是吗？”
“我只能说，被告就是我看到的那个人。”
“到对面药店往警察局打电话前，你也有可能给拉维娜别墅二号打过电话，对吗？”
“也可能。当时我很糊涂。”
“当拉维娜别墅通了电话之后，你要拉维娜夫人接电话，对吗？”
“也可能……等一下，不对。”
“你首先回答的是，也可能。”
“我糊涂了。”
“尽管事实上拉维娜夫人就坐在你的车里，你还是很糊涂，以至于有可能要拉维娜夫人接电话，对吗？”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回答你的上一个问题时我有些糊涂。没有，我的回答是，我根本没有要拉维娜夫人接电话。”
“那么，为什么要给拉维娜别墅打电话呢？”
“我不知道我打过电话。”
“可你也不知道你没打过。”
“不知道。如果电话亭的付款记录里有我往拉维娜别墅打的电话，那么，我承认我打过。”
“谢谢你。”梅森说，“调查完毕。”
“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吗？”法官埃根问。
“根据我的理解，”佛里奇说，“目前你并不知道自己是否往拉维娜别墅打过电话，或者说你是否没有打过？总之，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你所坚持的一点就是你记不起来了，是吗？”
“完全是这样的。”
“谢谢你，就这些。”佛里奇说。
“等一下。”梅森说，“再问一个问题。那天夜里发生的其他情况，你都能十分清晰地回忆起来，对吗，阿彻先生？”
“能回忆起来。”
“能回忆起晚餐上的智利产葡萄酒吗？”
“能。”
“你知道那是智利产的葡萄酒吗？”
“是的，先生。”
“红葡萄酒？”
“是的，先生。”
“你记得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