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见初有成效，得意极了。回宿舍，又复制一套，悄悄放过去。
这次，J气坏了，冲到我们宿舍来，问我们，“什么意思？”雁笑嘻嘻地说，“你不是喜欢黑衣黑发黑美人嘛，我们做点给你让你高兴一下呀！”J没好气地说了声“无聊”，就走了。
雁见找到J的软肋，更加激动，加快了复制的速度，不停地做，一见J离开宿舍就放过去。其他的男生也看出来J被整，见雁放东西，就幸灾乐祸地笑。
J气得抓狂，冲到我们宿舍来。见雁正拿着笔往纸人身上涂颜色呢，他一把抓过雁的笔，大步走了。
雁没回过神来，愣在那里。等J都消失得没影了，才急得大叫，“我的笔！”
接下来，局势逆转，雁着急拿回自己心爱的钢笔，J呢，时时防备着。雁无奈之下，求我去取她的笔。
我到J的宿舍，假装找其他同学商议所带实习班的事，眼睛却瞄着J那边。J趴在桌上写东西，雁的笔就在他手边放着呢。
我假装离开，从他桌边经过的时候，迅速抓起笔就跑。他反应也快，跟着追出来。我大叫：“雁，救命！”
幸好我们两个宿舍就几步路的距离，否则，他那么长的腿，我再是短跑健将也不顶事啊！
我冲进宿舍，雁已在门边候着，我一进去，她迅速“砰”地一声关上门。
J气急败坏地在外面捶门；我在门里惊魂未定，气喘吁吁；雁则开心得哈哈大笑。
☆、十
实习渐渐接近尾声，系里陆续传来一些要人单位的信息。听说有一个海南省教育局的名额，我颇为心动。
对于回家乡还是去外地，各人都有不同的打算。大部分女生的想法是如果不能留在读书的大城市B市或者分配到家乡那个省的省会城市，就回到老家父母身边去。而我，因为某些私心，一直渴望能远走高飞，离家越远越合我意。
我申请去海南，系领导劝我说，分到海南省教育局还有可能往下分，海南才开始改革开放，各方面和内地相比还很落后，一个女孩子去恐怕吃不消。我还是坚持，最后终于得到了这个名额。
我非常激动，给家里发了个电报。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宿舍学习，我表妹跑来叫到她家去一趟。我问她有什么事情，她说我妈来了。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赶紧放下书本就随她去了。
到了我大姨妈家，可不得了，我妈已经哭得两眼通红，见到我都说不出话来。大姨替她劝我，说父母不放心我去那天涯海角的地方，那么遥远，要是去了，这以后恐怕见面都困难。再说，夏天是我爸爸身体状况最不好的时候，海南的夏天又是酷暑的地方，他想到我那里来休养一下都不可能。
被说到我的私心上，我也心酸地哭起来。我靠着妈妈坐在床上，边哭边替她擦眼泪，但还是硬着心肠不松口。妈妈见状，哭得更加伤心，赶路的疲惫加上心力交瘁，竟然晕了过去。我们吓坏了，大姨赶紧掐她的人中，过了几秒钟，她才舒了一口气，缓了过来。
妈妈如此的情形，我真的能一走了之吗？我深叹一口气，决定服从命运的安排。一个人不能像在菜市挑选青菜萝卜一样选择自己的父母，我既然已经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女儿，我就要尽到做女儿的责任和义务，我就要分担妈妈的悲伤和无助，我就要尽力为这个家带来希望和欢乐。我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
我们的痛苦之源来自于我的父亲。我不太了解我的父亲，他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一个工厂做技术员。
记得我小的时候，他严谨好学，天天跟着收音机学英语。他还特爱干净，每天中午回家都要把家具擦一遍。我们吃饭前必须洗手，洗过的手除了碗筷，再不能去摸其它东西了。
他对我和妹妹的学习非常重视，每天辅导我们做功课，给我们削铅笔，考试前还把钢笔的墨水给我们灌好。在学校要是有同学欺负了我们，他还会去找人家的家长谈。
爸爸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们炸麻花、油饼之类的小吃；带我们去打乒乓球、排球，唱些他参军时唱的歌曲给我们听。
他还重视培养我们的业余爱好，托人送我和妹妹去少年宫学书法、美术，还买了个凤凰琴回家，让我们学着弹。
但是爸爸心情不好的时候发起脾气来非常厉害。他其实几乎不打我们，但他严厉的目光已足以让我们大气都不敢出。我能记得的唯一一次挨打，大概是在4、5岁的一个夏季。爸爸不允许我们在吃饭时间到别人家去玩，但那天我在同住一层楼的一个小姐姐家玩她的洋娃娃，他们已经准备吃饭了，我玩得开心忘了在这种情形下该离开。等到被爸爸叫回家的时候，灾难就降临了。他顺手用正在捅蜂窝煤的铁钎子朝我的腿抽过来，我惨叫一声，一条长长的血印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大腿上。妈妈闻声过来，吓坏了，赶紧把我拉开。
后来外婆因为这事找爸爸谈了话，认为他不应该对孩子这么粗暴。爸爸也很后悔，加上后来的一个雨天，爸爸背着我和妹妹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坡滑而摔倒，把我的小腿压断了，他对我更加负疚，再没动手打过我了。
其实，爸爸的身世很可怜。听妈妈说，他才12岁，他母亲就在一次塌方中被山土压死了。闻讯赶去的爸爸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惨状，那情景大概让他又痛又恨又怕。爸爸很爱他的母亲，他说母亲性情很温和，关心他们兄妹，教给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说不喜欢他的父亲，只说他父亲除了起早贪黑地干活，养活他们兄弟姊妹六个外，就知道骂人。想来也不难理解，一个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的鳏夫，睁开眼想的就是如何养家糊口，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怎会有好心情呢。我初中的时候爷爷就过早地去世了，大概这也和年轻时的苦难生活影响身体状况有关吧。
虽然爸爸成绩很好，但为了分担家庭的负担，他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升学，参军去了西藏。每次发了军饷就赶紧往家里寄钱，一待就是6年。西藏，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可爸爸说只觉得冷，很久才能洗一次澡，天天盼着回家。
最倒霉的是，中印边境起了摩擦，爸爸乘坐的军车在去的途中翻了车，他被压在车下，侥幸活了下来，但留下了头疼和背疼的后遗症。
后来爸爸去北京读了军校，然后退伍回家乡进了工厂，做了技术员，做做机械制图什么的活儿。
我们小的时候，他还比较年轻，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尚可。但他不爱笑，翻出他二十几岁时的照片，我看到的是一张英气勃发的冷峻面孔。
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常常在半夜起来唉哟唉哟地叹气了。更可怕的是，他开始变得疑心病重，说厂里的人要整他，排挤他，闹着要调动单位，要搬家。妈妈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他就抱怨说妈妈不理解他，不知道他的痛苦，有时候还狂躁地掀桌子，摔门。
只要父亲不在家，妈妈和我们姐妹俩就有说有笑；父亲在家里，我们都很小心地行事，生怕惹恼了他。
我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考上了重点中学，虽然从家走到学校只有三、四十分钟，我还是逃也似的住校去了。
我高中那几年，爸爸更加变本加厉地闹腾。妈妈没辙，提出带他去看病，爸爸勉强答应了。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愿意去看，妈妈也瞒着我们，只说去厂里的疗养院疗养。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回了家，好像情绪好多了，但不愿意吃医院开的药，说吃了脑子不好使。我问妈妈爸爸是什么病，妈妈说爸爸是脑震荡后遗症。
十几年以后，妈妈才告诉我，医生诊断的是“创伤后抑郁症”。那时候人们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不了解，把它们和精神病混为一谈。妈妈怕我们姊妹有心理负担，所以没告诉我们真相。
夏天是爸爸最难熬的时候。我高三最后那个学期，大概因为我这个高考生无形中带来的压力，爸爸的情绪波动更加剧烈。
我为了复习时间长些，偶尔回家住。有一次妈妈和我们姊妹关在一间屋里看书，爸爸在客厅里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走来走去，很重地放东西。突然，他一脚踹开了我们的房门，骂我们只管自己，不管他的死活。门板被踹破了一个洞，我们吓得不敢吱声，不知道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次，发现妈妈偷偷哭，我问她，“为啥不和爸爸离婚呢？”从邻居和妈妈同事那里，我知道喜欢妈妈的人很多，妈妈才三十几岁，那么年轻漂亮，温柔能干，为何一定要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呢？可妈妈摇着头说：“你爸爸没爹没妈，我和他离了婚，谁来照顾他呢。他不发脾气的时候还是挺好的，说不定过几年他病好了脾气就不这样坏了。”
我心里狐疑。是的，爸爸让我对人性产生了怀疑。我很想了解一个好端端的爸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去市里进新书最快的芹溪书屋买了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心理学著作来读，想从里面发现点蛛丝马迹来解除我的疑惑。
一读下来才发现心理学的海洋浩瀚无边，于是我萌发了报考心理学的念头。我填报志愿的都是师范大学，一者是因为只有师范有心理学专业；再者是因为师范要补助伙食费。爸爸隔三差五地休病假，我觉得有补助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让大家都过得轻松一些。
和爸爸相处的日子提心吊胆，我渴望着通过上大学逃跑，跑得越远越好。
但是越急于求成越事与愿违。过于强大的动机让我难以用平常心来面对考试，高考的头天晚上就失眠，妈妈给我吃了一颗安定，勉强睡着了。第二天却什么也吃不下去，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点西瓜水。第二天晚上吃一颗安定已经不抵事了，我吃了两颗才睡着。就这么着，我高考三天一粒米未进，靠西瓜水和安定熬了过来。
结果可想而知，我在班上的名次大幅度下滑，分数刚过重点线，没能上成北师大，没能远走高飞。而考上的这所师大，也调配了我的志愿，让我学我觉得最难啃的最没兴趣的物理专业。物理和心理虽只一字之差，内容却有着天壤之别。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考上大学后，爸爸精神状态有了极大的好转。我上大学的这四年，除了在夏天爸爸偶有焦躁，我家雨过天晴，暴风雨后难得的风平浪静。
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摆脱束缚，获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那些可怕的场景让我战栗，同学大声的关门和争执都会让我的心怦怦乱跳。
我这些自私的念头在妈妈的昏厥面前土崩瓦解。我乖乖缴械投降，和她一起去系里说明情况，放弃了去海南的名额。
☆、十一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对未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期待了。我的海南梦破灭了，对我来说，远走高飞的希望是没有的了。
同学们问我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我只说家里不放心我一个人远走他乡。其中的曲折原委我只字不提，我只想默默地独自承受我的命运。
那段时间，我变得很沉默，也不掺合雁、J的纠葛了。
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里看书，J悄悄推门进来，在我书桌对面坐下。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随手拨弄着桌上的书本，冲我笑笑，也不言语。
突然灯灭了，外面传来同学们七嘴八舌的吵闹声：“怎么又停电了！”
我们俩好像对停电无动于衷，一点没有大惊小怪。
周围渐渐静了下来，黑暗中我们呆坐着。
他突然打破沉寂，轻声问我：“到昆明去怎样？”
对这么突兀的问题，我心里惶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更不知该怎样回答。
我惊慌地挤出一句话：“你自己的分配都还没有着落，我去干什么？”
他顿时语塞，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回去了。
分配工作，就是分配命运。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生敢于抛弃铁饭碗，想去哪里生活就去哪里生活的。我们要跟着档案走，组织上把我们派遣到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当然，也可以自己先去联系单位，然后让愿意接收的单位到系里来要人。但一般人的能力都还局限在自己的家乡寻找门路去联系单位，能跨省跨市的那是难上加难了。
事后我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回答有些让他难堪，好像人家本是热心肠，自己却冷言冷语把人家打发了一样。J说的那些话虽然语义模糊，但分明表达了对我未来的关心。
实习终于要结束了。离开管理学校的倒数第二个晚上，我们系的实习生和接收我们实习的班主任老师们开了一个总结性的茶话会，大家一边吃着瓜子水果，一边互相说些感谢的话。
我们几个女生坐在一起，J拿着一个橙子笑眯眯地走过来，把橙子递给我，说：“拿着，这可是血橙噢！”大家纷纷把头伸过来看，果然，我手中那个橙子虽然个儿小，但是瓤血红血红的，是少见的血橙呢。
我把橙子分成几瓣散给大家一起吃。橙子很甜，我的心里更加甜丝丝的，心中的阴霾也在这不期然的关怀中一扫而空。
第二天中午，我们买了饭在楼道上吃。来往的同学都在看着我笑，让我觉得蹊跷。我朝自己浑身上下看看，没发现什么呀？再扭头看看背后，也没啥。最后用手往后背上一摸，摸到张小纸片，拽下来一看，是张饭票！
一定是谁搞恶作剧，我扫视周围的人，看到J在窃笑，一定是他！
我气不打一处来，哼，开玩笑开到我身上来了！我没有立刻发作，暗暗寻找机会整他。
吃过饭，男生们都没事做，邀约着去校外打台球。我一看机会来了，迅速堵在J门口不让他出去，其他男生劝了半天我也不松口，他们只好撇下他走了。
J站在门口歪着头，笑得贼兮兮的。我装作很生气的样子，恨恨地瞪着他不说话。僵持好一阵儿，他弯下腰，小声央求我放他去打球，说明天就回学校了，在这里是最后一次打球了。
我想也是，这么困着他自己也得在这儿耗着。不过，就这么放过他也有些不甘心。看他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