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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蒋介石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会议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呢？！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蒋介石，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刺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绵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掺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究竟是战是和。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和陈布雷被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发动进攻，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有人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蒋介石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无言以对。
是啊，别看蒋介石不在，你们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如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蒋介石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蒋介石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允许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大规模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儿上了——别以为蒋介石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我们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当，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这两个字是她不能也不敢想象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果像宋美龄说的那样，自然是好，可是问题也正在这里。
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蒋介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的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
尽管宋美龄亲自出马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蒋介石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辩，嘴还钝得很。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人想起三国时的一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主和派成了赢家。
第22章 情义无价（1）
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而轻松。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蒋介石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问，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由于自己不能亲往，在经过同意后，宋美龄决定派洋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去西安打探情况。
端纳以前也做过张学良的顾问，经过这位老外的从中交涉，西安方面答应放人，不过放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扣押的人质之一——政府要员蒋鼎文，后者告诉大家：蒋介石还活着！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宋美龄的心仍然悬在那里：现在活着，不等于可以永远活着。
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一点的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苏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宁。
她准备再次去西安，但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又被拉住了，不过这一回并不因为她是“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恰恰相反，她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恢复到了“特殊国民”。
蒋介石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且无人敢得罪的第一夫人，岂能轻易犯险！
代宋美龄飞赴西安的，是主和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宋美龄的哥哥、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了不得，估计也要300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一个准第一夫人外，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他和姐夫孔祥熙不仅都被称为民国财神爷，还都以政治家的身份进入政府最高层，担任过行政院院长或代理行政院院长。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蒋介石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蒋介石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蒋介石极其头大。
蒋介石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翻来覆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账户上拨，汇到哪儿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蒋介石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像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账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如此一对比，蒋介石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义无价啊。
蒋介石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蒋介石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蒋介石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政治条件，蒋介石却推托说应交南京方面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蒋介石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蒋介石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立即和端纳一起返回南京。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得心头一惊。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不光会理财，同时也谙熟国情，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主战两派以及蒋介石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