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常急道：〃文焕确是忠臣，绥德之时，他有救驾之功……〃〃正是念他救驾之功，才没有立斩他。〃梁太后的语气坚决无比，又将望着秉常，道：〃皇帝亲政了，爱做什么，也只能由得你。这江山社稷，是祖宗辛苦打下来了，终不能丧在外人之手。嵬名荣是几朝的元老，忠厚可靠，这御围内六班直，自今日起，划出一半归他直接统领。他本是御围内六班直的老统军，让他指挥，也指挥得动。〃〃这……〃秉常与殿中众人，听到这话，连脸色都变了。
梁太后环视众人一眼，冷笑道：〃难不成还有人离间我们母子，皇帝你疑心我要夺兵权不成？〃〃孩儿决无此意，只是兹事体大……〃〃御围内六班直，你母后我当年也指挥得动！我若真要夺你兵权，一道手书，便能将六班直全部调走，用不得这么扭扭捏捏。我是信不过你身边这帮人！〃梁太后目光逼视秉常，其中竟隐隐有几分嘲讽之意。不过梁太后这话也不算吹嘘，她不比一般女子，带兵打仗，权谋手腕，无一样没做过。以西夏宫廷斗争的血腥，其胜利者又岂会是泛泛之辈？
秉常在梁太后的逼视下，终于无视李清、禹藏花麻等人心急如焚的神情，退缩了，〃是，儿臣谨遵母后懿旨。〃说出这句话，秉常身子一软，几乎要感觉要瘫了一般。李清等人，尽皆脸色犹如锅底一般黑沉。
梁太后举手之间，便夺走御围内六班直一半武力的完全控制权，虽然说这部分武力本来也不是秉常在任何时候都能指挥得动的，但对于李清诸人来说，始终是一次巨大的挫败。而文焕被梁太后一句话就赶出王宫，更是明白无误的告诉着秉常，究竟谁才是这座王宫真正主人！但让人奇怪的是，一向坚决反对改制的梁太后，这次却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反而表现出了一点态度软化的迹象。不过，这一点，对于被挫折感笼罩的秉常等人来说，却没有注意到。
踌躇满志的秉常，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改制，就遭遇了第一次挫折。在这个时候，兴庆府的严冬，似乎都成了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这种沮丧看起来只是暂时的。
很快，仁多澣就给秉常打了一剂强心针。在〃大安改制诏〃颁布一个月内，以仁多澣为首，四五个实力派的军司统军，以及部落首领，陆续将自己支持改制的奏折送到了兴庆府。有了做第一个的人，许多人对梁乙埋的顾忌就少了许多，后面陆陆续续，各军司的统军们，全部送来了支持的奏折。
终于，在大安四年快要过去之前，西夏的各路〃诸侯〃们，也许是出于真心的支持，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投机，也许是出于恐惧〃后至之诛〃，担心野利拿等人的命运在自己身上重演，总之，是一个不落的表达了他们对改制的支持。
大安改制，在名义上，终于成为了〃顺天下之望〃！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宋朝的熙宁十一年，夏国的大安四年，很快就过去了。
宋夏之间的战争，眼看着就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对于善忘的人来说，已经可以忘记他们不想记住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耻辱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
熙宁十二年的正月，宋朝与西夏，从表面上来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贺正旦以外，双方都是在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干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后，由鸿胪寺卿正式告知辽使，宋朝决定接受了辽国的请求，双方在对方京城，互设常驻使节，辽国由此成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因此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瑰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有资格葡伏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
但是，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的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是传统思维的惯性却让宋廷理所当然的将之纳入朝贡体系。至于在石越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亚，称为西域，西亚至东罗马帝国称为近西，东罗马帝国以西，则为泰西），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的忽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虽然石越始终坚持认为，国内之“蛮夷”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与辽国通聘并属于一个机构不伦不类，但是他也无法阻止这种历史的巨大惯性。在宋廷看来，成为国家编户的“蛮夷”自然可以归入户部管辖，但是那些羁縻州与不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蛮夷”，却只能归入朝贡体系之内，其与藩属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深入人心，并由此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贡体系。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贡体系带来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对南海地区的经营名正言顺，在将高丽与南海诸国纳入华夏圈之时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华夏文明掌握了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使得那些当事国都承认朝贡体系是天经地义的，在宋朝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这种观念带来的优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能从心理上解除敌人的武装。但另一方面，石越却清醒地知道，哪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便没有自己的尊严。人类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组成，每个称得上“文明”程度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远需要去正视你的竞争对手，否则，哪怕是再强盛的文明，总有一天，也会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觉，到那时候，便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老的朝贡体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石越既想享受其带来的好处，又试图保持其完整性，在其之外生硬地另立一个系统，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礼部的主客司，甚至连礼部尚书王珪都觉得极其别扭，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与职权重叠，其被裁撤，事实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与务实。所以，连石越也对此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
除此之外，在宋朝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在南方，熙宁十一年以前，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的税收，其总和甚至都比不上荆湖南路一个大一点的州，而且因为运输与市场的原因，海外贸易的交易点，海商人们往往也更愿意选择泉州与杭州等城市，而并非广州。这件事情在熙宁十一年终于发生变化，广州一州的商税，在这一年正式超过潭州之全部税收。在广南东路的移民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却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也使得广南东路的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绩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来其高升指日可待，但是另一件事却影响了这件大人的仕途——为了沟通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广州对商人的吸引力，这位曾大人与薛奕将军、蔡确大人合谋，竟然从南海诸岛至注辇国控制的小岛上，掳掠了三千余土人为劳工，用于修葺道路，沟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乡。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广南东路办案的监察御史发觉，一本奏章，让曾布与蔡确各降一级，薛奕削侯爵，成为熙宁十一年下半年震动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调动，将狄谘调任广州，曾布调任凌牙门，蔡确调任归义城，而三地的监察虞侯、常驻凌牙门与归义城的监察御史，则是因为失职，全部罢职换上新人——这种程度的调动，既是考虑到南海地区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况的官员，又可防止了他们在某地经营过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由此次调动，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广州最重，其次凌牙门，其次归义城。
而在西北，熙宁十二年的春节，石越与刘庠正兴高采烈看着地图上的驿政网慢慢的延伸，眼见就要遍布陕西一路大部分地区，这绝对是让人欢欣鼓舞的。
而更让人高兴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不过，这种表象的背后，却同样有着残酷的现实。石越将留在陕西路的众多西夏俘虏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勇武的战士，被石越打散整编入宋朝的禁军——按当时的惯例甚至可以独立成军，这些俘虏会毫犹豫的向昔日的袍泽挥刀——向朝廷献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编成了一个营的完整编制，派往河北。但为了谨慎，石越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将这些人全部打散整编；一部分老幼与随军工匠，石越将老幼着派往马监，将工匠编入作坊；而最大一部分普通士兵，则成为了石越的免费劳力——当然，名义上不是免费的。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绝了对等交换俘虏的建议，更不会出钱赎买他们，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故乡。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陕西路的道路与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他们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块大小不等的免征赋税五年的土地。
这些俘虏们对宋朝南方的土地并不感兴趣，但是这不是他们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石越不过是为了避免御史的弹劾，减少道义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为此来披上一块稍稍温情的面纱而已。
陕西路的百姓为了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得到战争带来的这一丁点好处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为了所谓的道义，让这些战俘编成吃白饭的军队，或者便宜各级官僚，成为他们的私佣，却还要征发陕西的百姓来修路通渠，在石越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伪善。
一开始还心存疑虑的刘庠等人，也很快接受石越的解释：这些战俘，不过就是没有正式的名号，将薪俸折成了土地兑现的厢军，如此而已。
宋朝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野蛮的役使百姓，哪怕是他国的百姓。在宋朝，一个蕃商如果在宋朝病死，他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后事，宋朝市舶司会保留他的财产，想方设法派人通知他的家属，让他们来继承这笔遗产。如果是为了通商而遭遇到海难死亡的水手与商人，也可以从市舶司得到一笔抚恤金——哪怕他根本不是宋朝的臣民。垄断海路，对蕃商征收高税是一回事，但这种温情脉脉的人情味却是宋朝所独有的。你当然可以把他当成一种招徕海商的手段，但是你却不可以违背这种道德习惯。石越是深知这一点的，至少他比曾布要理解得深刻——役使俘虏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事情要做得好看。
如果他果真严酷地对待那些俘虏，不给他们任何报酬，他必然会面临朝野上下铺天盖地的谴责声。但是如果他付了报酬，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或者是画饼充饥，事情的实质立即就会变样，人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借口也是很重要的。
而在西夏，也有他们自己值得全神贯注的事情。
当“大安改制”得到地方，特别实力派的支持之后，梁乙埋便更加不敢轻易发难了。但这并不是说梁乙埋会全然不知还手。老奸巨滑的梁乙埋，一方面继续称病隐忍，一方面却指挥党羽，在朝中不断的找出种种借口来阻挠改制。
并且，从大安四年的腊月开始，在兴庆府的街头，便有各种各样不利于改制的谣言开始流传。这些谣言从兴庆府传到各地之后，就更加走样得厉害了。
但是对于夏主秉常来说，地方的明确支持，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是可以让他信心大增的。在大安四年的十一月，秉常就再次派出使者，向宋朝与辽国拜贺正旦，不折不挠地执行他“睦邻邦”的政策。
除此之外，西夏君臣便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创建讲武学堂与国子监，并且计划在大安五年三月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以培养、网罗改制需要的人材。
在大安五年的二月，秉常又向全国颁布了一份诏令。在这份诏令中，秉常宣布要裁减宫府用度，并且免征全国半年之税，保证在大安五年，不再征召男子服兵役，使百姓得到休息。
“真是大言不惭啊！”在兴庆府的某座宅院内，史十三读着抄录来的诏书，禁不住感叹道。
“的确是如此。”回答史十三的，是一个女子。“不再征召男子服兵役，对于处于弱势一方面的夏国来说，未免也太……”她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
站在史十三身后的黑衣童子撇了撇嘴，讥道：“秉常倒也罢了，李清和禹藏花麻，便只尔尔么？”
“倒也未必如此。”女子笑道：“我听说这一代的夏主，有时候懦弱少断，有时候却是刚愎自用得很。这份诏书，李清与禹藏花麻，未必做得了主。”
“是么？”童子又撇了撇嘴，不太相信地反问了一句。
史十三摆了摆手，打断二人，沉声道：“现在不必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