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屯子很近，照样明火执仗，或是光天化日地那么折腾，毫不避讳，干这行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这帮人个个手中都有真家伙，根本也没人敢管他们。
他们挖开了坟墓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倒腾一空口，留下满目狼籍的破棺残尸，老百姓们看见后无不嗟叹，那些古尸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死后让人这么折腾，这幅情形实在是残不忍睹。
“泥儿会”这股绺子，都是在以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出没，这山里面的三山五岭中，凡是有残碑封土能被找到的古墓坟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给挖开盗取冢内秘器，由于常年干这种买卖，做贼心虚，所以迷信的门道也就很多，他们穿成一身黑，是为了干活时减少活人身上的阳气，古墓都是久积阴晦之地，历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面，另外也都讲僻邪，帽刺、袜子、腰带都使大红的，全用猪血染过。
关于他们的事迹，现在还能说得上来的人已经不多了，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四婶子之所以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解放前，她亲哥哥曾被“泥儿会”的胡匪们抓去做苦力，在掏坟掘冢的时候筛过泥淘过土，最后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脱出匪巢，给她讲过一些在里面的经历。
据四婶子她哥回忆，“泥儿会”的匪首曾经带着全伙胡匪，在“团山子”一带挖了许多洞，最后从黄皮子坟后边挖出一座黄大仙的窨子庙来，他们想从庙中的暗道里找一件宝贝，结果惹恼了大仙爷，搭上好几条人命，不过“泥儿会”也不是吃素的，一计不成再施一计，结果还是让他们得了手，从庙下的暗道中，挖出一口描金嵌玉的箱子来。
“泥儿会”的胡匪们得手后，那些被抓来帮忙挖洞的山民，便都被拖到山沟里杀人灭口，四婶子她哥中了一枪，枪子儿在他身上打了个对穿，捡了条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屯子后枪伤就一直没能痊愈，加之又受了极大的惊吓，没撑几年，便一命呜呼了，至于“泥儿会”从黄大仙庙中掘出那口大箱子的下落，以及其中究竟装着什么宝贝，都没人知道了，而且从那以后，“泥儿会”也随即在深山老林中销声匿迹，再没人见过这股绺子了，肯定是遭了报应，都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和胖子听得全神贯注，黄大仙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泥儿会”这么不惜血本地折腾？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泥儿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我们好奇心都很强，恨不得把这件事刨根问底，要不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可四婶子也只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就连这点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保证，当年他哥中了枪爬回屯子，就剩下一口气了，说出来的话也都是颠三倒四，谁知道他说的靠不靠谱。
我见实在没什么可再打听的了，只好和胖子一起接着去削坟砖，那时候提倡移风易俗，平荒坟开良田，因为在许多边远地区火葬还不现实，仍然要实行土葬，但和旧社会也已大为不同，第一是薄葬，其次是深埋不坟，穴地二十尺下葬，不起封土坟丘，墓穴上面照样可以种植庄稼。
不过我们这的深山老林中，人烟稀少，也犯不上为坟地和庄稼地的面积发愁，只是平些荒坟古墓，用墓砖代替建筑材料而已，但这坟砖极不好削，这些青砖都被古墓中尸臭所侵，臭不可近，虽是年久，仍不消散，削割平整之后，还要用烧酒调和石灰才能除掉异味。
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顿时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呆在山里削坟砖看林场了吗？毛主席挥手改航向，百万学子换战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差距太大，当时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燥，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内心深处立时产生阵阵恐慌，鼻子发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叹了口气答道：“妈了个逼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胖子劝我道：“别发愁了，人家亚、非、拉美各洲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咱们是顾不上了，可能人家也用不着咱替他们操心，眼瞅着快下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道，可劲儿造。”
我抹了抹淌下来的鼻涕，正要和胖子商量怎么收拾驴下水，这时候老支书回来了，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山里交通不便，我们来插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头一次看见有邮包信件，如何不喜出望外，当下把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子最记挂的，当然是家里的情形，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
我虽然知道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正要转身离去，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
我和胖子微微一怔，赶紧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心里还十分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子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显然发信人并不知道我和胖子插队落户的地址，才把信寄到了军区，随后又被转寄过来。
我拆开信件，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她年纪和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结果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里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规格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
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丁家总共四个孩子，分别以“抗美援朝，忆苦思甜”为名，这也是当年给孩子取名的主流，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到：写给我最亲密的革命战友胡八一和王凯旋，自从咱们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分别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早就想给你们写信，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地入伍参军了吧，光荣地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的喜悦……最后请不要忘记咱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祝愿它比山高，比路远，万古常青，永不褪色。
从信中得知，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份等诸多原因，只好到内蒙克伦左旗插队，而且她显然是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同她差不多，也没当上兵，被发到大兴安岭插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丁思甜回信，又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她。
我从丁思甜的来信中感觉到她很孤单，也许克伦左旗的生活比山里还要单调，克伦左旗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是属于内蒙，但不属同一个盟，克伦左旗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离兴安盟路很远，丁思甜唱唱歌跳跳舞还成，让她在草原上放牧真是难以想象，怎么能让人放心得下？我正思量间，发现胖子翻箱倒柜地想找纸写回信，便对他说：“别找了，连擦屁股纸都没有，到哪去找信纸，我看咱们在山里都快呆傻了，不如到草原上去玩一圈，顺路去看看咱们的亲密战友。”
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吃惊地问道：“啥？去克伦左旗大草原？那十天半月都打不了半个来回，这么多天不干活，你们的工分不要了？回来之后吃啥呀？”
我对燕子点了点头，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不考虑，工分是知青的命根子，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不同于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等地的兵团，采取准军事化管理，都是以师为单位的，以下有团、营、连、排、班等标准军事建制，兵团成员包吃包住每月有六元钱的津帖，兵团的优点是有固定收入，缺点是缺乏自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知青施行的是工分制，缺点是收入不可靠，优点是来去自由，请假很方便。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既然知青那么自由，为什么不回城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回去就没口粮了，而且所谓插队，既是户口已经落到了农村，算是农村户口，回去也是黑户，城市里已经没你这一号了，不可能找到工作，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能不吃饭，没工分就没口粮了，所以就把人栓住了。
前几天我们在团山子林场捡了不少金豆子，这东西当然是不敢自己私留下来，交公之后，支书心眼好，虽然那时候没有奖金这么一说，还是答应给我们多打出两个月的工分来，留着过年回去探亲的时候放个长假。也就是说我和胖子可以两个月不用干活，在山里呆得烦了，又挂念丁思甜，当下便决定去草原上走一趟。
第十一章 禁区
燕子说我和胖子是屎壳郎打冷战——臭的瑟，这才刚安份了没两天，又想出妖蛾子到克伦左旗的草原上去玩。怎奈我们去意已决，收到信之后根本坐不住了，而且捡日不如撞日，刚好在转天早晨，林场那条查哈干河的下游，有最后一趟往山外送木材的小火车，想出山只有赶这趟火车了。
由于是出去玩，而不是办正经事，所以没好意思跟支书当面请假，把这件事托付给了燕子去办，代价是承诺从草原回来的时候，给她带很多她从没吃过的好吃的，我和胖子也没什么行李需要收拾，因为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完全是一副无产阶级加光棍汉的现状，扣上狗皮帽子，再挎上个破军用书包就跑出了屯子，在山里足足走了一夜，才在清晨赶到专门运木材的小火车站。
给木料装车的活，都是屯子里的人头天夜里帮着干的，我们到的时候火车已经发动了，呼哧呼哧地冒着白气，趁看车站的老头不注意，我和胖子爬上了最后一节火车，悄悄趴在堆积捆绑的圆木上，静静等候发车。
按规定这种小火车只往山外的大站运送木料，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偷着搭车，如果在开车前被看站的老头发现，我们俩即使说出大天来，也得被撵下来，而且说不定还会被扣上占公家便宜的帽子开会做检讨，所以这事实际上风险不小，我和胖子只好跟俩特务似的潜伏着，惟恐被人发现。
虽然我们小心谨慎，可还是暴露了目标，前两天在山里套黄皮子，我就开始有点流鼻涕，屯子里的赤脚医生人送绰号“拌片子”，是一个比较“二”的乡下土郎中，人和牲口的病都能治，他给我开了点草药，喝了之后也没见好，偏偏在这时候忍无可忍打了个喷嚏，我赶紧用手捂嘴，可还是被看车站的老头发现了。
那老头听见动静，一看有人偷着爬到了车上，这还了得，立刻吹胡子瞪眼一溜小跑地冲了过来，想把我和胖子从小火车上揪下来，可正在此时，随着一阵摇晃，火车轰轰隆隆地开动了，车头逐渐加速，由慢转快，铁道两旁的树木纷纷后退，眼见看车站的老头再也追不上我们了，我和胖子立刻不再在乎被他发现会怎么样了，嘻皮笑脸地同时摘下狗皮帽子，很有风度地对那老头做出挥动着帽子告别的动作，口中大喊着：“别了，斯徒雷登……”
我们搭乘的这种小火车，运行速度根本不可能同正规火车相提并论，而且摇晃颠簸得非常剧烈，在车上只觉脚下无根，耳侧生风，被折腾得七荤八素，无暇再去欣赏沿途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风光，裹紧了大衣和帽子，缩在木头下背风的地方，即使是这样，也好过走山路出山，那样的路程实在过于遥远。
一路辗转，绕了不少弯路，在此按下不表，单说我和胖子两个非止一日，终于踏上了克伦左旗的草原，如果把中国地图看成是一只公鸡的形状，这片大草原正好是处于公鸡的后颈，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部分，属呼盟管辖，与兴安盟相临近，地域广阔，林区、牧区、农垦区皆有。
克伦左旗被几条上古河床遗留下的干枯河道隔断，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先到了外围的农垦区知青点打听到丁思甜落户的草场位置，然后搭了一辆顺路的“勒勒车”进入草原，“勒勒车”是草原上特有的运输工具，桦、榆等杂木造的车轱辘很大，直径有一米多，赶车的牧民吆喝着“勒勒勒勒……”来驱赶牲口。
这是我们头一次到蒙古大草原来，身临其境才发现与想象中的差距很大，所谓的草原，都是稀稀拉拉扎根在沙丘上，分布得很不平均，草全是一簇一簇的，秋草正长，几乎每一簇都齐膝深，虽然近处看这些草是又稀又长，可纵目远眺，无边无际的草原则变成了黄绿色汪洋，无穷无尽地连绵不绝。
我们耳中听着蒙古族牧人苍凉的歌声，坐在车辕上的身体，随着车身颠簸起伏，秋天的草原寒气凛冽，浮云野草，冷风扑面，空中雁阵，哀鸣远去，据当地牧民说，前几天草原上也开始飘雪了，不过雪没下起来，估计今年冬天会来得早，和山里一样都要提前着手，做应付冬荒的准备工作。
胖子没来过东北，觉得山里和草原上都这么早下雪很不可思议，叨咕着不知道为什么气候会反常？冬天来得早，大概说明春天也不远了。我对胖子说：“古人说胡地十月便飞雪，胡地是指塞外胡人的地盘，我看咱们算是进了胡地了……”
我们坐在勒勒车上闲聊几句这天高地远的景致，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到即将重逢的战友丁思甜身上，当年她扎着两个麻花辨，戴着军帽在火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