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京的主和主战两派以及蒋介石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蒋介石也能因此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结成“三位一体”，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对于蒋介石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蒋介石本人，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他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蒋介石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蒋介石动笔给家人和国民各写了一份遗书，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寄子”。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和宋子文曾是一对铁哥们儿，他对宋子文说：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蒋介石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蒋介石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宋美龄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想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蒋介石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是不是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宋子文可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儿。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政治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蒋介石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的污辱！
在蒋介石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得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蒋介石都敢对着干，其他文武百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得罪过的人自然不少。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解决事变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蒋介石在他临走时说得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篡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蒋介石的原意。
在宋美龄之后，宋子文终于又再次拿捏住了“群儒”，主战派同意按其方案行事，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和谈不成，则对西安发起最后的总攻！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随同前往。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蒋介石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参与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可能，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第23章 情义无价（2）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儿。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空军之母的架势，告诫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时，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如果军队哗变，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像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学良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象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蒋介石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此时除宋氏兄妹代表的主和派外，第二股力量也早已进入了西安，而不管是主和派还是张、杨本身，若没有这股力量的合作，西安事变仍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宋美龄劝蒋介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证明消息确凿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象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期的蔡申熙死于一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蒋介石，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蒋介石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致，突然有人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杨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即如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20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斯大林此时认识到，苏联由于一心对付德国，很难顾及与日本两线作战，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