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儿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他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
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内召集了紧急会议。
会上，他说，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这里是国都，为“总理陵墓所在”，国际上都在看，不能一枪不放丢了就走。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第一个表示赞同：南京应该守，即使不是出于国际观瞻的考虑，仅就军事角度而言，也是绝对有必要的。
其一，可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其二，可以阻止和延缓日军的进攻。
当时华中方面军步步紧逼，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连喘息的时间都得不到，若能够在南京据险守一下，可以通过拖住和吸引日军，为部队调整赢得时间。
蒋介石点点头：那就定下来，守南京！
可是守卫南京，谁堪为将，或者说清楚一些，谁肯为将呢？
当蒋介石提出哪个高级将领愿担当此任时，座上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能高谈阔论的此时也噤声了。
蒋介石非常无奈地看着他的部下。
本来我是愿意自己留下来守的，但我是三军统帅，很多事需要我亲自筹划，责任逼着我离开。如果实在没有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将领，当然不能让统帅独负其任，然而没人敢接这个招。
唐生智虽主张守南京，可他也不敢随便应承，而是提议从前方战将中临时挑选主将。
孙元良、王敬久这些人，反正是要参加守城的，让他们挂一个南京卫戍司令的头衔岂不是一样？
蒋不语。
唐生智见状又提了一个人：再不行，谷正伦也可以，他是南京警备司令，防守南京责无旁贷。
可是这些答案显然都不是蒋介石想要的。
第21章 风过耳（2）
要是他们可以，我找你们干什么，他们不是资历太浅，就是力不能当。
见会议上谈不出什么结果，蒋介石宣布散会，会后解决，但他心里其实已有合适人选，这个人就是唐生智本人。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东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
他是早期湘军第8军军长，担任过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有一个绰号，叫做“唐僧”——就是经常把观音姐姐放在嘴边，身后老是跟一个猴子保镖的那位唐朝和尚。
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两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个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另一个就是这位唐和尚。冯玉祥让他的兵都信我主基督，唐和尚就号召部下都剃度当和尚。
唐生智的湘军由此被称为“佛教军”，该部所有官兵都摩顶受戒当了佛家弟子，胸前专门佩戴“大慈大悲救世”徽章。部队训话时，长官第一句问的不是军事口令，而是和少林寺和尚一样的佛家戒律：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汝今能持否？
一众佛兵双手合十，答曰：能持……
佛法有云，小乘度己，大乘度人。
湘军的“远大理想”，便是实现大乘佛教的“度人”目标，即所谓“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人不成佛，我不成佛”。换言之，他们和你打仗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度你，是为你好，是件要让你成佛的大善举。
依靠“佛教军”，唐生智开始混得还挺顺，一度曾主政湖南，但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出差了，老是不保佑他。先是南京政府由新桂系当家，李、白讨唐，“佛教军”被新桂系改编。之后，他复出重拉旧部，但在中原大战中又被蒋介石打趴在地，第8军再次被蒋介石改编过去，而这一改编，从此就再也还不回来了，唐和尚变成了光杆和尚。
“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弦更张，把他过去的一众政敌都召到麾下效命，唐生智也名列其中。
人的命看来都是注定的，你不承认都不行，争王不成，只能做臣。
内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蒋介石带着唐生智去视察自己的“铁卫队”，也就是教导总队。
所谓视察，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暗示唐生智，同时好好地给他打一打气，希望后者能增强守城信心。
教导总队就是参加“一·二八”会战的“两师一总队”里面的总队。它担负着“御林军”和种子部队的双重角色，此时已扩编为九个团，再加上重机枪、迫击炮、通信、输送等特种兵直属部队，总计超过三万人。
教导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来自于黄埔军校，士兵则经过层层选拔，一半以上拥有大中专学历。与税警总团一样，这支部队的薪水也很高。“九一八”之后，部队薪水大减，连德械师发的都是“国难薪”，但教导总队在这方面从未打过折。
即使其他部队都不行，至少教导总队是行的。
再看教导总队沿紫金山构筑的阵地，多年经营，蔚成规模，不说固若金汤，说铜墙铁壁总没多大问题。
蒋介石指着紫金山阵地，对自己，也是对唐生智说：借助这个地势和这支军队，我们守南京应该是有办法的。
唐生智已经明白了蒋介石话中之意。
他主张守南京是不假，但这副担子的分量有多重，一本账也清清楚楚。
从上海撤下来的部队不仅减员很大而且相当疲惫，里面新兵太多，几乎没有多少是老兵，而且京沪的整个部署和布局都已被打乱，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新布置。
难道就靠一个教导总队来守南京？
唐生智说了一句：任务太艰巨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
视察完毕，蒋介石让唐生智拿一个城防计划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名单出来，后者很快把东西送了过来，但卫戍司令一栏依旧没有蒋介石想要的那个名字。
事到如今，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下午，蒋介石再次把唐生智找去：防守南京，不是我就是你，选一个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唐生智已没有退路：你是三军统帅，怎么能够留下来呢，与其你留，不如我留！
蒋介石喜不自胜，立即说：很好，不过你跟我说实话，守卫南京究竟有多大把握？
唐生智心里其实并无把握，因此他回答，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唐生智曾是一个变化不定的人，行动上不定，思想上也不定，不仅组织“佛教军”，就连打个仗都得请教旁门术士。
但如果站远了看，民国时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冯玉祥不还拿着水龙头给士兵做过“洗礼”吗，只能说，这就是时代特征之一。
和内战时摇摆不定不同，唐生智在抗战策略上一直是很坚决的主战派。他曾与自己的老师蒋百里一起编制国防计划，并督修过国防工事，于国防建设可以说功不可没，而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把守城之责交给他的原因之一。
当时唐生智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差，只能走走平路，连高地都不能爬，乃至于巡视南京城防都得让别人代劳。
然而他不能不担负守城之责，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去做。
事后有人说他蠢，唐生智没有反驳，但他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才肯去办的。
又有人质疑他在逞英雄，说他是湖南骡子，一根筋。
唐生智的回答是：战事演变至此，我们如果还不肯挺身出来干一下，那就太对不起国家了。骡子，那也是人所需要的，你离得开它吗？
11月20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一职，正式接过守城任务。
本来蒋介石的所谓“守”，也并没有到要死守不走的程度。他是准备按照陈诚的建议，将浙皖赣作为主阵地，而南京只作为前卫阵地，二者相互策应的。
但是11月30日晚的广德失守，使局面骤变，柳川的第10军通过广德，从皖南北上，与上海派遣军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对南京形成了包夹之势。陈诚所设想的前后阵地相互脱节，南京一下子由前卫阵地变成了主阵地。
12月1日，日本统帅部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进攻南京！
在此之前，对于要不要攻占南京，参谋次长多田骏犹豫过，外务省犹豫过，甚至首相近卫本人也犹豫过。
他们曾经主张与中国在上海进行谈判，曾经希望适可而止，曾经口口声声要把南京作为停战议和之所而不是交战之地。
但当华中方面军即将对南京形成完全包围之时，一切顾虑都被抛开了。由于一路“凯旋”，那些横得没边的师团长和参谋们对朝中高官也开始不屑一顾，以至于连一份简单的战报都懒得传给他们，近卫竟然只能和普通国民一样，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翻找前线日军的行踪。
可是近卫仍然无比亢奋。
我们既然已经兵临城下，攻到了中国首府，对方除了升起白旗，与我签署城下之盟，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出乎近卫的预料，蒋介石和唐生智都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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