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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听说赵强让他们当医生，当即就变了脸色，不过听了赵强后面的话，他才转阴为晴。
“在我的人掌握你们的医术，并能替士兵独立治疗后，你们就将负责我的火枪采购事谊。放心好了，邓肯，我可以明白无误的告诉你，就算尼布楚的银矿短期内到不了我手中，我也可以有充足的财富让你们去替我采购。”
“替病人看病，治好他们的伤痛，是上帝对我们的教诲，能够为将军阁下英勇善战的士兵服务，是我的荣幸！”
邓肯一脸真诚的望着赵强，赵强同样一脸真诚的望着他，二人对视一眼，俱是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两天，派出城往北侦察的军士没有带回俄国人回来的情报，赵强便将全幅精力放在了内部规划上面。前一阵派出去拉人头的壮丁已经回来两个，其中一人在半路撞到十几个躲避俄国人的巴尔虎人，在一番劝说之下将他们带了回来。另外一个却是小有收获，他成功说动了有三百多人丁的赫哲部落来投。二人进堡的时候，赵强都亲自接见了他们，并按事先说好的价码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随着这两个壮丁的回归，接下来的几天，越来越多的各族青壮还有老弱妇孺或几人或几十人的来投，一时之间，首义城热闹了起来。
有关吴三桂起兵后的资料
很多人纳闷吴三桂怎么就到长江边败了，骨头搜集了一些前人书定的资料，复制过来发在作品相关上面，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纯史料性东西，不喜欢看的读者不必看。对了，史料中有些内容是对康熙有所正面的，大家区别看就可以了。最后是吴三桂死之后吴氏家庭的命运，惨，全部杀光。
正式更新稍晚一点，大概在三点左右。
吴三桂同清朝的军事斗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三桂起兵，到十四年（1675年）底，三桂发动战略进攻，清朝战略退却；
第二阶段，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到十六年（1677年）底，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展开了互有胜负的拉锯战，而清在局部地区如甘肃、陕西、江西、浙江等处逐渐转入战略性进攻；
第三阶段，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军战略反攻，吴军全面退却，直至被彻底消灭。战争的全过程，显示了它的内在规律性，颇有节奏地向前发展着，变化着。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的二年中，吴三桂乘清军无备，突然发动武装政变，并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并把这些省份和地区置于周王政权的控制之下。吴军前锋直抵长江南岸。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蕃夺取了福建及江西、浙江大部分地区；王辅。臣叛于陕西，除了个别地区，陕西与甘肃绝大部分都陷入叛军之手。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从长城脚下又传来了警报：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也乘三桂叛变，“兴兵造反”。布尔尼为林丹汗后裔，太宗时被剿灭，扶植其子额哲为亲王，嫁一公主，为清朝额驸。布尔尼为公主所生，与朝廷是血肉至亲。布尔尼煽动蒙古各部造反，只有奈曼王扎木山响应，其参加叛变的，仅有二旗。四月六日，康熙命将出师，以多罗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以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副将军，护军统领哈克山、副都统吴丹、洪世禄同为军务参赞，率满洲八旗兵和调取蒙古诸部兵马讨布尔尼。
北疆出了事，西部也不安宁。西藏受到吴三桂的煽惑与收买，不时地挑起军事摩擦。它在政治上同情吴三桂，对清朝怀有动摇，若即若离。从全国情况看，除了关外的辽东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等少数地区还较稳定，再也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土地！叛乱所及，波连十余省，“贼势益猖獗”战事仅一年，康熙不禁惊呼：“逆贼得据大江（长江）之南！”战事还在向北发展，直抵长城内外。所谓“东、南、西、北，在在鼎沸”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生动概括！
在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后，带动陕甘两省纷纷叛离清朝，康熙深感局势的严重性，一时性急，打算御驾亲征。他对几位大学士说：“朕欲亲至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生民得安。”他要求他们跟议政王大臣密议，大臣们当然不会赞同康熙出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康熙离京，京师为根本重地，倘生意外，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至祖接受了劝告，暂停亲征。康熙的这个举动，足以说明当时局势的严重程度。
因战争而引起的混乱，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清朝所处的国际形势，也潜伏着危险。康熙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金光祖密报：“交趾（越南）知孙延龄叛逆，乘机蠢动，陈兵边界，其情叵测，请加防御。”康熙不得不增兵，“防守险隘”。交趾陈兵边界，其意图不外是，担心中国内战蔓延到该国，以事先封锁边界，防止窜入。但鉴于它与中国的关系，欲乘中国内乱侵入，获取中国领土，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它毕竟力量不足，只能小心谨慎从事。
还有朝鲜李氏王朝，它原与明朝的关系密切，在受到清朝两次武力入侵而被迫称臣，内心一直不屈服。吴三桂发动叛乱后。它密切注视中国政情变化。一些大臣和知识分子（儒生）甚至上疏国王，要求乘时起兵复仇。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等于康熙十三年（李氏显宗十五年）五月，相继上疏，大意是，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事变，近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3988页……七月，有一“布衣臣”叫尹，他进一长篇密疏，痛陈以往所受国耻，要求乘三桂起兵，朝鲜可与之配合行动，内称：“我国精兵劲矢，闻于天下，大炮飞丸，足以方行；得选卒万队，北首燕山，规恢进取，以拊其背，而扼其吭；开海洋一路，约郑人（台湾郑经）并势，以挠其腹里；以传檄燕、蓟、辽河以北野春诸部，日域诸岛，青齐（山东）、淮浙（安徽、浙江）等处，以通于西蜀（四川），使同仇疾，兴共奋起……我顾不难横据医闾（辽宁锦州北之山），薄逐幽沈，而为天下请兵矣！……”《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这篇奏疏，表达了朝鲜统治集团与知识界对清朝的愤激的情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未必顺利。国王持慎重态度，未予批答，要视形势而定。看得出来，南边的交趾，东北的朝鲜都对清朝抱有敌意。只是因为清朝很快转败为胜，形势见好，这些抱有敌意的国家才没敢采取行动。
交趾、朝鲜等国蠢蠢欲动，深刻地表明，吴三桂叛乱所产生的政治与军事震动已远远超出中国境内，而在交趾、朝鲜等国发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如发展下去，有可能使这些国家与三桂联合，将清朝置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当然，形势的变化，最终没有出现这个结果。这对清朝来说，的确是一次幸运！
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所出现的一系列结果。确如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在起兵前所预想，兵出云贵，旗开得胜，一路势如破竹，前锋直抵湖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隔江与清军大本营荆州相望。三桂饮马长江，翘首北望，已摆出渡江北进之态势。至此，三桂的军事进攻已达到了顶峰。
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奇怪的是，吴军进至松滋，屯驻已三个多月，却毫无北进的迹象。他的将领们都很着急，一般人士也感到不解，在云南留守的三桂核心中的人物对军事停顿不前，大军不过江甚是诧异。三桂的谋士刘玄初急忙起草了一份报告，陈述了他的战略主张。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此时，应为直捣“黄龙府”而痛饮。可是，现在却屯兵不进、河上逍遥，坐失良机，等待清四方之兵集结，我真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不是王（指三桂）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命？诸大臣都是辱国之臣，自救性命不暇，怎能为王请命！如说待世子（指吴应熊）回来吗？我以为朝廷宁可失掉四海疆土，决不会令世子回归云南！一般来说，弱者与强者斗，弱者之利在于行动迅速，而强者利于较量实力。富者与贫者打官司，贫者乐意尽快使案子完结，而富者乐意把案子拖得长久。如今云南系一隅之地，抵不上东南一郡。而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按兵不进，想与清兵久持，这与弱者同强者较量实力、贫者与富者比赛财富有什么不同！
刘玄初写到这里，不胜感叹：唉！只盼望上天早降圣人，以安定中华！《广阳杂记》，卷4，179~180页。
吴三桂读了这封信，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没有给以答复。
在此关键时刻，三桂没有听从刘玄初的忠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彻底失败。刘玄初对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拿吴氏集团的实力与清朝相比，两者强弱分明，贫富悬殊。表面看，三桂起兵时，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一年后，有各地的响应，实力大增，可以同清军相抗衡。但他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老本，后劲不足，况且各地响应者不过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占据全国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在军事上可以四处征调军队，又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人口，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它一旦发挥出来，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其实力并没遭受过大的损失。因为滇、黔、闽、两粤等主要叛乱地区，多属三藩的汉军、绿旗兵，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军事实力未减。清朝所占有的条件，使它的后劲远远胜过吴三桂集团。得明显，三桂只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较量实力，不怕持久之战。如战争拖延下去，固然双方都将困难重重，但对吴军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从而使清军转败为胜。三桂的致命错误，进至长江南岸，即停止进兵，使康熙从容而有步骤地部署兵力同吴军展开决战而胜之。这步棋，在吴氏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除了刘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还有主张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也有的劝三桂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这些主张，各有侧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而不能停顿下来。可惜三桂都不听，一到湖南，就屯兵不进，坐失机宜。《四王合传？吴三桂传》，4页。三桂的悲剧，即源于此！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他久历战阵，娴熟战略战术，应该说，已成老谋深算，对于是否继续进兵，自有打算。他考虑问题，也许自以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他苦心经营云贵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划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使自己被动挨打。三桂的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使自己的军队很快丧失掉进取的锐气。从刘玄初的信中，看出三桂还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儿子作为交换条件，把应熊放回江南，他就不过江。他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清朝会接受他的条件，跟他“裂土议和”《清鉴纲目》，卷4……康熙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亲王爵，处死吴应熊父子，跟他势不两立！三桂顿时气沮，精神低落，无法振作起来。
据说，吴三桂很迷信，对于是否渡江北上这件大事，求诸占卜。他进驻衡阳后，听说衡山岳神庙里有一只白色的小龟，其大小如一枚铜钱，居此庙已有年头了，当地人以为鬼神之使，把它奉为神灵，藏在帏中，按时敬祀它，用它来占卜吉凶祸福之事。三桂就自己的前程想问卜此龟。他择一吉日，前去庙中祀神。他把全国山川地图铺放在神座前，将白龟置于地图上，心里默默祝祷，看此龟究竟走向何方。只见小龟在地图上蹒跚而行，始终不出长沙、常德、岳州之间，然后回转至云南而止。占卜了三次，都是一个结果。三桂暗暗吃惊，信以为真，不敢轻出湖南，亦不敢渡江。《大有奇书》，转引自《爝火录》（下），“附记”，卷1，969页。
这则故事，剥去迷信的色彩，只能说明吴三桂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不便渡江罢了。此系后话，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康熙十三年四月，三桂在湖南常德给康熙写去一封信，交给被扣留的礼部侍郎折尔肯和翰林院学士傅达礼，释放他们回去，转呈康熙。走时，还给他们备了厚礼携带回京。折尔肯和傅达礼离开常德，先到了武汉，“镇南将军”尼雅翰立即向朝廷写去了报告。
康熙还没有见到三桂的信，就给“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等人发去指示：
朕思吴三桂素多狡诈，此中疑有诡计。如吴三桂服罪请降，王及将军等，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