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当时我笑得岔了气，腰里生疼。
入了团没几天，厂长又找我了：“小杨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
晚上喝我的“升官酒”的时候，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
那一夜，我失眠了……黎明的微光中，我看见我爹站在我面前冲我竖大拇指，他的腰板挺得笔直。
第七章 莫名其妙
1984年的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年三十傍晚，段所把我叫到值班室，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杨远，接个电话。”我的心砰砰直跳，凭预感，我知道这是我爹打来的电话。我对段所说声谢谢政府，段所说，大过年的就不用谢了，本来是不允许犯人跟家属通电话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几次的份上，你就接个，快点儿啊。我扑过去抓起话筒，只听见那头喘息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喂”了好几声，那头传来我弟弟的声音，他说，哥哥，来家过年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我憋住气，稳了一下情绪，大声笑起来，我说：“二子，我在北京天安门这边玩儿，等过了年，哥哥给你带回家一个大模型。”我弟弟在那边又喘了一阵气，磕磕巴巴地说：“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钱呀。”
我想说点儿什么，可是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一个劲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头嘿嘿地笑：“大远……大远……”
我放下电话转身走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雪，雪花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
大约是五月份的一天上午，段所给我们劳动号开会。他说，上面有指示，让大家交代余罪，如果大家还有没交代完的罪行就赶紧交代，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交代的话不行，因为凡是在押人员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还要检举揭发别人的，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抗拒改造，关小号那还是好的，弄不好还得加刑。
亮着昏黄灯光的监号里，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叹气声比老贾的放屁声还要压抑。我躺在床上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从头梳理了一遍，梳理得脑瓜子生疼，也没梳理出什么值得交代的问题。那边，老贾突然跳了起来：“我娘！我得去交代，我还偷了生产队一麻袋地瓜。”我吓唬他：“那就赶紧去呀，这可是盗窃罪呢，一起步就是三年。”老贾慌了，就地放个响屁，鞋也没穿就窜出门去：“报告所长，我有罪，我该死……”第二声“该死”还没喊利落，段所就来了：“诈唬什么？”老贾扑通跪在地下，头磕得像鸡啄米：“政府，我该死，我有罪，我还偷了一麻袋地瓜……”
段所哧了一下鼻子，骂声神经病，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人找。”
我的心一紧，这种时候找我干什么？眼前一阵恍惚。
忐忑着拐过监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站在值班室门口的严警官，以前提审的时候我看见过他的签字严盾。
他怎么又来了？我下意识地站住了，严盾笑眯眯地冲我招手：“老伙计，又见面啦。”
走在去预审科的路上，我完全懵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来找我。
严盾坐在审讯室的桌子后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傻了，端坐在铁椅子上一动不动。
严盾看了我一会儿，轻轻摇了一下头：“很可惜呀，好端端的一个青年就这么'瞎'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不要自暴自弃，人生走一段弯路没有什么可怕，怕的是走一辈子弯路。我重新对你做了一些调查，说实话，我很同情你，你的底子不坏。你爸爸多不容易啊，还有你弟弟……”见我茫然地看着他，他突然把手一挥，“好了，不多说了，越说越替你惋惜，咱们还是直接开始吧。在开始之前，我还是要重复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吧，把那件最大的事情说出来，说出来对你也是一种解脱。”我一怔：“什么最大的事情？我解脱什么？”严盾又开始绕着我转圈，我急了：“你就直接说吧，别转啦。”
严盾站住了，他看我的眼神很怪异，让我联想到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在我犯错误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我有些诧异，大哥，我是你的敌人啊，你这么看我是什么意思？刚想开口跟他开句玩笑，他突然变了脸，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那好，听清楚了，抢劫。”
抢劫？我茫然……窗外一只小鸟在唱歌：抢劫、抢劫！
我委屈得都要哭了，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大哥，什么抢劫？？”严盾叹口气，示意旁边的一个记录员开始作笔录，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你抢劫了。”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开了，我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我知道，抢劫这个罪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起步就是三年，弄不好有可能“打眼儿”！我什么时候抢劫过？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我为什么要抢劫？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平白无故地拿别人的东西，我哪能干那样的事情？我涨红着脸，把手拍得山响，嗓音也变成了鸭子叫唤：“严警官，你可别吓唬我，我什么时候抢劫了？”严盾皱紧了眉头：“杨远啊，你真是执迷不悟，我劝你认清形势，跟政府对抗是没有好结果的，你想想哪有你这么傻的？人家你同案都交代了呢。”我还有同案？我的同案不就是跟我一起砍小广的金高他们吗？他们都判了刑，早已经发走了。我摸着头皮笑了：“大哥，你还是别绕我了，我根本就没抢劫，哪来的什么同案？”
“杨远，别犯傻，有些事情不交代清楚了是不行的，知道现在是个什么形势吗？”严盾顿了顿，重新坐回了椅子。
“知道，严打，可严打也得讲究个打法吧？这不是乱打嘛。”
“乱打？就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给你加个罪名诽谤罪。”
“我没说严打是乱打，我是说如果你打我个抢劫罪，才是乱打呢。”
“真没想到你这么愚昧，”严盾看了看挂钟，似乎想早点儿结束“战斗”，“要不我再提示你一把？”
提示就提示，我根本就不怕他，因为他说的事情我根本就没做过。
我敞开衣服，一下一下地扇着胸脯上的那只蝴蝶：“那最好，我还等着回去拉水给大家喝呢。”
严盾笑了：“还拉水呢，拉不了啦，这次你回去就换了身份啦，不是劳改犯，是嫌疑犯了。”
他说的我弄不明白，难道这俩“犯”不一样？我说：“反正我就这样了，你提示吧。”
严盾喝口水润了润嗓子，无奈地扫了我一眼，声音一下子变粗了：“听着，石桥饭店。”
我像是裤裆里被人猛然塞了一块冰，忽地弹了起来：“别问了！我明白了，让我来告诉你。”
严盾把手往下压了压：“别激动，杨远，你的概念有问题呢，这不叫'告诉'，这叫坦白交代。”
83年初，我当了厂里的团支部文体部长以后，经常跟厂里的小青年们组织活动。我最热衷的是带大家约其他单位的年轻人去体育场比赛踢球，我们这帮人很能干，经常把别的球队赢得落花流水，当时在市里小有名气，年轻人都知道第三机械厂有一支很威猛的足球队，带队的是一个精明干练又寡言的小伙子。
那时候也没什么奖励，赢球了大家就凑份子去饭店撮上一顿，最多是发工资的时候，厂部给发点儿奖金，我一般都攒起来，设想着有那么一天带大家出去旅游，顺便跟外边的球队切磋一下。那时候我的心很大，我想把这支球队操练成全市最猛的队伍，说不定能玩成职业的呢那时候还没有甲A、甲B、中超什么的，你说我的想法超前吧？严打前夕的一天，我们输了球，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在宿舍里躺了一下午，大家喊我吃晚饭我也没动弹，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把面子挣回来。李俊海嫌伙房做的饭不好吃，嘟囔了几句摔门走了。牛玉文一个人坐在床头喝闷酒。时间不长，李俊海又回来了，一进门就骂上了：“操他妈的，这日子没法过了，全厂没有一个有钱的主儿，想'滚'顿饭吃都不行。”牛玉文上了酒劲，披上衣服，说声“别发牢骚，咱们出去吃好的”，拉我们就出了门。石桥饭店在我们厂斜对门，我们三人进门的时候，里面没几个人吃饭。
酒喝到一半，李俊海就发开了“膘”，挽起袖口，挥舞双手，将社会的丑陋以及做人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甚至讲起了黑道起源和黑道人物的发展，其中有一句是“富贵险中求”，让我琢磨了半天，喝了三瓶啤酒还没回过味来。讲到最后，他讲起了刘邦和项羽的故事，他说，项羽看见秦始皇很威风地走过街头，就对他的叔叔说，“彼可取而代之”。我简直有点儿崇拜他了，这些话他怎么以前没跟我说过呢？原来我这位大哥还学富五车呢。有那么一阵我很佩服他的口才，甚至这样想，将来我在“道儿”上混出点名堂来，谈判什么的文明活儿都让他来做，这可真是个人物。
“兄弟，我发财了。”结完帐，李俊海把我拉到灯光照不到的一个角落，轻声说。
“怎么发的？”他经常这样一惊一诈的，我没在意，胡乱应付道。
“看见那个人了吗？”李俊海朝饭店里靠窗坐着的一个中年汉子呶了呶嘴。
我瞥了那人一眼：“他给你的？”李俊海嘿嘿了两声：“他给的。”我很纳闷，人家凭什么给你钱？我问：“你亲戚？”这时候，那人正好往我们这里探头探脑，李俊海把手做成手枪状：“看什么看？再看打死你！”该不会是他把人家抢了吧？我登时紧张起来：“俊海，你把他怎么了？”李俊海笑了：“没怎么，这小子把尿撒到我的脚上了。”
第八章 欲加之罪
送我回看守所的路上，严盾拍着我的肩膀说：“杨远，你要相信法律，法律是公正的。好好考虑问题，有什么难处就告诉我。”
这话让我很感激，我说：“大哥你放心，我相信法律，也相信你，我更相信政府是不会冤枉我的。”
走到伙房的时候，我冲严盾笑笑，转身向我的水车走去。伴了我几个月的水车静静地卧在灿烂的阳光里，它似乎是在阳光下燃烧着。手刚碰到被晒得有些烫手的车把，严盾上前一步，拉着我的胳膊说：“你先别干活，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一下子想起他说过的两种“犯”的事儿，心头一紧：“难道我还得去当嫌疑犯？”严盾没有说话，拉着我进了值班室。我仿佛又回到了刚来时候的那个状态，眼前又是一黑。我倚在门框上连声报告都喊不出来了，用了一个晒咸鱼的姿势站在那里发愣。段所让我蹲在地下，轻声跟严盾嘀咕了几句，严盾拉我起来，走到门口，伸出双手摸了摸我的肩膀：“杨远，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我们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好好考虑问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我的脑子很木，机械地按段所的指令办了个简单的手续，回监舍取了我的铺盖，跟着他往走廊深处走去。
我磨磨蹭蹭地走着，脑海里又浮现出在集中号里的那段日子……把管子砸了以后，我就成了集中号里的老大，但是我从来不拿老大的架子，对大家都很好，我知道，我们这帮人凑到一起不容易，应该好好交往着，兴许将来到了劳改队能够互相照应呢。那几个伙计也很好，都很尊敬我。抽个空，我问管子，为什么大家管李俊海叫李杂碎？管子他们唧唧喳喳地告诉我，李俊海在号子里办的那些事都不叫人干的，欺负别人不说，还冒充关心伙计套人家的话，一旦发现他有立功的“口子”，立马报告管理员。有一次，一个叫“操蛋”的伙计在号里吹牛，说他当时跟他老婆第一次办那事儿的时候，他老婆才十五岁，真嫩啊。李杂碎马上趁提审的时候检举了他，李俊海跟警察说，他这个行为属于强奸幼女。警察把他好一顿表扬，俊海，火眼金睛啊。
我被安排在靠近厕所的一个大号里，站在门口的时候，里面一阵欢呼：“欢迎远哥重新归队！”
欢迎个屁？我×你们那些奶奶的……我一把将铺盖摔在吆喝得最响的那个人头上。
段所一走，大家都围了上来：“远哥，不拉水了？为什么又回来了？”
我说：“刚才我把一个女犯人拉到墙角强奸了。”
号子里的日子枯燥又乏味，惟一能有点乐趣的，是给新来的犯人“过堂”，那些新来的犯人一个个都像刚放进蛐蛐罐里的蛐蛐，晕头转向找不着北，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晕罐儿”了。那时候抓的人可真多啊，整个号子像一个沙丁鱼罐头，睡觉都得侧着身子睡，一个人翻身连带着好几个人一起动弹。好在我干过一阵劳动号，跟管理员熟悉，再加上我是这个号子里的老大，段所让我睡在原来放铺盖和鞋的台子上，倒没觉得怎么拥挤，只是感觉空气污浊得很，汗味、屎尿味、臭脚丫子味混杂在一起，让我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那时候判刑也很快，几乎不怎么审问就下达了《起诉书》，人还在发着懵，就开庭了，开庭回来的人不管判了多少，只要还活着就很兴奋，好像一头拉了八年磨的驴一下子卸了缰绳，欢呼几声，再跟大家拥抱上一阵，便雀跃着去了集中号。以前的恩恩怨怨，似乎伴随着这一阵兴奋，烟消云散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伤感上那么几分钟，心里空落落的，就像被人抽走了一管子血。
在号子里又呆了几天，检察院的人就来看守所了。在这之前，严盾来提审过我几次，最后那次他似乎很无奈，反复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有些事情你应该谅解”，最后跟我谈起了人生，印象最深的是这句话：“人生的道路各不相同，选错了路就应该马上改正。”那时候我小，还以为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自诩他走的路漂亮呢，现在我很后悔，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把这句话刺在我的胸口上。
在值班室里，我满腹委屈，正准备跟检察院来的人诉苦，人家就让我靠墙站好了：“被告人杨远，请听本院宣读对你的起诉书：被告人杨远，男，1966年7月2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捕前住……被告杨远在1983年7月21日晚，伙同被告李俊海，窜至本市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