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殷同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一度非常失落。
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办砸了差事，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儿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马即可。
如果说黄郛手下也有一个“鸡鸣之徒”，那就是殷同。他不仅拿话打动了关东军，而且摸到了对方的底牌，那就是只要签一个军事协定即可，到时关东军会自动撤回长城一线。
在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协定虽然不平等，但已经算是中方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了。
请黄郛出山，证明蒋介石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令人叹为观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政坛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可是黄郛还有担心，他担心的不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而是另一帮人。
第4章 生死时速
通过情报刺探，黄郛发现，外务省中的“强硬派”一直在打着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制定一份政治协定，并将其与军事协定捆绑在一起。
在这份拟议的政治协定中，包括了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等三个政治条件，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致命杀伤性的狠招。
如果把外务省的政治协定加进来，就等于华北被日本完全占领了。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让“稳健派”去说服“强硬派”，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却不是黄郛能够预料得到的。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外界的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这些黄郛都可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他义弟的态度。
蒋介石的要求是，即将签订的停战协定不能超过上一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但事实上，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并不一样，前者是平了，后者是败了，要达到一样的结果怎么可能？
捏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能够怎么办呢，只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悲愿绝不至卖国，智慧绝不至误国”。
蒋介石的指示电报通篇都像在作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蒋介石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责。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蒋介石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说蒋介石有作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个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其实这也怪不得蒋介石。在日本，天皇、政府与军队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遑论蒋介石。
说到底，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大抵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关键时候，黄郛不得不运用“双巨头”的力量。
黄绍竑星夜兼程赶到庐山，当着面对蒋介石汇报了华北实情，后者在了解来龙去脉后，才明确肯定了黄郛的做法：处理得对。
但是，蒋介石还是心有不甘。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最后再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听到“双巨头”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蒋介石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蒋介石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让黄郛惊心的是，外务省内部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强硬派”始终不肯放弃政治协定，并计划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谈判马上就要开始，但黄郛已经用尽了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这个停战协定就是关东军的军事协定，它跟殷同了解到的内容没有多少差异。
在谈判中，中方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不会预料到，12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方代表看到已无任何转圜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对签订这份协定，黄郛实出无奈，在给他的义弟蒋介石的电报中，曾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那份政治协定一直都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通知外务省的人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殷同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上面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
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外务省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势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强硬派”带来的提案时，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自我安慰：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这个“外务省提案”的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人想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订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而且整个华北也将提前再陷危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作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地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第5章 苦斗苦撑
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12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唯《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蜚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订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吧嗒吧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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