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风云录- 第442部分

李虎面色冷凛，一言不发。太上皇和蔡京联手打击李清臣，为此不惜颠倒黑白，这是李虎心中最大的伤痛，也是他一直想翻转元佑党人案的原因，他要利用自己的实力还李家一个清白，恢复祖父的声誉。

赵明诚一眼就看穿了李虎的心思，他微微一笑，低声说道：“你祖父本是新党魁首，他之所以被打成元佑党人，完全是新党内部斗争的结果。蔡京要主政，要铲除异己，不但要对付旧党，还要把新党内部的对手打倒，这很正常，权力斗争向来就是这么残酷。李清臣这个案子是冤假错案，在元佑党人案中是个特例，只要机会合适，完全可以翻过来。”

李虎略加思索，轻轻点头。看样子，自己要把李家的案子和元佑党人案分开来处理了。等到自己控制了权柄，马上就把李家的案子翻过来，指望赵家皇帝恢复李家和祖父的声誉是不可能的了。

赵明诚解决了李虎心结，但也得罪了李清照。李清照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碍于李虎坐在当面，而赵明诚又拿大宋百姓的大帽子来压她，无力反驳，只好气呼呼地坐在一边。

李虎当然知道李清照不高兴的原因，所以顺着赵明诚的话对李清照说道：“先生的母舅王家并没有被列入党藉，而王家在大宋又非常显赫，凭借这层关系，你父亲和你的家族完全可以解禁。先生，等我实际掌控大权，我首先就把你我两家的事彻底解决了。”

李清照大喜过望。李虎的实力太过强悍，正如赵明诚所说，他很快就能入朝主掌权柄，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挡，所以赵明诚今天才和李虎开诚布公地探讨变法一事。只要李虎主掌了权柄，那这些事就不值一提。其实现在朝廷已经解禁了元佑学术，解禁了司马光和张商英，再继续解禁一部分党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赵明诚看到夫人转怒为喜，稍稍松了口气，继续往下说正题。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遭到旧党人士的激烈反对，从根源上来说是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变革和守旧两种政治理念的冲突，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直接对立的治国理念，又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人士大多为南方人，锐意改革，支持变法，而旧党则大多为北方人，墨守成规，反对变法。”

党争和南北地域的区分有关系？这个说法，李虎还是第一次听说，觉得非常新鲜。

“不同时期的新党核心人物，几乎都来自自东南地区。比如王安石，他来自江西的临川，曾布来自江西的南丰，而陈升来自福建的建阳，吕惠卿来自福建的晋江，章惇来自福建的蒲城，蔡确来自福建的泉州，蔡卞、蔡京兄弟来自福建的仙游……仔细看看那些有名的新党人士的原籍，不难发现他们基本上来自东南地区。”

“再看看旧党，司马光是陕州人，文彦博是汾州人，范纯仁、范纯礼兄弟是陕西彬州人，韩忠彦是河北相州人，吕大防是京兆蓝田人……旧党的党魁基本上都是北方人。”

“你祖父李清臣很特殊，他是河北相州人，一个出来北方的变革者，由此不难推测，他和这些来自东南的新党魁首，有着天生的来自地域政治的矛盾，所以他和蔡京有生死之仇，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新党人士之间很多是亲故关系，如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入台谏重地，王安石的另一个姻亲曾布也得到重用。王安石还将子、婿亲故引入府署重要机构。比如荐举朱明之为崇政殿说书。这个朱明之先是王安石的妹婿，后来续弦王安石的侄女，两人关系可谓亲密。”

“王安石还与儿子王雩、女婿蔡卞、妹婿沈括、侄婿叶涛及门生曾布之弟曾肇、陆佃、龚原等人商议变法大计，研究儒学经文，又同王雩、蔡卞、沈括共撰《三经新义》，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最早作为变法产物的新党，主要是以王安石为核心、以亲戚、乡党和其门生故吏为主干而集结成的政治群体，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性和裙带化的特征。”

“随着形势的变化，党争越来越激烈，而新党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一些新党魁首人物对变法态度也有所变化，始终如一地坚持王安石变法者固然有之，但更有那么一些人或出或入、或同或异、或敌或友，呈现出复杂的政治变化。”

“熙宁、元丰年间，吕惠卿和蔡确执政，主张‘守其成规’；绍圣以后的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登台，倡导‘绍述’；不管是‘守其成规’还是‘绍述’，这两种政策都和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变法有所密切联系，当然，也有一定的程度的背离，但在旧党人士看来，这些派系都是同一类，都是新党，都可以统称为新党的核心。”

“正因为新党派系复杂，导致新党在长达五六十年的党争中，始终没有形成一股稳定的强有力的占据绝对优势的力量，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继而也没有形成一个牢固的‘国是’，这是大宋变法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李虎至此大概理解了赵明诚的变革思路。

变革需要两个原动力。首先皇帝要坚持变革，不要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但从过去的变革历史来看，这个非常困难，所以赵明诚希望自己能控制大宋权柄，削弱皇权，确保变革可以长时间持续下去。其次大臣们要坚持变革，要统一思路和方向，不要频繁地改变政策，但过去因为党争，因为同一党内的派系林立，导致国策频繁改动，导致朝堂不稳定，国力日渐衰弱。

两个原动力结合了，那么就要“定国是”。“国是”一旦确定，党争和政争就可以得到有效缓解，这有助于变革的成功。

第一个原动力，就是发动变革的原动力，赵明诚解决不了，只能指望李虎。李虎如果能挟天子号令天下，以强权和武力推行变革，那变革的持续进行就可以得到保障。

第二个原动力，就是实施变革的原动力。赵明诚以新党派系斗争对变法的破坏，以新旧两党的党争和南北地域政治群体的对立，来告诫李虎，若想变法成功，首先不能有党争，而要想避免党争，首先就要放弃新旧两党人士，重新用一帮锐意变革的士人。

李虎沉思良久，觉得太上皇和蔡京的合作与赵明诚的变革思路基本上差不多，但变革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叔父，太上皇主政后，锐意变革，他起用蔡京为相，驱赶元佑党人，推行新政，事实上确立了‘国是’，也避免了党争，但为什么大宋还是走到了今天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归究起原因，和几十年的党争有直接关系。”赵明诚说道，“几十年的党争让大宋陷入严重危机，尤其是财政危机，所以太上皇和变法大臣们非常急切，要马上扭转财政危机，于是新政迅速蜕变，继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现在变革，首要解决的还是财政危机。”李虎继续问道，“那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变法？”

第十六章　危机的根源

“不管用什么办法变法，首先要解决两个原动力的问题。”赵明诚笑道，“皇帝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考虑。”他颇有深意地看了李虎一眼，接着往下说道，“现在我们来谈谈士大夫的问题。”

“士大夫变革，首先来源于思想领域，一些士大夫心忧天下，志在变法强国，于是提出了变法的理论和变法的策略。从过去几十年的变法历史来看，大宋只有文荆公的新学和张载的关学在学术思想上有强烈的变法强国的愿望，而新学在变法策略上较为激进，我们称之为‘顿革’，关学的变法理念则相对比较温和，讲究循序渐进。”

“新学是新党人士变法的理论基础，不管新党内部有多少派系，在这一点上却保持一致，这也是新学成为大宋官学的原因。”

“我们如果继续变法，继续以新学做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继续坚持文荆公的变法策略，那么我们就要用新党人士，而新党人士大多为南方士人，基本上和蔡京一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太上皇下台后，蔡京一系遭到杀戮和驱赶，但其基础太过庞大，不管在汴京还是在地方，都有着强大的势力。现今蔡京一系承担了大宋陷入深重危机的全部责任，其变法策略和新政政策正在陆续废弃和修改，由此牵连到了文荆公，他的新学理论和由他提出来的新政策略也遭到了质疑。”

“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以文荆公的新学为官学，继续推行文荆公的新政，显然不合时宜，不但得不到汴京的支持，也得不到北方士人，尤其是元佑党人的后代以及他们的门生故吏的支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这么做也等于是在为蔡京辩护，为蔡京恢复名誉，为蔡京的新政辩解，这是逆流而上的行为，必将遭到全天下人的反对，其后果可想而知。”

“至于旧党，不管是元佑党人还是元佑学术，都是坚决反对变法，或者反对王安石的新政，所以，元佑学术和元佑党人更不能用。”

“我们要坚持变法，不变法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兴之期，但反对变法的元佑党人和元佑学术不能用，新党人士和新学也不能再用，我们必须起用一种全新的学术理论和以此种学术理论为基础的变法策略。”

李虎眼前霍然一亮，顿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赵明诚的变革思路果然与众不同。

“叔父，你刚才不是说，要坚持以新学为官学吗？”

“我说的新学，不是文荆公的新学，而是一种全新的学术理论。”赵明诚笑道，“即使要用文荆公的新学，那也只能是借鉴，或者干脆改头换面，用文荆公的新学为内核创造一种全新的学术。”

“当年文荆公为了推行变法，创立了新学，而更早的大汉王朝，董仲孙更是创造了新儒学以配合汉武帝的变革。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凡变法必须以学术思想为基础，并以此学术思想培养实施新政的人才，这是变法成功的不二法则。”

“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继续用文荆公的新学和他的新政来变法，显然不行了，前有党争之祸，后有蔡京之败，文荆公的新学和新政在大宋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强行推行势必引来巨大的阻力，即使那些有心变法的人，也会因为昔年的仇怨而抵制变法。”

李虎连连点头，非常同意赵明诚的说法，但虎烈府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变法创造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吗？这显然不可能。

“叔父，你的学术思想是什么？”李虎望着赵明诚，心想你在这件事如此用心，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学术推出来？如果你有自己的学术思想，那我不惜代价也要让它成为官学。

“我？”赵明诚略感惊讶，随即明白了李虎的用意，和李清照相视而笑。李清照在得到李虎的承诺后，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也逐渐接受了赵明诚的说法，的确，目前情况下若想尽量避免党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新旧两党全部排除在朝堂之外。

“我学的也是文荆公的新学。”赵明诚说道，“不过，我主要从事古经文的研究，多年来，我也有一些心得。”

赵明诚虽然学的是文荆公的新学，但主要搜集金石铭文，研究古代文字，从事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等工作，说白了就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

大宋自立国以来就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热潮，前有欧阳修的《集古录》，今有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正因为如此，赵明诚对古经文有很深的研究，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大宋历代皇帝尤其是当今的太上皇，对恢复礼制非常热衷。其实恢复礼制是个借口，某种程度上是大宋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改造愿望，希望儒学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能为大宋国策的修正提供理论依据，继而帮助大宋用更好的国策发展强大。

赵明诚把自己多年来对古经文的研究、对新学理论的研究和对变法得失成败的总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文荆公的变法侧重于财经改革，疏忽了政治改革。大宋变革从文荆公的熙宁变法到蔡京主政，新法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实施了五六十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赵明诚把自己对新政的看法说完之后，李虎有些疑惑了，变法的目的不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嘛，为什么还要注重政治改革？

“大宋的危机从表象上看，主要是财政危机，其实往深层次看，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则是来源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赵明诚说道，“变法不去解决危机的根源，却一门心思想从表象上解决问题，那变法不可能成功。”

这话有道理。这就象一个人生病，治标不治本，甚至舍本逐末，那病当然越治越重。李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当即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叔父可以详细说说吗？”

“王荆公的变法思想叫权时之变。”赵明诚解释道，“荆公在地方上做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官，对权贵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对中小富豪地主的破产，对百姓在赋税重压下的困苦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大宋财政危机爆发后，要求变革的思潮开始在朝野兴起，其后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庆历变法，而荆公也由此产生了变法强国的想法。”

“记得当时荆公写了一份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份奏章里，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变法措施，但他明确指出了当时国政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变法的必要和变法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当时的危机是‘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是以变法势在必行。他认为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关键在于增加财力。他后来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措施都是以此为目标。”

“为说明变法的合理性，荆公提出了‘权时之变’的‘先王之政’说。”

“所谓权时之变，就是根据时代变化而修正先王之礼法，这是先王礼法中原有之意，而先王之政在则于运用礼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治国，缺一不可，但是先王所用礼法都是根据当时需要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变化，礼法也会产生弊端，不合时世，后人应当‘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