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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他写道：“今年暑假，我们俩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可是，回去之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处理的事情也多如牛毛，每天忙来忙去，忙得连和女孩子约会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们的事，我已和父母商量过了，可是遭到他们彻底的反对，而且还责备我，为何婚前就做出这种越轨的事情。很遗憾我的双亲都是古板保守的人，这方面的观念很狭隘，尤其对外国人，成见更深。你在我心中，一直是最美好的。我一直把你当作普通的英国女孩看待，没有一点歧视的念头，你那加拿大腔的语调，听在我耳里，反而更柔美动听，这点，相信你也很清楚。现在，我父母逼我和邻近的某小姐结婚。这事情以前就曾提出来讨论过的，我一直瞒住你没说，是因为不想伤害你，这是我不对。事实上，我跟某小姐的感情已很深了，深得都可以订婚了。现在回忆起那段和你在一起的甜蜜时光，真是太令人怀念了。那草坪、那特别座，一切的一切，都是这般美好，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永世难忘。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希望将来还有再见你的一日。”最后，他写道：“为了纪念我们的这段情，我特别邮寄了上好的香槟酒给你，不久就会收到的。葳芙，看完这封信后，不要过分地惊讶。我真的觉得，能和你这种了不起的女孩交往，是我的幸运。怀抱着浓情蜜意和往日快乐的回忆……
德立克敬上。”
沉重的打击来得太快了，快得令人来不及思想，可是要从这场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寻回往日的自己，却足足花了我半年的时间。人生在世，谁也抛不开一个“情”字，只是深情与薄情的差别而已。以前常听别人诉说关于感情的痛苦，说的人涕泪纵横，听的人则是隔靴搔痒。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晴天霹雳，这样的事情就落在我自己头上了。现在想起来，我和他开始约会的第一个晚上，就已经行动放荡，喝得醉醺醺的，象个下贱的女人，这才给他抓住机会来玩弄我。在英国这个古老、呆板的国家里，我这个加拿大人，外国人，可以说是他们玩弄的好对象，这点我却糊糊涂涂没有搞清楚，是我活该！我已超过十八岁了，成年了，不再是年幼的婴孩，对事物应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今天却落到这种地步，怪谁呢？我很想对这件事做个冷静的思考，可一想到伤心处，又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可是，纵使我泪流成河，也唤不回变了心的人了。一整夜，我都时哭时停，辗转难眠，只得起身跪在圣母像前。玛丽亚呵，玛丽亚，请怜悯我，把德立克还给我吧。我爱他，请帮助我！
圣母默默地注视着我，一语不发，慈祥的面庞让我心碎。我知道，除了自己，谁也帮不上我的忙了。是的，我恨他，但我并不想采取任何报复行动，我只给他回了封简单的信，说来信收悉，香槟退回。
我还是跟以往一样过日子，但是现在，时间象是停摆了一样，过得特别慢。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残酷的事实啮啃着我的心，不断地提醒我，我是一个被人抛弃的可怜女孩。温莎电影院内梦般的回忆，也不断地刺激我心中的伤痕。温暖的阳光，再也融解不了我冰冻的心了。
情场虽然失意了，但事业方面，我的运气却不错。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进了一家叫做查尔西·克拉里昂的报社工作。这家报社的新闻完全属于地方性的，有大篇幅的广告栏，譬如产品广告、招生广告等等。上至社论，下至某条路的路灯不够亮度、某公车的班次太少、专偷牛乳的小偷，以及妇女界的各种新动态等，各种查尔西地方的大小事情，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虽然是芝麻绿豆大的事，但因笔锋犀利，观点正确，内容丰富，所以深受各界的好评，在伦敦西南一带销路不错。报社的总编，是强硬的帝国主义者，他的言论，总是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报纸的排版也做得很好，一个星期出一版（周刊），用活字印刷。因为各类人员互相配合得很好，所以虽然不是什么大报，在地方上还是很受欢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兢兢业业，即使在八月或圣诞节前后的广告淡季，薪水勉强才发得出来，大家对工作的热忱仍丝毫不减。我的薪水开始每周是五英磅，但如果我能拉到广告，就可以抽一点回佣。
这样，我便想利用工作的忙碌，把以前那段伤心的往事暂时忘掉。另一方面，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千万不要对男人百依百顺，使他误认为你是个随便的女孩，要知道适时说“不”。我工作得很认真，我要让那些充满优越感的、自尊自大的英国人知道我这个加拿大女孩的头脑和办事能力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时期，我白天埋头工作，干得昏天黑地，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我的小屋，倒在床上为自己哭泣。我发誓，一定要在工作上占一席之地，让别人另眼相看。在公司里，我的工作态度是数一数二的，我常常很谦卑地给别人斟茶倒水，同事之间有什么事，我也自告奋勇地前去帮忙。我还试着写些散文、记事等小文章拿去投稿。一有时间，我就去附近的餐厅、旅店、商场招揽广告，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终使吝啬得出了名的老板肯刊登广告，我也从中抽到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在我的努力下，我的收入已达到每周十二到二十英镑。连总编也大为侧目。为了替公司着想，不让我由广告费中抽红利，他干脆付我每周十五英镑的薪金，让我专心干自己份内事，还提升我为总编助理，在他办公室旁的一个小间里办公，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跟总编同进同出，可以和总编在同一房内午睡。
但后来有一次，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位总编辑看看四下无人，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我正视他说，我已有未婚夫了，此刻正在加拿大。我严肃的表情使他以后再不敢对我随便动手动脚了。不过，说真的，他这人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的工作配合得很好。这总编的名字叫连·赫波克。以前曾在另一家报社当过记者，后来积了点钱，就自己出来闯，想办一家大规模的报社。他是魏西的人，魏西人多为理想主义者。不过后来他察觉到自己终究势单力薄，只得慢慢来，先由查尔西着手。于是，他就把一家即将关门的报纸整个买下来，开始惨淡经营。幸好他在市议会有些熟人，和土地司的劳动党员交情也不错，因此很能抓到一、两件独家消息。例如不久前，一家营造商承包了市议会的一座新楼，但却偷工减料，原本应该采用钢筋水泥，他却只用了水泥，省掉钢筋。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开工那天还大肆铺张，极尽风光。这事经报社披露后，全市哗然，纷纷指摘。那营造商还不认帐，指控克拉里昂报歪曲事实，威胁要报社赔偿一切名誉损失。也是天意，那幢大楼建好没多久柱子就出现了龟裂。报社赶紧把有裂痕的柱子照片登出来。营造商庆功宴还没举行，就被取消了施工权利。从此，克拉里昂报声名远播，业务更是蒸蒸日上，订阅的人越来越多，别家的报社更时常偷偷摸摸派人取经。
渐渐的，我对总编助理这个新的工作，已经熟悉了，写稿也增加了，拉广告的时间则渐渐减少。一年后，我上报的文章越来越多，“葳芙·米雪儿”
的名字，在一般读者的心里，也越来越熟悉。薪水也升高到每周二十个金币。
总编大人对我的工作成绩很满意，而我又很愿意接受新事物，于是他又耐心地教我如何写稿。例如，怎样用醒目的大标题来吸引读者，怎样用简洁的文字，达到一针见血的目的。听说这些是早年他当记者时别人教他的，现在他又毫不保留地教给了我。例如，他对11 路及22 路公车的行车路线很不满意。
为此，我写道：“11 路售票员小姐因高峰时间载客量过多，体力不支。”看了这段话之后，他说：“要注重人！没有把人写出来！你应该写：法兰克·唐纳奥迪逊，一个二十七岁，活力充沛的男人，太太克琳丝，六岁的男孩比尔，五岁的女孩艾美，本来可以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享受天伦之乐。但是现在，这位男主人，从放暑假到今，从来没机会见到他孩子的面。在他家中的小客厅里，他说：‘我回来时，孩子们都睡了。我搭的是11 路，实行了新的行车表后，我每天都比以往到家时间晚了一个钟头，当然，这是司空见惯的了！’”
说到这里，他换了换语气说：“我说的你懂了吗？公车是人开的，人是万物的主宰，社会上对人的兴趣，远比对公车的兴趣要高得多。你现在就可以去拜访那位法兰克·唐纳奥迪逊先生，把这段报道写得更精彩。”任何无聊乏味的题材，我们都有义务把它改得生动活泼，这是新闻记者的职责。当然，我很努力，并得到了一些读者的支持，许多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总编因此大为兴奋，他一向认为读者的来信越多，就越能证明报纸受到重视，付出去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而且，也能鼓舞同行，激发出最高的工作效率。
二十一岁之前，我一直在这家报社工作，而且一做就是两年，已经小有名气。国民新闻、邮送日刊，还有其他一些报社，都有意前来挖角，我也觉得已学会了不少东西，该离开SW 三区，到更广阔的社会中打天下了。当时，我还是和苏珊同住一室。苏珊在外交部联络室工作，她的保密功夫可真到家，原来她早已和一个同事恋爱好久了，也许马上要订婚了，但她却一直不透露片言只字。订婚后，她当然很想独住一间屋，这样比较方便。而我，在感情方面却是一片空白。偶尔有朋友来访，也只限于普通朋友之间的友谊。心情好时，我会跟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或聚在一起抽抽烟，喝喝伏特加等，仅此而已。一日三餐，我总是独自一人，简简单单，开个罐头当作一顿饭是常有的事。因此，虽然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但生活却刻板单调。我把心思全都寄托在事业上，别的什么也不想。我最崇拜的人，就是象尔西拉·贝法斯，以及贝鲁明卡·贝鲁华斯一样有名的女性同行。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象她们一样，受人爱戴，和她们并驾齐驱，这样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第五章 再尝苦果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哗啦哗啦，敲打在人的心上。早上八点的气象消息，报道了这场暴风雨的受灾情形：九号公路发生了大车祸，有些地方的铁路被水淹没，有些地方汽车泡在水里不能发动了。气象局还说，这场大雨可能还会下上几小时。只要你生活在美国，你往往会发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或台风，会使所有的事情都乱成一团。在美国这个工业社会里，一切活动都靠汽车，汽车开不动，生活顿时失去依靠，一些按时进行的工作也会脱节，陷入瘫痪。到处都是混乱一片。车站里人头攒动，人们拼命拔长途电话，问候亲人的安危。有收音机的，也一直打开，期望能收听到一点好的消息。只有我一个人，超然物外，孤独地坐在椅子里，让回忆填满脑子的每一寸空间。
酒已经快喝光了。我又加了些冰块。然后，我掏出烟来点着了一支。收音机正在播放收播前的三十分钟结束音乐。
克尔特最不喜欢听到结束音乐了。他总认为结束音乐带有感伤、颓废的意思在内，欠缺积极性。而且他也总是劝我，不要喝酒、不要抽烟，连口红都不要抹。尽可能多参观一些美术馆，或参加各种音乐会、演奏会等，以陶冶性情，提高修养。这些虽然都属于严肃的东西，但我过去的精神生活一直很苍白，所以我也认真考虑过他的话。德国的生活方式在我们加拿大人看来，虽然有些闷，但却合乎认真的原则。
克尔特·业纳是西德洛伊达通讯社驻伦敦的通讯主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寻找一位能帮他处理事务的助理。这位助理必须有能力独立对各种外交问题作适当的处理。另外，还要将德国人感兴趣的消息，从英国的报纸、杂志、周刊等找出来，邮寄回德国。这天晚上，他带我到一家饭店，共进晚餐。他的认真工作态度使我对他颇有好感。他把自己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的工作对英、德交流上的贡献，都对我作了详细说明。外表看来，他象个运动员，体型健壮，肌肉发达。那闪亮的金色头发和那双湛蓝的眼睛，使他比实际年龄（三十岁）显得更加年轻。他告诉我，他出生于慕尼黑附近的阿古斯堡，双亲都是医生，他是独子。二战时，他的双亲因偷听盟军的广播，被人告发，遭受逮捕，被关在集中营里，后来被盟军救出。他的高中、大学教育，都是在慕尼黑完成的。毕业后，他就在西德一流报社迪·贝尔特工作，后来因为英文流利，被派到伦敦。他又问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就把明天要交的原稿抽出一部分，给他看。不久我又带了一卷关于自己的资料到他的办公室找他。这人做事真是迅速严密得令人称奇，不待我开口，他就说他已通过咨询社的朋友，把我的资料查得一清二楚了。就这样，一星期后，我就走马上任了，办公室在他的隔壁。每天，我的责任就是处理从咯伊达通讯社发来的电报。一周三十英镑的薪水对我来说是相当丰裕了。更何况我也很喜欢这工作的性质。特别能和波昂总公司常有电报来往，更令我兴奋不已。
每天早晨、傍晚各一次，我把从英国收集来的消息发到德国，赶上各报社的出刊时间。我只会讲英语，德文一窍不通，不过这并不成问题。古尔特写出来的原稿，是用电话发出的，而且说的是德文。我发去的电报则都用英文，到了那儿，自然有人译成德文。久而久之，波昂的总机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会用英文和我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