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 第143部分

3月28日，傅作义回到五原。

当春风从草原吹过，不知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七七事变”后，草原英雄再次崛起，绥军之基业亦从此处开始重新奠定。

第40章　时光倒流（1）

冬季攻势的结果反映了当时正面战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即中国军队无力作决定性反攻，而日军因侵占的地方越来越多，可以使用于中国的兵力也已达到极致。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大家都很难。

继续赌

根据史学家黄仁宇提供的数据，到1939年，日本直接军费已达六十四亿日元，为开战之初的两倍，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转瞬化为乌有。

石原莞尔曾经说过，如果中日爆发全面战争，至少须耗用军费五十亿日元。现在看来，“唯一战略家”估计得还是太乐观了，事实是，已经超过六十个亿砸下去，却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到1939年年底，由于国内的军工生产不敷需要，日本政府甚至把用于学校军训的步枪都收集起来运到了前线。

日本在东亚的一家独大，无疑是对“九国公约”的公然挑战。英国因欧洲战场的牵制，在大多数时间内还只能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和退让，美国则再也按捺不住了。

193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通告日本，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这个条约于1911年签订，实际上要1940年1月26日才到期，可是美国人不管这些，直接挥起刀斩了下去。

这一刀可太狠了。要知道，当时美国产品占到了日本总进口物资的四成以上，而且很多大宗战略物资，像石油钢铁之类，都非得从汤姆大叔手里才能买到。

自此，日本不但要对付中国和苏联，开战名单上又加入了英美，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仇敌满天下。

细数手上的棋子，日本统帅部才发现自己在中国陷得有多深，如今要想拔出脚来都非易事。

赶快撤掉一些吧。

军部制订计划，预计分两批撤，第一批是到1939年年底，将关内日军由八十五万减至七十万，第二批是到1940年年底，由七十万减至四十万。

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的复员，实际就是首批撤兵计划的一部分。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

如今的“中国派遣军”可不得了，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华中的“华中派遣军”、华南的第二十一军都由其直接指挥，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华日军都得听它的。

日本军部又怎么样？同样得礼敬三分，所以首批撤兵计划刚开个头，就执行不下去了。

“中国派遣军”的司令官是西尾寿造。他的上位，几乎就是干得好不如关系好的现实缩影。台儿庄打成那个鸟样，可只要有人罩着，人家的仕途在小小弯曲一下之后，照样可以坐着火箭往上升。

先是被任命为训练总监，成为日本陆军三大首脑之一，然后又出任在华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的一把手，真是想要什么来什么。

板垣军功够高了吧，也才不过在他手下当一个总参谋长，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凡是庸才大多不允许手下有多高明，西尾也是如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应该说打仗颇有一套，在兵少将寡的情况下犹能维持现状，特别是躲过了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发动的冬季攻势，算是难能可贵，可是这人太有个性，连统帅部的命令有时都敢质疑，于是西尾就选择了让冈村走路，后者被委以军事参议官一职，从此离开了武汉前线。

一切重新开张，西尾打算在任内做出点样子。为了防止冬季攻势这样的大规模攻势再次出现，他决定趁中国军队进入休整的机会，集中兵力打击第五战区。

在把军部的球踢回去后，原拟复员或回国的部队都留了下来，“中国派遣军”也就有了大动干戈的资本。

知道第十一军兵力不足，别说攻，守都困难，西尾采取了“东兵西调”的办法，从驻扎江浙沪一带的第十三军中抽出七个步兵大队开赴武汉，归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统一指挥。

园部和一郎与冈村宁次是同学，而且是从陆士一直“同”到陆大的同学，后来冈村到关东军任师团长，园部也追了过去，同样是当师团长，现在又来武汉接班——蹭明星的光也不是这么个蹭法，还搞得形影不离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园部的确有超越前任的劲头和想法。为了确保此次一击即中，他以三个师团为基干主力，再分别配属十五个步兵大队，使进攻五战区的实际兵力一下子超过了四个师团。

即使“东兵西调”之后，第十一军一共也才七师四旅团，园部这次是真的把最大赌注都押上了。

其实大家都在赌，日本军部赌“中国事变”能够最终解决，西尾赌自己开张大吉，园部则赌自己是不是比冈村会来事。

死结

李宗仁和他的将官们又要经受新的考验了。

早在冬季攻势时，右翼兵团司令官张自忠曾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本来大家谈得还算顺利，可记者忽然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张自忠巨大的反感。

史沫特莱问：您认为中国有如此多的伪军首要原因是什么？

史沫特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国记者，但她的话显然剌伤了采访对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专门针对张自忠的，之前也问过川军首领王缵绪。

为什么有这么多伪军？那位老大给出的答案倒也中规中矩：因为他们不读书嘛，要是他们多读儒家经典，就不会去当伪军了。

史记者不愧是名记者，反应十分快捷：据我所知，有好些伪军头目可都是饱读经书的。

王缵绪无奈地看了看这位刁钻的记者，只好作出如下解释：读书要认真，你说的伪军头目们肯定读书很肤浅。

史沫特莱了解了一下，川军首领自己从不读书，哪怕是“肤浅”地读。他的指挥所里连一本书都找不到，更别说儒家经典了。

与王缵绪不一样，张自忠没有这么会吹牛，但他战绩彪炳，而且几乎就是王缵绪嘴里所称道的那种典型——少时读过儒家经书，从军后手不释卷，看的都是各种军政书籍。

史沫特莱认为张自忠会给他一个认真的答案，却没想到对方听后，脸色骤变，只用一双眼睛冷冷地瞪着她：不知道！

无冕皇帝一支笔，谁敢得罪，张自忠的态度使史沫特莱大为光火，事后还气呼呼地对张自忠的幕僚发脾气，说她永远不理解也不会信任像张自忠这样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人还是得厚道。

采访之前，史沫特莱翻过张自忠的资料，知道对方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仍要这样提问，是不是故意的还真的很难说。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美国女人不能理解的事还多得很，比如她就不知道，在那一刻，一个人的心已被深深刺伤了。

自从离开华北后，张自忠每战必竭尽全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仗越来越难打，离华北和平津也越来越远了。

打仗是可以麻痹人的神经的，然而不打仗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关于伪军的问题，就那么让人难以承受。

当年的一双生死兄弟，一个背叛了另外一个，虽然那一个后来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可是只要不把对方失去的给找回来，你就永远难以真正得到心安，即使活着也会像尘土一样毫无价值。

那是心中缠绕很久的一个死结。

我不是伪军，也不是汉奸，我不是，我会把所有失去的都找回来的！

那个人

宋哲元的境况很不好，早在徐州会战前就是如此。

在把张自忠迎回军队后，这位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曾抱定打回华北，重振二十九军的愿望，然而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指挥长城抗战时的神勇了。

更让他伤心不已的是，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服从他这位昔日抗战英雄的指挥了，他说要往前冲，大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溜，并不把集团军总司令当回事。

当时第一集团军已归属第一战区，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不明白宋哲元的部队为什么总是一退再退，屡屡来电相责。

参谋处问宋哲元如何答复，宋哲元也不知道怎么答，便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前线之所以撤退，不是被动所致，而是主动作为，乃是为了“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

要的就是你上去“决战”，你还要“避免”，还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这个理由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别说程潜，即使参谋处的那些参谋也觉得说不出口，只好另外编了一些理由搪塞过去。

到了后来，宋哲元帮前线部队擦屁股已经擦到连他自己都语无伦次的程度了。

在“避免决战说”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全军为上”。

秦德纯赶紧提醒他，“全军为上”语出《孙子兵法》，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不战而退，您把意思给弄错了。

宋哲元苦笑：那你说，这帮小子一个劲儿撤退，怎么帮他们圆？

要不弄通俗一点吧，就说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

这又不是在后方打游击战，岂能如此搞法。宋哲元一番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程潜的“检查”。

其实他每次作战，都把集团军总部放在前面，但就是督促不住各军，部队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后退，退来退去，总部位置竟然变成了进攻时的最前面，撤退时的最后面！

由于在指挥作战方面毫无起色，刘郁芬、门致中等西北军元老们都按捺不住，纷纷发电报到前线，希望宋哲元能够辞职让贤。

宋哲元这时也感到部队混乱，光整顿起来就非易事，便把兵权交给冯治安，自己到湖南衡山去养病。

宋哲元周围原先聚集了好多人，现在一看，老爷子无职无权，便都一哄而散，留下来的，仅秦德纯等几人而已。

在他居于高位之时，背后敢随意议论他的人很少，然而等到彻底退下来，闲言碎语就越来越多了，有人甚至拿他在五十九军官兵面前的讲话作为底本，又把华北的那些事翻出来，在背后指指点点。

此时的国内舆论，也一改“七七事变”开始时对二十九军的赞扬，转而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大加批评。讥讽和痛骂的文章，有的发表在报纸上，这个还好一点，你可以选择不看，但还有人会直接写信或者发电报给宋哲元本人。

宋哲元十分伤心和难过，常常借酒浇愁。

他不只一次地问，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是不是完全要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他又喃喃自语：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谁都来恭维你，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落井下石。

相陪的那几个人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才好，忽然有人想起一封信，说老爷子既心病难除，不如再把信找出来让他看看。

宋哲元看完信，果然转忧为喜，并小心翼翼地把信随身收藏起来。

那封信是蒋介石写的，当时华北政委会刚刚成立，蒋介石在信中说，冀察的事可由宋哲元全权处理，而一切由中央负责。

宋哲元找到了文字依据，他认为他从此可以大声地告诉世人：我宋哲元是爱国的，在华北两年的所作所为，都是经过中央授权并认可的。

第41章　时光倒流（2）

他把这封信视若珍宝，每时每刻都不肯离身，直到临终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家人务必把信编入自己的传记。

梦回华北

宋哲元平生，向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自勉，也以这一信条来教育和要求别人。

石友三曾是他的部下，听说有和日本人勾勾搭搭的事后，他亲自给石友三发去电报，要后者珍惜个人声誉，服从战区命令。

汪精卫和他素无瓜葛，但在对方叛逃之后，他专门致电蒋介石，痛骂汪氏的叛国行为，为国人所不齿。

他始终忘不了的，当然还是那片战场。只是从那里传来的，基本都没什么好消息，即使偶有打气文章，以行家的眼光看过去，也能看出其中的不妙来。

宋哲元按捺不住，颇思重上战马，他对别人说：要是宋某出去带队伍，敌人绝不致如此猖獗。

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时宋哲元由于长期心情郁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谁也不可能让一个病人去带兵打仗。

后来他搬到成都，住在香港的女儿见父亲病情越来越重，后方又缺乏药物和良医，便写信劝他到香港去就医。

宋哲元回信一封：我是军人，不能在前线杀敌，已经抱憾。你们还劝我去香港，是叫我逃避责任吗？

坚决不去香港，却闹着要去西安，因为那里离华北更近一点。

家人和医生屡劝不听，只好叫来了秦德纯。

秦德纯跟随宋哲元半辈子，对他知根知底，便劝众人：随他的意吧，别叫他心里不痛快了，这样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是宋哲元一生的信条

可是宋哲元哪里还能够长途奔波，只行了二百里，到绵阳就再也动不了了。

在绵阳时，宋哲元的病情急剧恶化，常常不断吐血和昏迷。有一天清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的旧日同僚说：军人不能战死沙场，死也不能瞑目……

当年宋哲元离开北平时，由于行程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住在天津的家人带走，后来也只是接出了妻女，老母年纪大了，不可能携之远行。

宋哲元托人带去了一支刻着自己小名的拐杖——今生恐怕再也不能见面，这就是唯一信物。

他终于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

梦中，似乎又走在了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之上，那是北平，是天津，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地方，是眷恋一生的精神家园。

还有那群兄弟，曾在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一起挣扎，一起迷惘。

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无法忘记……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绵阳，时年仅五十四岁，那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

吞声

在宋哲元退养期间，张自忠仍定期发去电报，以报告战场上的进展情况。

当然电报中要常有胜利消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胜仗，只要让对方高兴，张自忠都乐此不疲。

只是这太难了，越往后面越难。

冬季攻势之后，第五战区就进入了休整补充阶段，可是由于后方物资极端匮乏，所谓补充，多数情况下都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桂军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