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作，大画板两人去抬，小画板一人抱四五张，画架可以几个一起扛在肩上，剩下的书本由女生分别抱着，很快就回到了教室。服装设计班就有点麻烦，他们女生多男生少，全班三十五号人就七个男生，累得他们跟**似的，一大帮女生倒是在旁边叽叽喳喳指手画脚。服装模特儿班就更有意思，三十多号人全是女生无一个老爷们儿，一帮身高全都在一米七以上的漂亮女孩站在一堆画板、画架、书籍面前面面相觑，不过很快她们就找到了自己的优势——站在路边撒娇似的拽着每一个过路的男生帮忙，倒真有不少男生经不住诱惑，看来美人计在何时都是行得通的。
我们这小小的教室马上就显出拥挤，到处杂乱无章的摆放着用品。这时显示出沈穆的领导才能，他让大家在画板、画架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分类堆放在犄角旮旯里，这下就整齐多了。下午还是没什么事情，大家也都闲得无聊，我翻了翻发给我的课本，有中国文学、大学英语、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时事政治之类，一眼就看出我们这一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了。再看编撰者，确实跟高中不同，高中课本是全国通用，大学课本除了英语之外全是本校教授们的著作。翻了翻书也看不下去，自高考之后，除了金庸、古龙我就没正经看过一本书，其他同学估计也不比我强哪儿去。张航提议：大家集资作为班费，买点娱乐用品，得到大家一致赞同。每人交多少合适？算来算去拾元太少，五十元太多，就交二十元，接下来就是讨论买什么，张航说买足球，大家笑声一片。朱筠说：“不用买足球，你趴下来比足球还圆。”徐斐笑着说：“你绝对可以当守门员，往门前一站，两手一伸，大半个球门就没有了，谁也甭想进球。”陶拥军说：“还踢球呢，就咱们班一共就有八个男的，连支球队都组建不起来。”陈玉斌说：“谁说组不成球队？加上女生正好11个人外带三个替补。”大家疯闹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什么都买，不过谁都懒得动弹，只好剪刀、包袱、锤决定，沈穆、钱瑜琦、徐斐成了三个倒霉蛋。
三个人很快就回来了，买来扑克牌四副、羽毛球拍一副、乒乓球拍一副、羽毛球、乒乓球各一盒、足球、篮球、排球各一个。班费还有剩余，大家决定交由沈穆管理，以后到西湖划船使用。9月的杭州仍然闷热透顶，大家也都没有去操场活动的闲心，于是就躲在阴凉的教室里打拱猪，我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很快就输得一塌糊涂。
晚上是欢迎新生的文艺演出，票由沈穆领出再发给个人。我以为跟高中的元旦晚会一样，不过是学生自导自演自娱自乐，所以就不想去，还是江涛他们拽着我到的礼堂。很巧的是葛慧玲正好坐在我后面，她拍拍我的肩膀，我才发现她，跟她们班的同学坐在一处，三十多个美女叽叽喳喳的在这礼堂里很是显眼。回头跟她闲聊了几句，旁边的女生笑着说：“你们这么亲热，干脆我把座位让给你得了。”葛慧玲笑着打她，我也笑着说：“你恐怕没那么好心吧？是不是看上我们班的帅哥了？老实说是我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我也学月老给你们牵牵红绳。”她笑着不答，葛慧玲笑着说：“该！报应了吧？”我旁边的江涛和陈玉斌诧异地回头去看，我搂着江涛说：“他怎么样？身高模样可都配得上你！”江涛笑着说：“你们可别拿我说事儿。”她笑着不言语。回过头来，陈玉斌说：“可真有你的啊，刚来几天啊？就搭上模特儿班的了。”我笑着跟他解释：我们是高中同学，早就认识了。
一会儿节目就开始了，报幕的是电视台的主持，我并不熟悉，但浙江的学生却使劲鼓掌，估计还比较有名。大学就是大学——财大气粗，整台晚会组织的不比各省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差，有浙江省歌舞团、省曲艺团、小百花越剧团、省电视台等单位演出，甚至还有两位著名歌手助阵，当然也有服装模特儿班的服装表演，记得有位独角戏的演员讽刺电视节目乱插广告，又说又唱，插科打诨，引来笑声一片。不知道这台精彩的演出学校要付出多少人民币。
第二天是学校复查，早就通知各班凡是上海、江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学生早上不准吃饭喝水，上午抽血化验，因为那年这几个地方爆发流行性甲肝，据说是吃生毛蚶引起的。我们班只有江涛是江苏的，我笑着对他说：“让你们再吃毛蚶，得报应了吧？”江涛愁眉苦脸地说：“我又不吃毛蚶，凭什么抽我的血？”
来到学校医院，见楼上楼下全是体检的学生，我们只好三两个为一组分头行动，原则是哪个科人少就往哪儿钻。体检的内容跟高考前几乎没什么不同，什么身高、视力、色盲、五官、肺活量等，就是在Ｘ光透视和内脏检查那儿费了点时间，内科那儿是位白胡子老头儿，显得很和蔼，他按着我的肚子问这儿疼不疼，那儿疼不疼？我一概回答不疼，他就在我肚子上使劲一按，我“嗷”的一声叫了出来说：“疼！疼！不疼是傻子！”他笑呵呵地在我体检表上盖了一个戳——正常．
楼上楼下地跑了四五趟，总算把该有的章都收集齐了，只剩下最后一关，按照说明来到医院五楼，一股浓烈的药味让我感到不妙，这药味太熟悉了，每到我生病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种气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屋里，见有十几位医生护士坐在那里，每人面前放着一个搪瓷托盘，里面是针头、针管、药棉、药水等物，特别是看到他们拿着针管吸上药水，朝天挤出空气，我就不寒而栗，并且每一个同学出来时都是龇牙咧嘴。就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弯儿，怎样才能摆脱这一针的苦难，但想到没有这个章恐怕连学籍都没有，就只好硬着头皮坐在那护士面前。只见她麻利地换了一个针头，拿起一个小玻璃瓶用铁尺一敲，“嘭”的一声药水瓶的上半部就掉进了垃圾桶，我的心也“嘭”的一沉，感到头皮有点发麻。她不紧不慢地将药水吸进细细的针管，冲着屋顶推出空气，最后有股细流冲出，然后用镊子夹起块药棉，在我手腕上抹了抹，凉凉的感觉从手腕传到了全身，感到整个人都是凉的。剩下的过程我已经不敢再看，只知道一阵刺痛传来，甚至还往上一挑，她慢慢地推着药，我感觉这个过程是那么漫长，直到感觉手腕上一松，才转过头去，她让我用药棉按住伤口，整个过程才算结束，顺便让我明天复查。我起身往外走，看见钱瑜琦、朱筠她们冲着我直笑，她们身后竟然还有葛慧玲冲我挤眉弄眼，我没好气地说：“笑什么？你们也少不了！”不过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打针查的到底是什么，只知道我的实验结果是阴性，阳性的几个哥们儿拖到浙江医科大学又去复检了一遍。
下午其他系的学生要进行入学复查考试，不知为什么美术系的学生不用复查，校园里到处都有新生抱着书本复习，我们乐得清闲。
接下来就是一连数周的政治思想教育，天天到阶梯教室上大课，也没有课本，就是那些教授、讲师们轮番上阵，给我们讲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的大学四年－－70后的美院经历》 第5节
《我的大学四年－－70后的美院经历》 第5节
作者： 石韵zhouhuiying
所谓的上大课，就是几个班的学生集中在一间教室上课。由于学生人数多，往往老师光点名划考勤就要浪费十几分钟。几天上大课的结果，就是让我学会了大学生必有的技巧逃课。
凡是考进这所大学的学生，无一不是中学的好苗子，所以逃课这种事情在中学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刚一上课时，大家都很认真，有些女生还认真地记着笔记，但坐在教室门口的学生往往趁老师不注意，特别是回身写板书的时候，猫身溜出教室，逃之大吉。逃课这种事情是可以传染的，并且传染速度极快。自从发现了逃课的窍门，大家自然都想坐在门口，所以上课时往往后面坐满了人，而前面座位一概空着，后来的学生就只能坐在前面，这就大大降低了能逃课的几率。学生既不想早去占座位，又想早走，就想出了派代表抢座的方法，反正每个班都有好学的积极分子，一般拿本笔记本或课本交给他，他到教室后在每个座位前的桌子上放上一本，表明此地有人占领，其余的人只要点名前来课堂就行了。但教授也很快发现，第一节课教室里满满的都是人，第二节课时人数渐少，第三节课时往往就剩了一半学生，到下课时只剩下十几个老实好学的女学生坐在那里，所以也就改变了策略，上课点名改成下课前点名。不过这也没有难倒学生，大家改成上课不去，快下课了再去教室。教授又改成头尾点名，就是上课前和下课前各点一次，学生就改成上课点名就走，下课点名前再回来。更有甚者，干脆不来了，请同学代为答到，于是就有了一个学生变着嗓音喊了五六声“到”的情况。
如此捉迷藏的游戏我们玩儿了两年，当然只是在上大课时使用，专业课是绝对不用的。因为大课一般都是政治之类的公共课，人数众多，老师也认不过来，再加上学生根本不重视，反正只要期末时临阵磨枪，死记硬背，考试能过六十分就行，记得我的政治成绩从来没有低于90分，但上课从来都是能逃就逃。
专业课是绝对不逃课的，因为是每班各自上课，我们班总共才十四个人，老师都不用点名，扫一眼就知道谁来没来，再加上大家非常重视，将来还要指着学来的本领吃饭呢，让你逃课你也不会逃。再就是英语课从来不逃，因为英语不过级就拿不到学位，再加上英语一旦落下，想追上都难，所以外语课大家都非常认真。
就这么跟教授的捉迷藏中，开学的思想教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五、自行车
一周的时间过的很快，在这一周，我发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三者之间的距离为：宿舍到食堂约1公里，宿舍到教室为1。5公里，教室到食堂约为0。6公里。天天要在这三者之间转来转去，如此跑法，四年大学下来我估计就可以参加奥运会的长跑比赛了。我并不想去拿金牌，也不想对不起我的两条腿，所以必须要买一辆自行车。昔冯驩弹剑作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想此人也必定饱受无车之苦。
星期天到了，江涛和陈玉斌约着我一块去买自行车。新车是买不起的，一辆要费二三百元人民币，那是我父亲一月的工资。所以我们相约去买二手车。陈玉斌似乎对杭州很熟，我们两人就跟着他来到了武林门。
此地名曰武林，却并没有什么大侠亮剑，只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因为有一个长途汽车站、一个内河航运码头、一个广场、一个展览馆和百货大楼若干。想当年赵构迁都，此地必是一座城门所在，如今城阙不见踪影，空留武林门之名。陈玉斌领着我们离开大街钻进小巷，东拐西拐，在胡同中猛然看到一片空地，上百辆自行车散乱地摆着，许多人在那里讨价还价。我们溜达了一圈看看行市，价格还是很贵，就没有低于百元的车子。他们两人很快就看中了各自中意的东西，我摇摇头继续转着。
“朋友，窥（看）一窥（看）这辆吹（车）子，毛（蛮）便宜的来。”有个中年人招呼我。我瞄了一眼，车子有些破旧，车架上锈迹斑斑，便问道：“多少钱？”“侬要的话，七十元好的喽。”我接过自行车，骑上去在空地上溜了一圈，还不错，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脚蹬、车轮全都完好，至少不是方的，就是脚闸、手闸全都无用，刹车基本靠脚底摩擦。“三十元怎么样？”我停下来问他。“三十元？不要搞得来，卖废品也不资（值）的来～”他夸张的嚷嚷着，尾音拉的老长，嘴巴张的老大，瞪着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就这辆破车，跟废品也差不多，三十元不错了。”我说。他急忙道：“侬要确斯（是）想要，给六十好的喽。”“四十，不能再多了。”我也咬牙。我们两人交锋了半个小时的结果是：我还是以五十元的价格买下了这辆费品。当我掏出五张大团结（那时候还没有百元、五十元的大钞）递给他的时候，他装作愁眉苦脸的样子数了两遍，我很怀疑——五张人民币何须去数？他转身时的笑容让我感到有上当受骗之嫌。
江涛他们花了一百多买的，车子确实看上去崭新瓦亮，比我的强很多，相比之下，他们的自行车就象是个公子哥儿，我的就象是个乞丐。他们看见我的车子少不了是一翻挖苦。我们登上自行车往回走，车子有节奏地发出“嚓嚓”声，可能是脚蹬碰着链盒，偶尔还“碴”的一声蹬空。路过一间小五金店时，我猛然心里一动，进去买了桶白漆和一把刷子，他们俩诧异的看着我，不知我要干什么。快到学校门口，有个修车的老人，我停下来，让他们俩先回去，请老人帮我换了两根刹车绳，又修了修脚蹬和链盒，车子总算不响了，铃铛并不想换，因为觉得实在没有必要，结果又花了十元，我眼前又出现那个卖车人的笑脸，这十元钱本来应该他出。
我把自行车扛到了教室里，钱瑜琦和石芦芸在读英语，张航在临摹着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我翻了翻几个人的抽屉，找出把螺丝刀子，撬开油漆桶，又找了根小木棍将油漆搅匀，便在自行车上涂刷起来。他们三人看着奇怪，都凑上来问，我也不答，很快就将一辆黑色的自行车刷成了白色，他们看着都觉新奇。午饭后又刷了一遍，到晚上再刷了一遍。现在我的自行车就已经由乞丐变成了小姐，看着这辆天底下唯一的车子，我不免有些得意，很为自己的想法自豪。不过我的自豪没过几天，因为在图书馆看到有两辆它的同胞兄弟，一辆也是白色，不同的是用黑漆点上许多点，犹如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