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军最辉煌的时期是东征北伐，那时候的广仔们都有一股子创基业打江山的劲头，因此张发奎、薛岳、吴奇伟、叶挺等一流战将才会不断涌现，也才能创出第四军“铁军”的名号。
不过从这之后，粤军就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了，基本上是一茬不如一茬，表现在当家人身上，就是陈济棠不如张发奎，余汉谋又不如陈济棠。
追究原因，毛病却是出在当官的越来越有钱了。
余汉谋的基本部队是第一军，按其流脉，也是从第四军里分流出来的，但这个军早在江西时就通过经营钨矿做生意赚钱。到了广州，余汉谋把赚的钱往下一撒，团长以上的军官都成了大富翁，几乎人手一套洋房汽车，生活十分奢靡。
知情者评论说，“老谋子”的军官一般都有三套衣服，一套部队里应场面的军装，一套白天逛街的洋装，一套喝花酒的丝绸长衫。此风一开，连以前形象正派的军官也近墨者黑，成天和商人混在一起经商走私，所以第一军几乎成了“广东商团”。
傅作义曾有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粤军在战略战术上并不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当初之所以能够击败北洋军，完全靠的是一股不怕死的狠劲，现在天天躺在温柔乡里，骨头都酥了，如何还能打仗。
与之相比，桂军就不一样。李、白等人数十年如一日在清苦中生活，所以人家的“钢军”仍有寒光，广东“铁军”细看去却早已是锈迹斑斑。
虽然已经不能打仗，偏偏第一军还看不起其他粤军。他们自居为余汉谋的嫡系，认为“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变得一天比一天骄纵。
俗话说得好，骄兵悍将。“兵骄”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志气才能干大事业，也才能成就“悍将”。遗憾的是，第一军骄归骄，打仗却并不“悍”。
从淞沪会战开始，蒋介石就陆续抽调部分粤军出省参战。余汉谋舍不得把自己的第一军主力派出去，只派出了一个叶肇，其他都是“非嫡系”的李汉魂、邓龙光。后面这些人属于张发奎的老部属，这也是李汉魂等人与叶肇素不相能的原因之一。
论武器装备，粤军在全国属第一流，德械、捷克造武器不少，有的甚至超过中央军德械师，加上调出去的部队风餐露宿，吃苦精神虽不能与“老四军”的前辈们相比，但比留下来的那些公子哥又要好上不少，因此之故，他们走出广东后还都干出了点名堂。
家里剩下的只是病猫，“老谋子”却还不知道去把家门口的篱笆扎扎紧。
10月4日，国民党统帅部发来情报，告知余汉谋，日本侵略军已在台湾集结了两个师团，还有大量海军舰艇，看样子是冲广州来的。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然而“老谋子”仍然做若无其事状，未作任何防范。
老虎仔正在万家岭跟鬼子打得死去活来，这种时候，日本哪里抽得出兵来广州，再说了，小日本再猖狂，敢得罪“大英帝国”吗？
历史上，广州与香港联系紧密，后者是英国殖民地。日本侵占广州，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与英国的关系，这就叫投鼠忌器。
日军大兵压境，“广东商团”的各级官佐还在广州甚至香港游玩，毫无要打仗的紧迫感。
直到10月10日，余汉谋得到报告，日本海军舰艇已云集于广东大亚湾海面。这下他才慌了，知道对方是要动真格的。
赶紧打电话。不是打到部队驻地，而是打给各地电影院老板，让他们赶快打出字幕，要求跷着二郎腿看电影的兄弟们尽快回防。
真正的“电影”马上开始，战争片，一边倒的那种。
10月12日，日本第二十一军在大亚湾登陆。
第二十一军包括三个师团，其中两个都是新编师团，只有一个广岛第五师团算老的常备师团。
正在登陆的日本侵略军坦克
广岛师团也就是从前在华北吆五喝六的板垣师团，这个师团曾经也带着“日本最强师团”的光环，不过那得追溯到南口之战或太原会战的时候了，到台儿庄大捷前后，它顶多能跟矶谷师团坐一条板凳，甚至还不如。就这样，它的主力还来不及参战，只能先送一个联队过来。
没办法，兵就这么多，武汉那里都不够用，能在广州凑出一个组合已属相当不易。这是考验余汉谋本事的时候了。无奈“老谋子”早已沦落为身后跟着一群病猫的老猫，其能力和魄力别说与薛岳相比，连李汉魂都及不上。
蒋介石远在武汉，广州这边怎么打仗，他还每一步都要请示老蒋。这样身上的责任是小了，战机却统统都贻误掉了。
日军从惠阳侵占到广州，所以广州战役又称惠广战役，对于余汉谋来说，当时当刻，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尽可能多的兵力集中到惠阳。可是“老谋子”犹犹豫豫，明明有两个旅七八千后备部队可调，却一直毫无动作。
等到惠阳失陷，余汉谋才真正着急起来，这时惠广战役却已接近尾声，第二十一军离广州不远了。
赶紧开会商讨，余汉谋的参谋长在会上献策，提出了一个“球状战术”。
所谓的球状战术，其实就是口袋阵：日军不是来了吗？正好入吾觳中。
参谋长说得头头是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口袋，是皮袋，等鬼子进来，你踢、我踢、他踢，四面八方踢，结果袋子踢破，小鬼子自然也完蛋了。
等他眉飞色舞地说完，差点笑场。
还“你踢、我踢、他踢”呢，用来扎口袋的那些部队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位参谋长提到的几个部队番号，都在溃退中，就这种状态，你还踢人家，自己不被踢个大跟头就算不错了。
余汉谋脑子再糊涂，也知道这是在纸上谈兵。
商讨来商讨去，还是且战且退为好，因为当时日军距离广州还有二百多里路，估计守上三天没有什么问题。
说是还要守三天，结果第二天凌晨余汉谋自己就跑了路，连后勤机关都没通知。武将一失踪，剩下来的文官更慌了神，时任广东省主席的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全都跟着走了人。
从第二十一军登陆大亚湾到进入广州市区，满打满算，不过九天时间。广东百姓和侨眷对此十分不满，遂给三位封疆大吏集体编了一个顺口溜，曰“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通谱，不靠谱的意思）”，念来倒也朗朗上口。
整个广州战役，只有一个叫钟芳峻的旅长，在兵败之后拔枪自杀，不失为一条汉子，而他也为广东粤军这支曾名震全国，打响北伐第一枪的“铁军”翻开了悲凉的一页。
广州失陷，是10月21日的事，当时邓龙光第六十四军、叶肇第六十六军已奉令回调，可惜为时已晚。
广州一失，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蒋介石认为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连续苦战之后，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孤城困守已无必要，遂决定放弃武汉。
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中国统帅部此前已对武汉撤退做了充分动员。能走的都走了，凡军事政治机构也一律搬迁。
后来当冈村进入武汉，他所见到的情景是连大街上商店的门窗都被砖头堵得死死的，想翻点值钱的东西也翻不到。他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设在湖北省政府大厅，去时里面空空如也，看上去，似乎搬家公司都没搬得这么干净彻底。
此谓“焦土抗战”。这玩意儿看上去激动人心，实际上很危险，一个不慎就容易烧到自己。
10月24日晚上，作为最后一批撤走的军政要员，蒋氏夫妇坐飞机离开武昌，不料中途仪器出现故障，飞机竟然迷失了方向。
给元首开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优中选优的高手，他借助沿途地形标志，又摸了回来。到了武昌机场上空，低头一看，好家伙，下面正在搞“焦土作业”，破坏机场跑道哩。再过一会儿，座机想降也没得降了，岂不险哉。
此时耳边已能听到日军的隆隆炮声，座机就在这种气氛中，经过加油和检查修复才得以重新起飞。
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军队的撤离也比南京保卫战时要轻松从容得多。
白崇禧是随第九战区撤的，他坐着一辆德制吉普，没承想走到半途，汽车还抛锚了。正在着急慌忙的时候，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坐着汽车赶到。周公手一扬，上我这边来吧。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最融洽的时候，两人在车上还着实吹了一会儿老牛。白崇禧开玩笑说，内战的时候，幸好你们共产党没到广西来，算是放了我们一马，鄙人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呢。
周公也是很风趣的人，随即接话：你们广西发动民众，我们很赞成嘛，所以就不用去了。
10月26日，熊本师团率先进占武汉。
终于由自己拔得头筹，冈村心里的一块石头算落了地。
侵占武汉，等于熊本师团坐稳了“日本第一强大师团”的位置，而他冈村自然也是继板垣之后的“日本第一名将”。
各方贺电贺词雪片一般飞来。畑俊六吹嘘他有“疾风扫落叶”般的威风劲儿，国内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不吝赞语，一再夸其“统帅有方”。
既然冈村“统帅有方”，那就没稔彦什么事了。后者返回国内，第二军司令部也予以撤销，归其指挥的师团全部编入第十一军。
表面上，冈村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不仅不高兴，还很沮丧。
第23章 理想与现实（3）
为了攻占武汉，日军劳师远征，死伤累累，但并没有能够消灭中国军队任何一支主力精锐，最后该跑能跑的全都跑了，在军事上等于是一次失败。
外交新星
对于占领武汉，要说不高兴，也就“第一名将”冈村有些不高兴，大部分日本人都还是很开心的。
10月28日，天皇裕仁在皇宫里召见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次长，表示“朕对此深感欣慰”。
其实自攻陷南京之后，裕仁已不只一次召见他的这些王公大臣，“欣慰”也不只一次，不过，他有理由认为这次应该是到头了。
四个多月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要是把武汉和广州都攻下来，中国政府便将无路可走。现在两个目标全部达成，就等对方自己摇白旗了。
可是那个政府从“南京政府”降到“武汉政府”，又从“武汉政府”降到“重庆政府”，怎么看，都没有一点要摇白旗的样子。
对此最交代不过去的就是首相近卫，当然他交代不了差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刚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的声明，马上就来了个台儿庄大捷，说明双方的角斗才刚刚开始。现在好，你想谈都抹不下这个脸了。
近卫怨天尤人，把外相、陆相都给恨上了。
这个没谱的广田弘毅，为什么不拉着我一把呢，弄得我覆水难收，处境如此尴尬。
那个挨刀的杉山元，当初打仗数你叫得最凶，说是要“一个月解决中国事件”，这都一年多了，仍然是什么都没解决。
于是早在武汉会战之前，近卫便一发狠，实行内阁改造，整整换下来四个阁员。其中，继任外相是宇垣一成，继任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宇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非外交官出身的外相。近卫起用这样一个军中老前辈，也无非是想压一压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军内少壮派。
当近卫找宇垣谈话，要他担任外相时，宇垣坚持说：我进班子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不能拿你那个“对手声明”套着我，否则这个外相没法干。
对于发“对手声明”，近卫自己都有些后悔莫及，当然是一个劲儿点头。
不过宇垣所称的“对手”却绝不是说的蒋介石，他是指孔祥熙等其他要员。
近卫把宇垣和板垣同时召进阁，其用意是双管齐下，即宇垣负责通过外务省诱降，板垣负责通过军部诱降，大家齐头并进，但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日本海、陆军一样，彼此互补谈不上，天天拆台扯后腿倒绰绰有余。
宇垣的重点是盯牢孔祥熙，可还没等他弄出什么眉目，板垣那边却已经把台子都搭好了。
军部计划成立一个“对支院”，用以对中国“开展工作”。这个机构摆明是要抢外务省的饭碗，宇垣自然要反对，由此导致两个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
近卫改来改去，把自己夹到了中间。军部是什么力道，给板垣和多田骏合起来一逼，他只好同意设立“对支院”，宇垣也以黯然辞职收场。
宇垣下了台，军部要独自搭台唱大戏，而军部的诱降跟外务省并无任何区别。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进行什么正式谈判，而是要与军事进攻相辅，从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和分化。
日本人爱耍花招，蒋介石却也想借机打探一下虚实。因为那时武汉会战才刚刚开始，正面交涉的门窗又被关死，这种时候，了解对方在幕后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自然十分重要。
蒋介石决定派一名“外交新星”上场，此人名叫高宗武。
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政法系，虽然学的是政治外交，起初却根本进不了外交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嘛，他把次序弄错了），回国后只能在大学里教教书，写写文章。
晚年的高宗武（左）寄居美国，自言“从政七年如咯血”
这个时候的高宗武，相当于还未受过什么挫折的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人生的跑道，年轻力壮，精神抖擞，纵然一时未得机遇和垂青，可对美好未来始终抱着无限期望和充足信心。
高宗武有非常扎实的日语功底，据说留学东瀛八年，连日本人都以为他是正宗本国人。在此基础上，他开始进一步研究日本政坛动向，曾在《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十四篇论文，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让一度对日本国情不甚了了的国人大开眼界。
人们开始悄悄议论，那位年轻的日本问题专家究竟是谁？
只有奋斗，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小高你快要有戏了。
到了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中国国内普遍对国联和英美外交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日本通”日益受到重视，高宗武身逢其时，接连受到国内军政两界的顶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的接见。蒋介石甚至还亲自把小高老师请到家里，聆听他的见解。
1934年，高宗武被调到外交部，此后没多长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科员，升为亚洲司科长、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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