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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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权柄- 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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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王珪)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   
陈良所说之“白水潭会议”,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石越自是早已知道,但此时听陈良说起,亦不禁脸露微笑,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皇帝亲临、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互相辩论政策、学术上的异同,以求达成一致,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只求以理服人,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公布天下,传于后世。   
对于这样的场景,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常常心向往之,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自己却失之交臂,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义利集》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   
陈良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其余三条则执论者皆不多。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过于不近人情;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一旦转为民营,此事必须解决;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是由地理位置使然,纵然转为民营,亦不见得会更好,只恐反而坏事,且为政务在简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异论,皆不足道。枢府已颁明军令,马军须牧养战马,以精练马技。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付预费用,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故此,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准了学士的《再论马政劄子》,其意也是想看看陕西一路施行之效果如何。毕竟全国牧马监,陕西一路只占少数。但是,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李丁文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是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的。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的。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注:关中古时被称为“天府之国”)。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李丁文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李丁文严肃地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是不可轻视者。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李丁文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李丁文,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可以说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之时,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龙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国。到了那种时候,既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反思,但是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   
人人都知道旧的社会规则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阻碍到自己时,更加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坏了旧的规则之后,又会怎么样?   
建设永远都要比破坏难上上百倍。   
养成良好的社会传统需要上百年,甚至是数百年,但是破坏起来,却不过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   
“程颐说得对,嫉恶太甚,亦是一弊啊!”石越的理智还有说话的机会,“石越,你付出这么多努力,可不是想要个历史重演的结局!”   
“这个‘长安君’,与卫洧、卫濮,毕竟有些不同。”陈良从容说道,“《秦报》这几年之间,鞭挞贪官污吏,直斥时政之非,在蜀中、关中、晋地都有相当的口碑。便在驿政改革、改革户等、兴修水利等事上亦立场鲜明,支持学士。且卫棠能重金礼聘陆佃为《秦报》总编,对陆佃信任有加。又派遣记者,前往延绥、环庆、熙河诸边塞之地采访,向国人介绍国朝边境及西夏、吐蕃之真实情况,使国人头一次了解真实之边疆,而不再是听信那些荒诞古怪之传说……仅此一事,三大报皆竞相转载,《秦报》与卫棠名扬天下,卫棠赢得‘长安君’之美誉,亦并非幸致……”   
石越此时已平静下来不少,卫家不仅与沙苑监弊案纠缠不清,而且牵涉到与高遵裕等边将走私,至于其他贿赂官府,谋取暴利之事,更加数不胜数,这些事情石越心里十分清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切实的证据,而卫家的关系,牵扯到已故的太皇太后的母家曹家、当今皇书名太后高太后的母家高家、皇帝的亲弟弟,有“贤王”之名的昌王程颢、大宋数得着的几大官宦世家之一的韩家的韩绛,且卫棠声名鹊起后,更是交流满天下……这样的家族,的确也不是什么“土财主”,不是可以随便入罪的。   
而另一方面,石越也清楚陈良说的都是事实。卫棠与他的《秦报》,在政治立场上,是开明的,对自己颇多声援——甚至卫棠本人也一惯是以石越的学生自居的。逢年过节,卫棠总要恭恭敬敬地派人送来礼物,或者亲自来府问安,只不过石越以方面大臣,不能私自结交地方豪贵为由,从来没有收过他的礼物,然而卫棠却亦是一直执礼不废。当然,石越也知道陈良口中的卫棠,只是卫棠的一面——在另一面,石越确信卫棠此人绝非所谓的“君子”。他站在传统的陕西士大夫之立场,大张旗鼓的非议石越重视商业的作法,却无视他们卫家却因为陕西商业的繁荣而受益良多的事实;他道貌岸然的批评陕西走私猖獗,但他们卫家却是陕西最大的走私家族;石越下令将官妓组织起来,每日在勾栏公演曲目,靠售卖门票获利,更是被《秦报》大加讥讽指摘,认为石越是在败坏风俗,是“儒教之罪人”,甚至因此还导致了御史的弹劾与一场报纸上的口水战;至于因为私妓业日渐繁荣而指责石越缺少作为的言论,更是《秦报》上最常见的——尽管卫家父子一样购买门票去勾栏看官妓们公演,一样无所忌讳地出入风月场所……   
在某种程度上,石越承认卫棠是个聪明人。石越自己为报纸的言论自由立下的法令,被卫棠充分利用。对于石越,他一半高调赞扬,一半高声反对,从而让支持石越的人轻易不能抓住他的把柄,却也讨得了反对石越的人的欢心。《秦报》凡是批评石越之政策行为,都是从礼法道德的高度下手,以不动声色地替《秦报》最大的读者群——陕西路的士大夫们代言,博取他们的欢心。而在另一方面,卫家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石越带来的好处,并且以一种“小骂大帮忙”的姿态,来避免过于激怒石越及他的追随者。   
对于这样的一个卫棠与《秦报》,石越的确也有点无可奈何。在第一次见卫棠之时,石越绝对想象不到,那个年青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迅速成长成一个几近完美的“政客”——他的确拥有适合他转变的家世,但是石越还是隐隐觉得在卫棠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既没办法了解,亦没有这个精力去关心这些事情。   
“……况且,学生以为,陕西巨室实多以卫家为马首,学士抚陕,当以安抚之上;且若昌王见怪,总是不便……”   
石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子柔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   
但仅仅是知道,是不够的。   
“学士,马政之事,实是拖不得。”陈良礼貌而又坚决地说道,“朝廷于马政之事并不放心,有传言要派石得一来秦……”   
“那个阉竖?”石越冷笑道,“子柔是自何处听来的?”   
“长安街头巷尾,多有风传。只怕亦不能不防。”陈良亦不甚自在的道,“国家诸内侍,以石得一为最可恶者。无论士夫民间,稍有小事,便密报于上,以此邀宠。所幸皇上甚少让他离京。此番若让石得一来陕,还不知要惹出多少是非。若马政能在这阉竖来之前停当,则少去许多烦恼。且大战在即,亦容不得拖下去……”   
“石得一。”石越不屑地撇撇嘴,但终是没有说什么。倒是李丁文眉毛一扬,欲要插话,似乎从眼缝中觑见石越神色,嘴唇只微微动了一下,终于也没有说什么。   
“便照着子柔的想法去办罢。”石越还是决定接受现实,“子柔你再去一次沙苑监,看看能不能将之扩大一点——稍大一点的牧马监,可以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马场。你再挑几个人去一次延绥,沿边大族中,便没有对马场有意者?”   
“是。”陈良总算松了口气。   
折可适本是呆不住的人,在驿站没多久,因听到驿站的人与旁人说起当天晚上,长安的官妓要在一处叫梨花园的地方公演《剑舞》——这本是宋朝有名的歌舞故事剧,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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