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了宜昌，西尾认为可以跟日本统帅部交代了，大笔一挥：同意。
从6月15日开始，第十一军的三个师团分批悄悄撤出宜昌，这也就是日军为什么要急匆匆赶夜路的原因。
这对陈诚来说本来是个好消息。
日军要是不撤，可以肯定哪怕你咬碎牙都攻不进去，现在管他是怎么撤的，只要撤了就行，正好还可以从后面进行追击，狠狠地占一下便宜。
正在部署，却传来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消息，日军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宜昌。
促使园部再次反悔的，是长官意志，更确切一点说，是日本统帅部，即参谋本部的意志。
近阶段的国际形势又变了，变得似乎对日本极其有利。1940年6月14日，德军浩浩荡荡地开入巴黎，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法国政府很快选择了举手投降。
这一消息犹如给日本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后者原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顾虑重重，现在又兴奋起来。
贝当是什么角色，那是一战英雄，法兰西的救世主，没有他，法国就不可能在残酷的一战中取得胜利，连他都低下了头，看来不打还是不行啊。
撤军计划再也没人提了。如今的参谋本部要展示一下的，是他们的霸气。
埃菲尔铁塔上贴着最新标语“德军无往而不胜”。那是在欧洲，在亚洲，无往而不胜的应该是我们日军，同样是仇敌满天下，但同样可以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
宜昌绝不能放弃，而要牢牢占领，使之作为向中国大后方进攻的一大跳板，这样的话，蒋介石总有一天会被迫走上贝当的老路。
长期占领宜昌是件大事，意味着必须向关内增兵。6月15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双双进入皇宫，分别代表海陆军向裕仁天皇请示旨意并得到了许可。
6月17日，最后一个撤出宜昌的第十三师团接到命令，只得原路返回。之后，这个师团几乎就是自食其果的典型——他们走的时候，已按照指令把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回去以后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重占宜昌，园部不用为武汉防守力量可能遭到削弱而担心，因为日军统帅部已将关东军第四师团调入关内，并加入了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从头至尾，最“杯具”的人应该算是陈诚。
一败桂南，再败宜昌，你要说都像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样，大家面对面站好，你一拳过来，我一脚过去，最后使完了力气，即使败了也好说，偏偏这两次都不是这样，全是眼看快输了才临时交接棒。
用陈诚的话来说，就是别人偷了牛，却要由他来拔拴牛的橛子，最后人证物证俱在，你往哪里逃？
还没等陈诚自怨自艾个够，围攻的就上来了，而且黑压压的，全是人——自己人。
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第44章 从头再来（2）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在陈诚的屡次弹劾下，孔祥熙狼狈不堪。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我们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陈诚仍然不为所动：不是那样，那你说是哪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错，在这方面，陈诚根本就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他真的派了人去财政部。
这是文官，对于军中老前辈，陈诚同样毫不客气。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暴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反问了一句：假如现在你是北平最高负责人，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作何感想？
之后何应钦并没再追究，更谈不上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
如果说何应钦是“儒士”，陈诚就是“金刚”，相互都看不惯对方，何应钦只要有把柄被陈诚抓在手里，后者照骂不误。
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几乎没有一个不得罪。
到宜昌失守，一股蓄积已久的情绪就像决堤洪水一样，突然宣泄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宜昌失守跟陈诚本人没多大关系，要追查责任，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责任还更大一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
你平时不是就喜欢“弹”你“弹”他吗，好，今天我们大伙也来弹劾弹劾你。
宜昌失守只是一根藤，顺着这根藤，陈诚的老底被掀了个底朝天。
远的咱们不说了，就看最近的，倒着往前数：枣宜会战，败了，宜昌失守；南昌会战，败了，南昌失守；武汉会战，败了，武汉失守。
这哥们儿压根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嘛，敢情全是败仗，什么“四干将军”，分明是“三昌将军”！
南昌会战，陈诚不过挂了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名，那仗跟他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冤得一塌糊涂，无边无际。
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你反驳不反驳的问题，而是泔水盆子扣脑袋上，让你想躲都躲不掉。
孔祥熙身为文官领袖，很少具体过问前方军事，此时也气愤地跑出来大嚷：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得了？
私下里，老孔说了真话：陈诚这个人，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得志之后反而咬住我不放，简直莫名其妙。宜昌这件事，他既然爱挑担子，那就让他挑到底吧。
几个回合下来，陈诚被整得满头大汗，第十八军的好几个将领都受到了处分，虽然没像孔祥熙嚷嚷的那样人头落地，但“土木系”已是威风扫地。
两个难题
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有人站起来说，现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劲，哪有什么成绩可言。
下面立刻应和声一片。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他话里有话：听说你们还老同别人搞摩擦……
轮到陈诚发言，却让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同意“委员长”的话。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们大家的。眼睛里不揉沙子的陈诚从来就不肯服输陈诚说：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别人不跟我们闹摩擦！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窥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环顾左右，非陈诚莫属，所以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就差一步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他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限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真正响应的就一家，也就是陈诚的第六战区，反击的目标不用说，自然是宜昌。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十三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十三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四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没法和第十三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二万六千人，军马更是接近万匹。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十三师团为此被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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