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轻盈的灯，只是这些先进的设备，当然不会出现在我们这种穷教学单位。UCLA虽然有点经费，但还是买不起新的器材，我们常常很感激的收下好莱坞淘汰不用的各型原始巨大怪物设备，有的升降型摄影座古老得像中世纪攻打城堡用的云梯车一样，拍完那个镜头，摄影师如果能安全降落地面，已算一桩成就。
除了搬运、做道具、做服装，算劳力的事情外，剪接其实也是很费力的手工活。
剪接的第一步骤，是选片段，选片段有多累，要看你拍的时候有多疯狂。拍“发条橘子”的美国大导演库柏立克，据说同一个表情，可以叫演员演五、六十次，演到演员脸部肌肉抽筋为止。
要从“五十次哭”当中，选一个“最适合的哭”出来，这是剪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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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纪公园”的原著作者克莱顿，自己也导电影，他说他有次在伦敦，逛进一栋“灵媒之家”，就在里面随便找了个从未见过的灵媒试着看看好玩。结果灵媒欧巴桑闭上眼睛看了半天，说话了——
“你的职业好奇怪，哇……我从没看过有人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养蛇的吗？”欧巴桑闭着眼、皱着眉问。
“我养蛇？你看到了什么景象？”克莱顿问。
“我看到你坐在一个大房间，房里放满了大篓子，每个篓子上都吊挂着一条一条黑蛇，挂得到处都是…………”欧巴桑灵媒描述着：“真怪，这些黑蛇的蛇皮亮晶晶的，好像会反光，可是每条蛇都动也不动一下…………是都死掉了吗？………怪呀，这是做蛇药的地方吗？”
克莱顿听到这里，悚然听懂了灵媒在讲什么，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来。
灵媒闭眼后看见的“死蛇房”，正是展开剪接前剪片室里的景象。一部电影有多少场戏，就有多少个篓子，每个篓子上有一排钩，按着镜头的顺序，每个钩子就挂着那个镜头拍好的影片。
影片一段一段，远远看去，就像发亮反光的黑蛇。
欧巴桑灵媒就算用猜的，也绝对诌不出剪片房这个诡异的“死蛇地狱”景象，除非她不但认得出克莱顿是个电影导演，而且她也是电影系毕业的。怪不得克莱顿要吓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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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的暴力派导演锐斯同学，只要拍到暴力画面，总是情不自禁，叫演员一演再演，要不是财力有限，底片不够，我看他是很乐意每个杀人镜头都拍他个三百遍的。无非是举起牛排刀再戳下去嘛，我们旁边看着，都觉得差不多了，知道杀了人就可以了，他在拍片现场，却红着眼大喘气的叫着：“很好，可是，让我们再拍一次，这次，我们把刀偏向左边十五度左右，让刀的边缘闪出一道光……”
锐斯这样歇斯底里的拍，进了剪片房以后，当然挑片段就会挑得很累。有一次我陪他挑一个女主角被刺杀时，脸部痛苦表情的特写，这个镜头，锐斯叫可怜的女主角演了三十次，拍到后来，女主角根本不必演，看起来就已经是一脸要死的表情。锐斯进了剪片房，却看得津津有味，“咦，这一次两排牙齿间的口水没有牵丝……”“咦，怎么这一次口红被口水洗掉一小块？……”
可是，即使热爱暴力如锐斯，翻来覆去的挑到后来，也濒临精神错乱，喃喃自语，两眼发红。
好不容易，他总算把三十段影片来来回回算看够了，小心翼翼的挑了他自认为最最最满意的一次出来。他很珍贵的把这段影片，挂在他专属影片大篓的钩子上，另外淘汰的二十九次呢，就垂挂在篓子边缘上，如一条一条蛇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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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锐斯跟我出去吃饭了。等我们吃完饭再回到剪片房，发现房间竟然被锁住了，我们敲敲门，过了半分钟，门才打开，只见公牛同学神色有点不自然的跟我们点个头，走了出来。锐斯往剪片房里走，，却又撞上另一个人，是长发散乱的葛洛丽亚。葛洛丽亚一边整理头发，一边对我眨眨眼，露出顽皮的笑容，也跑出去了。接下来，只听见锐斯一连串脏话爆炸开来，我跟进去一看，只见锐斯的大篓子被撞翻倒地，片子一段一段的，散落一地都是，锐斯千辛万苦才挑出来的那一段，当然也混在里面，如同一滴水回到大海之中，看来锐斯不免又必须重新欣赏他那位可怜的女主角惨死三十次的表情了，而我绝对不相信，他会挑到原来他挑中的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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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公牛君和葛洛丽亚，在剪片房里做了什么，会把这么大个影片大篓子给撞了个碗底朝天呢？我回想起开学时，葛洛丽亚跟我说过她以前跟公牛君“认得”，这学期他会找机会跟他“相认”，让他想起她是谁来……照情况看起来，公牛君应该是恢复记忆了吧。
16、流浪遇老毒。
毒，是相对的。
你不需要最毒，
你只需要比你在流浪时意外遭逢的毒物，
再毒一点点就可以了。
决定选修“恐怖电影分析”课时，事先并不知道同学也会挺恐怖的。
我们这组人主要是学拍片，算是所里的“武班”，跟专门念电影理论的“文班”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所里还是规定我们要点缀式的选几门分析研究的课，我心中有黑暗小世界，常常闹鬼，理所当然选了“恐怖电影分析”。
教课的爱纹教授非常白，白到呈半透明状，讲话轻声细语，像怕吵醒鬼。爱纹教授把这学期要看的片单发下来了，从德国的黑白默片“吸血鬼”开始，到丹麦默片的“吸血鬼”，到好莱坞最早的“吸血鬼”，到好莱坞最早的“木乃伊”、“狼人”、“金刚”、“科学怪人”，再到“豹人”、“活死人之夜”、“德州电锯大血案”、“突变第三型”、“大法师”、“异形”，一大串片单拿在手上，好像会滴血、流粘液、外带冒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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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一条长桌子，教授端坐上首，学生分为文武阵营，左侧，坐的都是像我这种学电影制作的学生，右侧，坐的都是修电影理论与电影史的，博士班的学生。
我们这些学实际拍片的，是没有博士学位可念的，美国的研究所大多为“劳动型”或“实做型”比较强的学门，设一种叫“专业硕士”的学位，比方说学舞蹈的、建筑的、雕刻的、摄影的，都是拿这种“专业硕士”的学位，就算你想念博士，研究所也不提供博士学位给你念。博士学位，是给那些修建筑理论的、艺术理论的人念的。建筑学博士多半一辈子也不盖房子，艺术史博士多半不雕刻不画画。
我们这些拍电影的学生，大概都不很喜欢跟这些修电影理论的博士生聊天，尤其不喜欢跟他们聊电影，原因很简单，我们流血流汗拍的一场追车，在他们眼中只是无意义的垃圾，而他们赞赏得要死的某些“风格”，常常根本是我们光圈调错或者底片漏光才出现的“错误”。所以，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相对的，他们一定也很容易就觉得我们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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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有时会出现白发苍苍的学生，这很自然，人年纪大了，想在知识上更近一层，就钻回学校来修博士，也是很惬意的过日子的方法。可是我们“恐怖电影”课上，出现的这对老夫妇博士生，是在老到超过大家预期的程度。他们二位老到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坐直身子，直视老师。老夫妻中的妻子叫香坦，她的头部始终都轻微颤抖，配上一头戟张的白发，看着很像随时会随风而逝的蒲公英。老夫妻中的丈夫叫道格，戴一付会把眼球极度放大的厚片深度近视眼镜，像一尾深海怪鱼。
这两位老到这样了，竟然还来修“恐怖电影”，堪称是壮举。很多人误以为老人家活久了，一步一步逼近生命尽头，一定比年轻人从容，累积了足够智慧，能直视死亡。据我观察，真相并非如此，像我已升天的伯父，九十岁开始，不愿一人待在屋中，只要他发现落单了，即使佣人只是出去十分钟买个东西，伯父也必然立刻夺门而出，宁愿呆立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也不愿一个人待在屋里。我猜他是怕没人在场，他会悄无声息被“带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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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长桌的对岸看见这对老博士生时，还挺佩服的，觉得要是自己到这么老，大概没法这么好学了。可是，在课堂上几度交手下来，我们“武班”发现“文班”这二老满腔怨毒，很像武侠小说里隐居老怪、天残地缺之流的人物，不可理喻，出口就要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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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电影”课，要讨论“金刚”。老香坦发出嘶哑的声音，开口了：“金刚，这只大猩猩，就是纽约的黑人。”
“何以见得？”两、三位黑人同学反问。
“用看的，小鬼们，用看的！”老香坦很不耐烦：“你光看金刚那张猩猩脸，不活脱就是照黑人的五官做的？”
香坦的话也许有她的道理，也符合电影分析课探讨精神，但她的措辞实在应该小心一点。
“你是说黑人长得像猩猩吗？你这个老泼妇！”非洲来的赞那布同学立刻发飙。
“你看看电影最后，金刚这只大猩猩，绑架一个白种人美女，爬到象征文明社会的纽约帝国大厦上去，跟美国空军作对，这就是白种人对入侵纽约的黑人的恐惧啊！”道格老虽老，喊叫起来还挺有劲的。
老道格说的，其实很能反映在种族歧视依然严重的三十年代，主流白种人的心态，可是天地二老的态度，却比较像是借着恐怖片里的黑暗元素，来铸造自己的毒飞镖，在课堂上对年轻同学随手发射。恐怖片，本来就是被全社会的怨念激发出来的产物，当然可以提供二老源源不绝的黑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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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香坦和老道格这对夫妇，也就开矿般的不断从恐怖片中挖掘出毒液，在课堂上四处泼洒——
“单亲妈妈根本没资格照顾小孩！‘鬼娃恰奇’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嗤，没时间陪小孩，就把小孩丢给洋娃娃做伴，小孩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二老招惹完黑人同学，又招惹了班上几位单亲妈妈，接下来呢？
“男人逃避婚姻，就会制造问题，像‘科学怪人’那样，好好的婚不结，两个男人躲在古堡里‘制造生命’，不就造出了一只谁都对付不了的大怪物出来，闹得鸡犬不宁，男人搞同性恋，就是制造麻烦！当然会被全村的人拿着火把追杀！”二老说。
这又炮打同志了，不要说是班上几位向来公开自己是同性恋的同学，连其他异性恋同学都听不下去，跟二老争辩起来。搞到爱纹教授只好常常要出面劝架，并且训诫二老：“电影研究的目标，并不是要研究谁对谁错，如果一心只想责备和自己不同的人，那直接去教堂就够了，不必硬要在研究所里找知音，研究所不是干涉别人生活方式的地方。”
不过二老显然也不很在意爱纹教授的话，二老加起来活了近两个世纪，不甩一个四十岁的教授，天经地义。我们听说这两位已经在研究所晃荡八年了，看来他们根本不在意何时拿到博士学位。况且，据说他们交的报告水准很高，旁征博引，压倒不少年轻教授，所以教授们也拿不出什么手段来对付。学校呢，乐得年复一年的收他们学费，反正电影理论博士班的名额也不是多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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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教授放完经典恐怖片“异形”以后，要全班同学在纸上画出异形这只外太空怪物的“头形”，大家正在画时，老香坦就已嘟着嘴抛下画笔。
“太低极了，我不画。”她说。香坦把笔一丢，顺手也把老道格的笔抽掉，不让他画。
爱纹教授笑咪咪的要大家把画好的“异形头像”一起张贴到教室墙上，贴好后放眼一看，全班“哗”的起哄。
怪物异形的头部，根本就是依照男人的器官在某个状态下的样子设计的，非常明显，只是电影拍得够紧张、观众被吓都来不及，谁有空去注意异形的头长什么样子。直到这时教授要我们画出来，大家才赫然发现这只怪物浑身都是“性”味，尤其头部真是勇猛到不行。
无怪乎老香坦一下就识破机关，不肯画完，香坦和道格抗议了——
“这是很没品位的东西，不值得讨论，太粗鲁了。”他两人拒看一墙壁大大小小的器官，转脸瞪着我们。
“放松点嘛，性，本来就是很多人怕的怪物呀，异形最后是被女英雄打败的，表示女生终于不再被性这件事迫害了，我们女生该赞赏这部电影呀。”葛洛丽亚同学鼓励香坦。
“连恐怖片也堕落了！”香坦抱怨：“以前恐怖片的性，最多就是吸血鬼优雅的吻住女人的颈子，哪里会这么低级，把男人的器官设计成一只怪物。”
我看着这两位博士班的老学生，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跟什么东西闹别扭、搞对抗，即使明知自己讨人厌也无所谓。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造成了这二老的古怪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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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恐怖片分析”下课以后，本班最忧郁的提姆·贾维苛同学，飘到我旁边来。
贾维苛非常聪明，大学时念的是哈佛的经济学系。可是他不快乐，超级不快乐。班上的人都不太理他，好像怕被他的沮丧感染到的样子。
贾维苛告诉我他的爸妈都是有名的心理医师——
“你能够想象这种同年有多么痛苦吗？”贾维苛惨淡的回忆着：“在一对心理学权威的专业辅导下长大，爸爸像探照灯、妈妈像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