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 第58部分

宋哲元又一摆手，通电谢绝，不要！

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他又发表了一份书面谈话，表示打仗那事还远得很，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才不想和日本人打来杀去。

你问我“卢沟桥事件”如何处理，那是国家大事，自然静听国家解决。

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他又稀里糊涂地在做和平梦了。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宋哲元也绝不至于如此迟钝，否则他就不会逃出天津了。更何况作战密令早已下达，冯治安在北平城里枕戈以待，接受的正是宋哲元的命令。

只有一种解释，这一切是宋哲元苦心为之。

摆出一副悠闲的姿态，把大门打开，弹弹古琴，说说笑话，浑然不把门外的百万大军当回事，《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孔明早就这么干了。

不过孔明唱空城计不是他愿意，而是事急矣，不得不如此。

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就拨出专款，让宋哲元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宋哲元为了巩固和拉拢内部，却把这些专款都拿去给几个师长“分了赃”。

孔明是因为误信马谡，失了街亭，宋哲元则是该修的国防工事一点没动，临时连份完整的军事计划都拿不出来。

这时候你再去搬钢筋水泥，哪里还来得及，唯有先镇住军心，安住民心，才是最重要的。

在北平，宋哲元实际采用的是内紧外松之策，此举一方面可以缓解北平军民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亦可用障眼法，使对手摸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

虎视眈眈的酒井旅团是一个机械化旅团，拥有特种部队中最令人生畏的坦克，但宋哲元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威胁。

怎么制伏坦克，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用地雷阵。在北平城北与酒井旅团对峙的，是阮玄武独立旅，该旅隶属于张自忠师，其编制完整，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也都很强，加上地雷阵，足可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

萧振瀛曾在“锦囊”中嘱咐，可以让张自忠顶在最前面，因为后者的部队足够强，这一布阵正是昔日华北第一军师思路的体现。

宋哲元虽然大开北平城门，却并不表明没有作好防守准备。日军有再强的兵力，如果从北往南攻，29军可以节节防守，并能争取到时间等待后续援军协防，这个宋哲元不怕。

他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呢？

还是自己的侧背之敌，即丰台方向的步兵旅团。

只有把这个毒瘤给去掉，防守才能心安。

在使用空城计的同时，宋哲元还玩了一招更高明的。

他说要把冯治安第37师撤出北平，以保安队入驻，表面是为了呼应香月的要求，实际上却是偷梁换柱。

第37师是由宋哲元当年保存下来的近卫部队发展而成，是他守卫北平的最大依靠，如何可以轻离左右？

事实上，第37师走是走了，但只走了一半，另一半仍在北平，只是换了一个马甲，穿上了保安队的制服。

调走的那一半空缺，宋哲元以赵登禹师的主力进行填补，如此一来，北平的防守力量并未受到丝毫削弱。

撤出北平的部队，说是要南撤保定，却是欲走还休，实际一直停留在卢沟桥附近，以加固当地兵力的屯集。

日本人评价宋哲元，说他其实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虽然侥幸在长城抗战中一战成名，但如果拿德国和日本军人的水准来衡量，“充其量一联队长之材耳”——不过是个当联队长的料，或者就算撑死了，也仅是《水浒传》里呼延灼一样的人物。

梁山一百单八将，“双鞭呼延灼”是坐第八把交椅的，然而此人勇则勇矣，却没什么头脑，老是在战场上被别人算计，结果堂堂一位朝廷大将，却不得不在梁山上做了强盗。

然而，如果我们撇开宋哲元并不拿手的“政治”，其在军事用兵上绝非一无是处。

曾经的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云长、翼德一流的人物，哪里是谁在下巴上粘绺胡子，就能跑上台去凑数的。

宋哲元预料的没错，香月出手的第一招，不是让酒井旅团从北平正面攻，而恰恰是打的侧背的主意。

7月20日下午，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发动进攻。

这时宋哲元通过兵力南移，已增强了宛平守备力量，吉星文接替已受伤住院的金振中守城，使日军无隙可入。

香月碰了壁，便把先前那个“秦松协定”给翻了出来，上面规定，宛平城里驻扎的应该是保安队，可你看看这实力，哪是什么保安队，分明是29军的正规军嘛。

他马上让人去找宋哲元，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秦松协定”。

其实一开始就拿“秦松协定”当废纸的，就是他们自己，现在不过是为出师不利找个借口罢了。

需要宋哲元决策的是，要不要按照那个早已作废的“协定”，让吉星文撤出宛平城。

宋哲元说：撤！

冯治安不同意撤。

为什么要撤呢，事情是日本人挑起的，卢沟桥那里也是他们先开的枪，怎么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不是。

宋哲元皱起了眉头，你怎么就拎不清呢，现在早已不是讨论谁先开枪的时候了。

这是命令，照准执行。

7月21日，宛平防务由保安队接替。

与其说宋哲元此时还在退让，倒不如说这是他以退为进的一个策略。

没一把刷子，如何可以在中原大战那样的超级大战中担当统兵之帅？

宋哲元的刷子叫做“舍得”。

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冯治安师撤离北平是舍，吉星文撤离宛平同样也是舍。

保安队自然比不上正规军，但那宛平城墙也不是豆腐做的，不可能一攻即下，更重要的是，吉星文虽退出宛平，却并没走远，其驻兵处仅与宛平一桥相隔，一旦有事，眨眼的工夫即能赶到，并与城内的保安队形成相互配合。

你香月是老狐狸，可人家宋哲元也很强。

正面进攻代价太大，而且并无把握，想攻侧背吧，宛平守备森严，同样无机可乘，这可怎么办。

香月龇着牙齿，终于想到了一记损招：偷袭北平！

宋哲元防正面，防侧背，却肯定想不到我会从背后偷袭他。

7月26日，香月调华北“驻屯军”广部大队离津袭平，但广部大队并没有直接搭车去北平，而是走了一个曲线：从天津到廊坊，再至北平。

反正廊坊没人拦他们，由这里中转，可以麻痹宋哲元。

既然是偷袭，除了从背后悄悄攻过去，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外，最好还要有办法骗开城门。

香月想到了主意：继续利用那个人。

于是在日军还没现身之前，北平守将刘汝珍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竟然是张自忠打来的。

张自忠告诉他，过一会儿，将有日本北平宪兵队从城门经过，返回北平的使馆区兵营。你通融通融，让卫兵放行吧。

刘汝珍犹豫了一下，便问张自忠是否与宋哲元讲过，后者是否知道这件事。

张自忠随口答道，当然，“宋委员长”是知道这件事的。

放下电话，刘汝珍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他和何基沣一样，虽然官职与张自忠不能比，在对方面前都得毕恭毕敬，但他属于赵登禹的部属，与张自忠并无直接隶属关系。

为什么张自忠要越级直接来打这个招呼呢？

放日军进城，可不是小事，万一有什么差错，这个责任放谁身上都吃不消。

刘汝珍想了又想，还是向宋哲元进行了报告。

宋哲元一听，哪有这种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把日军放进城来！

刘汝珍这才知道自己差点被张自忠下套。

这位老兄，也不知道被身边那些门客和“把兄弟”灌了什么迷魂汤，做事越来越不靠谱，他现在不只是下水，那水已经齐腰深了。

香月弄巧成拙，没能赚到，反而使宋哲元提前有了防备。当天，广部大队进是进来了，却中了宋哲元的埋伏，被关门打狗，死伤甚惨，此即“广安门事件”。

这是29军继夺回卢沟桥之后获得的又一次胜利，本来已经逐渐下滑的势头猛然回升，重新占据了有利态势。

偷袭未成，还吃了大亏，香月自然是又气又恼，终于意识到宋哲元既非呼延灼可比，也绝不是“一联队长之材耳”，双方将对将，是有得一拼的。

此时，朝鲜军龙山师团终于到达天津，这使郁闷中的香月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向宋哲元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两天之内，将北平守军全部撤出。

这个所谓通牒理所当然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

7月28日，摊牌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

香月要咬人了，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南苑。

华北战场，北平为前线，保定为后方，二者之间有两条路径，一为宛平卢沟桥，一为南苑。

在日军的战术课程中，迂回包抄总是居于首位。香月要践行这一战术，切断宋哲元的后路，就必须首先对这两条路径进行攻击。

宛平那里已尝试多次，但宋哲元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在宛平一带添置了重兵，致使日军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剩下来的选择只有南苑。

宋哲元同样知道南苑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他已把“自由人”赵登禹召入北平，原来的想法是以赵登禹守北平，以冯治安攻丰台，但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让赵、冯二将对调。

赵登禹素有29军第一猛将之誉，又是喜峰口大捷的首功之臣，调他来守南苑，足见宋哲元对防守南苑的重视程度。

赵登禹星夜赶到南苑。

由于北平本身的防守任务也很重，所以赵登禹离开北平时，未带一兵一卒，他的打算是将原防区的另一半人马北调至南苑。

防守南苑，得靠这支亲兵部队。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此人名叫潘毓桂，他是当时华北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人，因与宋哲元有世交，出任过政委会政训处处长，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摆摆的虚职。

到了后来，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政训处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虽然被宋哲元扫地出门，但潘毓桂的汉奸角色倒是越来越职业了，赵登禹要调兵南苑的情报，就是由他出卖给日本人的。

结果增援南苑的那两个团，在半路遭到了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预想中的一半守备力量没有了，赵登禹能指挥的仅为原驻南苑的一个独立旅和一个骑兵团。

随后南苑便遭到了香月的突袭，后者调动朝鲜军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对南苑进行围攻，仅数量就要远远超过守军。

第32章　告别在子夜（1）

兵不足，将也出了问题。

宋哲元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登禹，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威风凛凛的打虎将了。

众所周知，冯玉祥对老西北军的管制以严苛著称，经常性不发饷银，造成了后来树倒猢狲散，大家都不肯跟着老冯干了。29军虽没有达到过老西北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高层来自于原老西北军的各个派系，成分也十分复杂，而宋哲元本人在声望上又远不及冯玉祥，怎样保持军队不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宋哲元无须为此发愁，因为有萧振瀛在，哪里苗头不对，自然有这个善打人际交道的军师去摆平，等到萧一走，就轮到宋哲元孤零零地坐在前台了。

显然，聚财不分财，肯定是失败的。宋哲元反其道而行之，他分财不聚财。

长城抗战之后，经济条件一改善，他就给各师军官“分赃”，经常一万两万地发钱，有时甚至还赠送房子。

天长日久，军队高层渐成奢华风气。在老西北军时代，凡是抓到有军官赌博的，不是撤职，就是关押。到了29军驻守华北时期，整体军纪却大幅度松弛下来，老西北军时传下来的各条禁令几成废纸，吃喝嫖赌抽在军队中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管，谁要洁身自好，别人还会说你是傻瓜蛋，不合潮流。

宋哲元在个人自律上是很严的，然而他自从“战而优则仕”之后，便很少进入军营，对此既不了解，也很少过问。

在治军上，他和冯玉祥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太苦太紧，易散，另一个太奢太松，结果散倒还没有散，内里却烂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追赶潮流”，躺在炕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29军将帅，以张自忠和赵登禹为最。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

由于深深陷入“烟霞之癖”，张自忠变得晕晕乎乎，脑子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赵登禹的身体则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昔日的打虎将高大威猛，身躯雄健，而在南苑担任总指挥时，却已极度消瘦，与原来判若两人。

赵登禹在南苑的指挥十分混乱，临时抽调学兵团设防成了他最大的败招。

学兵团全是新兵，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29军里面，十有八九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些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实际军事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甚至才刚刚领到枪，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

当然，由于情况紧急，使用学兵团也是无法之法。可是用归用，你却不能让他们马上就单独御敌——或者应让老兵带着，或者给其他作战单位作配合，如果缺乏这两样东西，让一群孩子上战场，无异于驱羔羊入虎狼之群。

赵登禹让学兵团负责守卫的，却是极其重要的东南阵地。年轻人并无退却，然而死伤殆尽，南苑的第一个缺口即从此处被打开。

我去过南苑，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仍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