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二楼的某一个偏房，四面墙壁雪白，窗外可见碧绿的草坪和一丛丛不知名的植物和鲜花。草坪过去便是城市景观。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一把吉他，他一眼认出是刚来北京时的那把。另外一面墙上挂着一幅油画，上面是一个拉小提琴的欧洲中世纪音乐家，他怀疑是肖邦。房间中间有一架考究的钢琴。
“这是音乐室。”杨妮说着，打开琴盖，从前面坐下。
“这些你都是什么时候有的？”他问，“在我印象中你一直在国外，不是在新加坡就是在日本。”
“而在国内的时间呢，则都在唱歌录歌对吧？事实也是这样。这房子呀什么的，都是我设计好由老板派人安排的。当然我也亲自参与监督。怎么样，都还行吧。好，我开始弹了，要听什么？”
“当然是你的歌。”
杨妮就弹了起来，专心致志。听得出就是那首《追问的彩虹》。这纯粹的乐曲同配上歌词以后由她演唱的歌，又有别样的味道。他听着，沉浸其中，感受着这个无论做什么都使他着迷、并历经无数变故而依然不悔的女孩的梦幻世界。
“我觉得无论是《姐姐》还是《追问的彩虹》，都和你追求自由的心态不相符合。”等她弹完一曲，他对她说。
“但总体氛围是一样的，”她翻着曲谱，“这张专辑的共同氛围是淡淡的失落和深深的悲凉。具体的追求当然可不同。打个不确切的比方，我就像是一朵受伤的飞不起来的云，低垂在天与地之间，悬而未决──这个词用得好吧──这个时候吧，我既可能想往飞翔，也可能想往在大地上呆一会，甚至也可能希望让自己就此毁掉，总之是不满这半死不活的现状。所以说具体想法可以不一样，但总体情绪却是一样的。”
“这倒也是。再弹一曲吧。”他赞同地点头。杨妮挑了一首，又弹起来。这时窗外夕阳西垂，黄色的阳光乏力地进来，跌落在钢琴上。远处的楼群隐隐约约，在音乐声中起伏。
“这个星期你能不能天天陪我？”她一边弹着，一边歪头对他一笑。
“……”
“因为我想同你一起。我想让你尝尝另一种生活，自己也想重新体验一下和你在一起的那种滋味。我都跟那些人说了，这个星期我休息，一个客人都不见。”
“你老板呢？”
“也不见。你别以为我叫他老板他就是我老板了。现在谁也甭想管我，谁管我我就不理谁。你知道，我做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个自由自在？现在好了，总算可以一把吉他走世界了，我还在乎谁吗？”
“可我还要画画，那个白天星在等着我的画呢。”
“这有什么要紧，推迟一星期不要紧，那个姓白的随时都会接纳你的作品，并为你出力。其实你在他面前满可以抬头挺胸，别以为是他给你饭吃，其实，嘿，告诉你吧，给你饭吃的不是他，而是我呀，是我叫他找你，跟你交易的。我给了他足够的钱。”
“是这样？”这他倒没想到。他只以为她摆平了白天星，让他听她的，没想到给了他钱。“那你直接帮助我不就得了？”
“那样你一时不会接受，我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道理。再说，反正你是必须有画画界的一些关系的。我来帮助你那是纯粹物质上的，而让他出面，你可一举两得，既出名，又得利。”
“这倒也是。”他说。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结果整整一个星期，他过起了贵族老爷的生活，天天吃喝玩乐。他们到保利大厦剧场看英国芭蕾舞团的演出，到不同的饭店一家家地品尝法国乳鸽、日本生鱼片、美式炸鸡、土耳其烧烤、韩国冻肉、泰国蛇肉、意大利剪肉饼。他们到长富宫饭店的网球场打网球，到康乐宫打保龄球，到顺义跑马场骑马，到通县狩猎场打猎，等等等等。
玩得最惊心动魄的是那次在王府井的一家夜总会，杨妮化成男装，他们像两个大男人似地到夜总会去找女孩。
“两位先生去夜总会玩玩？”杨妮说今晚玩个新鲜的，于是她穿了一套男式西服，把头发藏在呢帽子里，脸上涂了点黄油，两人在王府井街头逛。一会儿功夫，果然有事发生。一个瘦高个的短发女孩走过来，对他们说了这么一句。
他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怎么应答。杨妮粗声粗气道：
“在哪儿？”
“就在不远处，灯市口。”
“怎么样？”杨妮转头象是证询他意见似地说。
“我不知道，随你。”他说。
“好不好？”杨妮对那女孩说。
“我们那儿女孩儿都很开放的。”
“怎么个开放？”
“到时你们想带出去也可以。要不带，我们那儿也要现成的床位。”
“我怕不漂亮。”杨妮看看他说。他低着头，觉得好笑。
“绝对漂亮。到时候你们可以挑嘛。”
“价格怎么样？”他说。
“我们是新开的，价格可以打折扣。”
“女孩儿呢？”杨妮说。
“女孩的钱看你们自己给啦。”
“圣诞刚过，都快元旦了，你们生意还不好？”他想到她冒着寒风在街上拉客，也属不易。
“就是在这个空档期嘛。”
“嗯，走吧！”杨妮毫爽地一挥手，那女孩便笑了：
“跟我走。”
他们跟着她走了几百步，转一个弯，来到一家夜总会。一进门厅，一阵浓浓的脂粉气扑鼻而来。门厅里坐着一大群女孩，个个浓妆艳抹，在那里聊天、打扑克，等着客人挑选。
“放大胆子挑，挑两个最漂亮的，带她们上床。”杨妮在他耳边说。
“不敢不敢。”他说。
“那不上床，就带唱唱歌跳跳舞。”
“我不喜欢这么玩，跟陌生女孩唱歌跳舞有什么意思呢？”
“啊呀，你这人真不好玩。”杨妮跺脚。
这时出来一个看上去很是端庄的中年女人，对他们说：
“两位先生想包个KTV是吗？我们这儿条件还不错，要不要先进里面看看？满意的话，挑两个女孩。业余时间，大家高兴高兴，平时也没什么时间吧？”
“不用先看了，就带两个女孩吧。”杨妮说。
于是他们选了两上相对漂亮的，进到一个包间。那两个女孩似乎对杨妮很满意，不时抛媚眼。
上点心。撒娇。唱歌。闹了半个小时，杨妮忽然一皱眉：
“不玩了，不过如此，宋荣桓，走人。”
“喂喂，才这么一会会儿呀？”两个女孩各有拦住他们的架势。
杨妮说：“够了够了，叫你们经理来结账。”
一个女孩阻止说：“不嘛，先生，再玩玩。”已将身子伏上了杨妮的肩。杨妮将身往后一仰，然后摘下帽子，甩出一头长长的秀发。
“哇！”
“还玩吗？”
“玩的，我们更乐意玩啦。”两个女孩相互做个鬼脸打量他们。
“走！”杨妮一把拉起他，两人走出前台，付了财，把目瞪口呆的女经理甩在身后就走。
“好玩吗？”走到街上，杨妮开心得“嗬嗬嘿嘿”笑个不停。
“我不太喜欢。”
“但有新鲜的体验对吧？还是很好玩的。”
“就算好玩吧。”他说。
“明天到哪儿去玩？”
“你非得天天有节目？”
“我觉得难得跟你在一起玩得开心啊。过了这一段时间，我就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这么开心了。”
“只要你乐意，我当然陪你。”
“你如果不乐意，也不要勉强。不过，毕竟没有这么开心地玩过对吧？这几天，你已经有了好几个第一了，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射击、第一次打高尔夫球、第一次到夜总会泡妞，第一次……对了，元旦之前还有个好节目，你一定要跟我去。”
“我不是每天都跟着你吗？”
“别担心你的画。元旦后我跟你一起去找白天星，安排你的事。完全可以搞定，他是李莲英，我是西太后嘛。”
“你怎么会这么说。”
“我跟他有一次聊天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他说您尽管吩咐，您的话我一定照办，您在我面前就像是老佛爷。那我说那你是什么。他说那就是李莲英罗。就这样。那你还担心吗？”
“不担心了。”他说。
“真的？不可能吧。”
“真的不担心。”
“真的不担心了。真不担心那可不好，可不能光顾跟我玩呀。”
“哦对。”他笑。她也笑40她所谓的那个好节目是参加法国大使馆文化处举办的一个欢送酒会，是为了欢送当时一个刚刚结束在北京的演出的音乐团体回国。酒会邀请了中国文艺界一些当红明星，也邀请了杨妮。
他们的车子进入使馆区，来到法国大使馆的时候，酒会刚刚开始。灯红酒绿之中，文化处那个高鼻子黄头发矮个子官员用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介绍了在座的艺术家，同时有人用汉语翻译一遍。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他们尊敬的摇滚歌王崔健，看到了流行乐坛的好几个老牌明星，也看到了一些电影界的明星。其他的中国人他们就都不认识了，外国人当然一个也不认识。
“崔大哥！”等那法国官员介绍完毕，杨妮迫不及待地端了一杯红葡萄酒，走到被白种人包围的崔健跟前去，他也跟上去。
崔健虽说要比他们大得多，但杨妮依然叫他崔大哥，他也时不时地叫杨妮为“我们那个不唱摇滚的小妹妹”。据杨妮说他们是在一次群星演唱会上认识的，当时两人一见如故。
“杨妮，你好。”崔健转身，朝杨妮咧嘴一笑，又看他一眼说，“你是画画的。”
“对。”他说。
“他叫宋荣桓。”杨妮介绍说。
崔健跟他握手，说：“跟杨妮是朋友？”
他点点头，不好意思地笑笑。在崔健面前，他有些不自然。说实话，这次跟他见面，他觉得甚是幸运。
“中国摇滚乐之父。”杨妮又指指崔健给他介绍。
“介绍什么呀，谁不知道崔健？”他说。
“别叫我摇滚乐之父。”崔健说，“人们老这么说，我就有点尴尬，我自己觉得我还有很多事要干，而且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不愿意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不，我就很愿意有你这么一个爸爸。”杨妮调皮地眨眨眼。
“你是我的小妹妹。”崔健笑，“这段日子你都在国外？”
“就日本。下次我想到欧洲去。”
“为什么不在国内开演唱会呢？你有开演唱会的实力。”崔健朝远处一个忽然叫了他一声名字的西方人扬了扬手，对杨妮说。
“其实我对开演唱会呀、录歌带呀什么的兴趣不大，”杨妮说，“我只是想唱唱歌，我只喜欢唱歌，它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机会。你呢，你都开了这么多演唱会，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今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其实这十年只是一个开始，一个起步，我想做的事情还在后头。自己在这十年干得不错，没出什么大乱子，有些小的悲欢离合。在全国有一百多场的大小演出，我觉得还不够，一年就应该有一百场。”
“崔大哥就是崔大哥。”杨妮朝他翘大姆指，他点头笑笑。
“听说你刚刚制作完一张新唱片？”他说。
“对，快要出版了。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
“有什么新的东西？”杨妮说。
“我在音响效果上作了可以说是全新的实验和尝试，但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旋律。”
“是吗，那广大歌迷恐怕要失望了，包括我们这位宋荣桓。”杨妮拍拍他的手臂。
“期待着我创新？”
他点点头：“期待着你。”
崔健喝了口酒，想了想说：“我写音乐，是给年轻人看的。我承认歌词还是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我不可能回避我的音乐特点。对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长时间，不管怎么样，生活中有个最基本的态度，那就是想、说、做三点成一直线才会成为生活。具体想什么，这是代沟的问题，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和做的一致，我就尊重他们，但现在能做到这点很难。”
“更年轻的歌手已经出来，你们所期待的，应该在他们那儿找到。”他又指指杨妮说。
杨妮笑：“唱歌对我只是一种争取自由的方式。”
“不管目的如何，你在客观上还是唱出了时代、音乐本身要求一个年轻的优秀歌手唱的东西。我对你还是满意的。”
“让你满意我真开心。”杨妮开心地笑道。
“大众音乐发展速度太快，而社会没有给我们一个环境，音乐只给人们一种消遣，但没有上升到灵魂的高度，没有给人一种判断。文字是一切的终极判断，但音乐不是，音乐是一种文化，但我们忽视了听觉艺术。但杨妮却在无意之中做得相当好，你的那些歌里有触及灵魂的东西。”
“谢谢。敬你一杯。”杨妮举起杯，崔健和她碰了一下，也和他来碰，他却没有端酒。
这时崔健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来“喂”了一声之后，声音立即柔和起来：“好的好的，爸爸马上就去抱你。”收了机说：
“我得回去了，我女儿想我了。”
“就这么回去，就为了你女儿？”
“有了孩子，你就跑不了了，必须面对现实。你的个性在妥协，人格在妥协，出了问题必须自己解决。看着孩子，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童年一样，有回忆自己过去的感觉。”
“那酒会……”
“我来应酬过了也就行了。其实我一向不喜欢这类应酬活。好了，再见。”
“再见！”
“对了杨妮，”走出几步，他又回过头来说，“你想在世界各地走走，这想法是对的。但我相信你最终还是会觉得自己家好，北京好。”
“为什么？你说说，你说说。”杨妮不乐意让他走，趁势拉住他，让他再说几句。
“小鬼头，”崔健笑笑，“你应该知道，你出去之后，很多东西会自动关闭，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人、中国背景。我理解你们这些想换换环境的艺术家，树挪死人挪活嘛。如果我在中国没朋友、没信任、没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